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进城打工者们书写的文集《劳动者的星辰》是亲切的，同时也令人感到不安。亲切的是，从这些漂泊在大城市的劳动者的自述中，我们看到了农民工、月嫂、家政工的内部生活；令人不安则在于，这些表达与我们以往想象中的有很大不同。

诗人于坚曾将工人诗歌形容为具有身体性的、动手的，以此区分于学院书斋的写作，《劳动者的星辰》也呈现出了明显的身体性与动手感。从家乡来到大城市、几经起落的作者们，用富有经验的口吻讲述自己的见闻与在城市的窘境时，并不扭捏，甚至会探讨起自己未来的出路是否划算——这同样是令人亲切又令人不安的。

“踏踏实实做农民” 

在《穷孩子的学费》一文里，姐弟俩同样面临辍学的困境，于是想出用蜈蚣与黄鳝换学费的办法，结果姐姐的蜈蚣被老鼠偷走了，弟弟的黄鳝溜走了又复回来。像下赌注一般地，蜈蚣与黄鳝的习性造成了姐姐辍学、弟弟复学的不同命运。

《红薯粉条》写的是“我”与家人收红薯、制作和贩卖红薯粉条的经过，其中的劳动者尤其是女性劳动者，并不是坚强、朴实的铁娘子形象——“我”是一个怕鬼的小女孩，害怕红薯地里的饿死鬼会前来纠缠，有时又显得富有生存智慧，在妈妈不肯降价时随机应变，获得更多顾客。妈妈在卖粉条时也懂得找有单位的工人作为顾客，因为拿工资的人才舍得买东西，东奔西走的打工者更心疼钱。《大哥哥的梦想》一篇中，不切实际想要搞发明创造制作飞机的大哥哥在梦想破灭后，决定以后“踏踏实实做农民”，好像“踏踏实实”是劳动者的第一属性。

到底什么叫做踏实呢？应是不好高骛远，少点虚无缥缈的幻想，本分地做好自己的事，又或者是对罚款或鄙夷不抗拒不做声。然而，让劳动者形象真实可感的，正是这些从踏实印象中旁逸斜出的精神。

《工棚记狗》这篇文章里写了工地的工人养了一条流浪狗，养大了养肥了是为了找乐子，而不是像路人理解的要给它煮了吃；《记鼠》讲工人又养了一只皮毛油亮的硕鼠，为的是让一模一样的生活稍微有点区别，而这一点乐趣是很难被外人理解的。

工棚的狗与鼠消失之后，工人的感伤与工棚的简陋环境、漂泊无定的打工生活显得格格不入，因为这里的信条本应是，有东西吃、有地方待就够了。这种不协调与惊奇感也出现《穷孩子的学费》里，十二岁的小女孩走在路上，突然大哭不停，既然没有缺少吃喝或跟家人赌气，为什么要大哭不停呢？第一人称的讲述向人们袒露了“我”的内心，而这种接近也流露出丝丝不安：“我”对自己的命运有如此清晰的判断，接下来不仅仅是学不能继续上了，从此之后也不能再亲近文字，将要荒废难得的天赋。可是，十二岁的小女孩有什么天赋或命运可言呢？工棚里的狗和鼠又能培养出什么样的特别的情感呢？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哭泣和亲热难道不会有点过分感伤了吗？

比起劳动过程的不踏实——这通常体现为正面的机灵，懂得寻找路径方法——更让人不安的，是乐趣与梦想的不踏实。情感的清晰与细腻也同样挑战着踏实的印象，在工地漂泊想要养老鼠的男子和想要用文字谋生的女孩，他们以鲜明的快乐和悲伤刺穿所谓“踏实”的面目。

有经验与挨欺负

与一般专业写作者非常不同的是，《劳动者的星辰》的作者们确实有身体力行的具体专业与经验，他们懂得制作粉条的工序，知道樟木箱子是怎么从大树上剖板的，也晓得棉花上的棉铃虫要如何除掉。一方面，这些经验在日复一日的谋生操练中习得；另一方面，躬耕亲作也成为他们朴素地思考与行事的基础。

比如《大部分老实人的结果是什么》一篇就体现出了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朴素认知，贪便宜的、多拿土豆的村民不得好死，被占便宜的村民寿考九十。这种朴素的经验就像韩东诗中描绘的那样：

“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至少我不那么无知/我知道粮食的由来/你看我怎样把清贫的日子过到底……而早出晚归的习惯/捡起来还会像锄头那样顺手。”

既来自对庄稼和土地的认识，也来自对清贫日子的体悟。当然，我们或许不应当将这种经验看得过于富有诗情，看天吃饭有与自然亲近、怡然自得的时刻，也充满“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的忧虑，正如《劳动者的星辰》中不乏老天不照应穷人的悲叹。

也正因如此，面对文明过度的市民与常识距离太远的生活，他们时而透露出不适与天真，时而掩饰不住怀疑。混迹于旧市场的妇女自称自己长了一张永远也当不上小三的脸，因此才能和更多人产生交情（《北漂们的日子》）。面善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雇主评语，因为面善一些妇女才成为家政工，掀开不同家庭私密的帷幕，见识到最隐秘奇特的内景。集子中一位作者写，自己需要周旋在老板的正室夫人与不同情人之间，陪他们打牌买包买表，在恰当的时候轻声恭维或保持沉默是她生存的智慧（《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在高级小区带孩子的育儿嫂看到了所谓中高级商业生态的浮夸怪异：小区里有钟点工上门帮人遛狗，宠物医院经营着昂贵的宠物美容与服装项目，养生美容院里有美女前来做美臀项目。虽然育儿嫂与这家人居住在一起，但她很明确自己与小区外面卖梨子的小商贩才是一样的身份。（《高楼之下》）

虽然练就了许多智慧和经验，但不可否认的是，背井离乡的人挨欺负是常有之事，不少作品都详细展现了这些进城务工者是如何挨欺负的：在街上卖粉条，被公家人当街收走了粉条；在餐馆打工，被烧身份证或被拖欠工资；妇女们更加难过，不仅要操劳生计，还要面对丈夫的拳打脚踢。

如果将挨欺负看作成功必经的曲折过程，这并不难接受，怀揣着贫富常交战的心理才令人难熬。一些篇目在回望往昔慨叹道，当初那些令人激动的创业或买房的念头，之后都化作了灰烬，再重新开始时，唯一的不同就是人变老了，身体变差了。人生已经不起反悔、不能再做错选择，可能是萦绕在这些文本中的最重要的焦虑，而这一点又具体体现为人物对能挣多少钱、有没有保障（例如五险一金）的敏感，对划算实惠的衡量。一个生动的细节是，一位月嫂在等公车上户时，看到了同她一样的外来务工者，时值五一，她心想着，放假哪有赚钱实惠呢。 

仿佛隐喻人终将脱离故土似的，《三个人，一棵树，四十年》里有一棵会流血的树，也离开了自己扎根的土地。这棵树被几个青少年无意间发现，他们将这棵树当做极其稀奇的宝贝，在树下相聚玩耍，度过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成年之后，他们进城漂泊谋生，而这棵宝贝树也被城里的人开吊车移走了。他们想要守住一团模糊的、愉快珍惜的童年记忆，最终却还是消失了，这对在城里车间做工的主角来说，宛如抽去了魂魄。 

当然，《劳动者的星辰》里的一些篇目在语言和叙述上还不够成熟，流露出挪用他人语汇来形容自己生活的痕迹，有时流于油滑也不够准确，但独特的视角和坦诚的语气会弥补这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