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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我们需要的不再是希望，而是一种细致的、摆脱希望的方式。
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曾这样写道。当我们还在冥思苦想这种方式是什么的时候，75岁的拉图尔已溘然长逝。
70年代至80年代，拉图尔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发表了与史蒂夫・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以及《科学在行动》等著作，并成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的创始人之一。2000年代以来，拉图尔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巨大转向，他开始关注人类世背景下的气候危机问题（他称之为“生态学突变”，即ecological mutation），詹姆斯·洛夫洛克的盖娅假说则成为了他此后持续的学术参照物。2020年伊始，拉图尔对环境问题的关切延伸到了对新冠疫情的思考中，他把气候问题和疫情看作是“两个互相嵌入的楔子”，前者关于人类如何深刻影响了环境，后者则关于环境改变人类。
以跨学科著称的拉图尔是当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可能也是受误解最多的一位，毕竟他的著名观点“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的”看上去后现代意味十足，还留下了一连串的疑问：被谁制造的？科学并不真实吗？拉图尔信奉不可知论吗？
借由拉图尔此前的作品与访谈，我们可以一同澄清这些误解，并回顾他为反思气候变化、新冠疫情以及我们所处的世界带来了什么。
“从未现代过”与气候危机
即使是从字面来看，拉图尔的那句“我们从未现代过”就足以反驳“后现代”的批评了。之所以说“从未”，而不是“已然跨过”，是因为现代性本身建立在名为“纯化”的虚假实践之上——自然和文化被区分开来，大气层上的科学策略和国家首脑热衷的事务分属于天秤两边。然而，这一界限并不存在，它们本来就是混杂交融的。
既然如此，不管是认为文化被自然决定、科学可以客观认识自然的实证主义，还是认为科学是人为制造的建构主义，在拉图尔看来就都值得反对。拉图尔转而强调一种无法被还原到任意一方的“对称性”，并认为我们属于一个社会物质集合，里面既有人也有非人，既有盟友也有对手。
这种非还原主义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可以用一个精炼的例子来予以说明：当善良的市民拿到一把手枪，他会做什么？如果我们认为科学技术只是道具、自由意志高于一切，那么他就不会开枪；如果认同技术决定论，他便有可能屈于枪的威力扣下扳机——然而，此时的行动者已经不再是枪或者市民，而是两者的复合体，他们会互相影响、产生难以下定论的结果。当行动者不断叠加，最终形成的就是我们栖居的盖娅地球，它不是伽利略设想的 “惰性物体”，而是绽放出种种不可预测的联系的场所。
可是，我们真的看不出这种区分的虚假吗？也不一定。人类学家倒是很擅长处理自然-文化的综合体，当他们去到田野，就能利用当地的非现代性宇宙观、把民族神话、系谱学、政体、技术、宗教与仪式全部融进一部巨著。但是，“可惜我们是现代人，没人会像人类学家那样研究我们。”
更加可惜的是，现代人越是认为自然是存在于人类外部的、和社会无关的东西，就越会任由水面之下混种物的增生，而这已经导致了气候危机的发生。在《面对盖娅》一书中，拉图尔描述了多年前看到的一段舞蹈表演：舞者为了躲避让她心慌的东西，倒退着逃跑，但是她又不时转身去看，一次比一次担忧，仿佛这东西就是因为她的逃遁引起的。拉图尔认为，这段舞蹈表达出了某种时代精神——是我们导致了气候突变，起先不予承认，直到最后不得不面对。
然而，由于现代人的思维惯性，我们对气候危机的回应还远远不够。在2018年的著作《脚踏实地：新气候体制下的政治》中，拉图尔忧心忡忡地看到，虽然绿色生态运动自从20世纪70年代就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但至今仍未在政治上产生很大影响。他认为，左派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指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从来就不够“唯物”，它考虑更多的是工人的报酬和工作条件，而不是整个过程对自然的残酷剥削；右派担心的则是降低税收和放松管制，同样没想过这会对地球造成怎样的影响。
难道全球精英们真的那么愚蠢、以为气候变化是假的吗？当然不是，他们知道全球化的繁荣承诺无法实现，由此产生了“世外桃源（out-of-the-world）”的想法，也就是一边嘴上否认危机的严重性，一边大量囤积财富来应对可能到来的毁灭——总之，如果泰坦尼克号正在沉没，投资最好的救生艇就行了。这正是特朗普政府的做法，通过2017年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美国认识到地球不值得为之奋斗，美国需要更为自己着想。然而，借由拉图尔的观点，自认为可以“脱离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也依然属于“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类生存与自然无关的现代迷思。
疫情与病毒：封锁后的思考
在写出《脚踏实地》之后，2020年新冠降临大地。拉图尔发现，疫情后的封锁状态虽然有着诸多不便，却对气候危机中“世外桃源”的妄想有很好的警醒作用。虽然疫情造成的痛苦并不平均，但即便是富人俱乐部的成员也发现自己必须被“锁定”在地球内部，只能生活在陆地之上。种种思考促使拉图尔写出了《大封锁之后：一部变形记》，这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
对于拉图尔来说，封锁的体验与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中主角格雷戈尔的经历非常相似。格雷戈尔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能力、不得不让家人给他送饭，我们也差不多——被迫失去自由、被关在狭窄的公寓或家里。但与此同时，疫情又打破了国家边界仍可以庇护我们的想象，因为病毒可以通过飞沫传播、轻易跨越国境。
失去“被边界保护的自由”，就如同安心在家看恐怖片时却发现鬼近在身旁，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感受。然而盖娅假说再一次提醒我们，地球本来就是一个相互联系但不受管理的活的有机体，它既没有边界，也不存在无限制的自由。疫情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诸如进步、扩张、划定疆域的现代情感并不一定正常，而为什么人类、白蚁、岩石和河流之间的共享关联和关切应该被提上日程。
在这样的图景中，克服疫情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拉图尔提到，我们会发现引起疫情危机的元凶——病毒——就出现在人类内部、用细微的方式侵入人体组织、并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摆脱它，即使平日戴上口罩，吃饭时也不得不摘下来，暴露在某种程度的感染可能中——这再次说明了人们把自然外部化的失败。
正如拉图尔曾经提到的，当气候危机来临，许多人的反应是：“既然威胁如此严重，那我们更要抱紧地球这个系统，要彻底控制它、不让它发生错乱，”疫情却打破了这一幻想。按照罗安清在《末日松茸》一书中的说法，资本主义会通过一系列转译来使非人类存在变为被异化的资源，但松茸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的缝隙中、没有被完全客体化的存在。它气味浓烈，总是唤起复杂的情绪感受，这种感受——用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的话来说——便是“共鸣”，而产生共鸣的事物一定是还未被我们完全了解的。那么，介于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病毒，也是这样无法被掌控的能动者。
拉图尔还替我们指出，之所以历史上爆发过多次瘟疫、人类却仍旧健忘，就是因为病毒被默认为只出现在生物学课本上、存在于边缘地带，然而它已经以全新的语法改变了日常生活（无论是它本身产生的改变，还是它所引起的政治举措）。而即使疫情结束，气候突变也不会结束，为了不重蹈遗忘历史的覆辙，我们必须学会在混杂物中间、在冲突中生存下去。
回顾拉图尔的理论，它们也并非完全没有可批评之处，比如时常被人提及的过于注重实用性和功能性、缺乏伦理思考。美国人类学者基姆·福顿（Kim Fortun）还提出，拉图尔喜欢用一些很大的符号和概念，经常从“疫苗”骤然上升到抽象的“人类世”，这让具体的历史发展、利益冲突变得无从找寻。日本人类学者久保明教也曾提到，拉图尔在对各学科进行讨论时，并没有把“认真”对待这些学科视为前提，他的那些深远影响看上去似乎只是外围的过眼云烟。只有从内部对学科进行重组，对拉图尔的引用才会真正有效。
不过，能让晦涩的技术哲学思考进入更广阔的日常生活、引起学科外普遍读者的兴趣，这已经是他的厉害之处。读过拉图尔的著作，我们也可能发现自己如同变成昆虫的格雷戈尔，拥有了与以往不一样的视角，又或者，我们本来就是昆虫？毕竟，我们从未现代过，也不需要变得更现代了。
参考文献：
《面對蓋婭：新氣候體制八講》[法] 布魯諾‧拉圖 著 陳榮泰 / 伍啟鴻 译 群學出版社 2019-7
《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法]布鲁诺·拉图尔 著 刘鹏/安涅思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4
Bruno Latour. (2021) After Lockdown: A Metamorphosis, Polity
Bruno Latour. (2018) Down to Earth: Politics i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Polity
“久保明教：『Bruno・Latour的入门指南 』（2019）” 进击的世间师
『ブルーノ・ラトゥールの取説』久保明教 著 月曜社 2019-8
【Kyoto Prize Commemorative Lecture】Bruno Latour “How to React to a Change in Cosmology” |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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