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陈琼烨

在来到惠灵顿天津校区工作前，Julian Jeffrey已经在英国惠灵顿公学工作了18年，先后担任过历史部主任和助理舍监。

惠灵顿公学于1859年宣告成立，是维多利亚女王为纪念大不列颠军事家、并曾两度任英国首相的惠灵顿公爵而命名，是英国最大的世界顶级贵族名校之一。2011年8月，惠灵顿公学在天津开设其首个中国分校。

Jeffrey和中国结缘于2012年。当时，他作为英国惠灵顿公学年度评审团的一员来到天津考察，后又作为交换教师来天津交换一学期。时任天津惠灵顿学校的校长希望他留任，Jeffrey欣然答应。

对Jeffrey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他的父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曾来中国工作，表兄于1997年来上海工作，Jeffrey本人也曾多次来到中国。

采访中，Jeffrey多次强调自己历史系学生的身份。从初中起，这位英国男孩开始痴迷历史，即使当年的历史课老师无聊透顶，也不妨碍他对这门学科的热爱。大学毕业时，选择教育行业也更多是为了能够“谈论历史”。

从历史老师，到助理舍监，再到国际学校校长，Jeffrey说，校长是最孤独的老师。在新冠大流行下，作为一所学校的掌舵者，眼前并非一片坦途。幸运的是，惠灵顿学校各地校长间的相互交流、鼓励让Jeffrey撑过了那段最难的时期。

他不掩饰对好学生的喜爱，但那些成绩稍显逊色、活泼或是有着古灵精怪想法的学生也让他难忘。他认为一名教育者的职责不仅仅是帮助那些聪明孩子进入顶尖大学，更是要关注每一位学生，使他们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天津之外，惠灵顿（中国）集团还在杭州和上海设有学校。2016年，惠灵顿（中国）开启“双文化教育”，先后在上海、杭州建立了面向中国籍学生的惠立幼儿园和惠立学校。最新一所南通惠立学校已于今年秋季正式开校。

今年8月，Jeffrey被任命为集团首席总校长，新的职务让他有了更多施展空间。他笑称，唯一的缺点可能是不能每天都待在学校，像以前那样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但在教育者这个岗位上，他说，从来没有一天感到过厌倦。

以下是采访实录，刊发有所删节。

界面教育：自你2014年加入天津惠灵顿以来，八年时间里，中国内地的国际教育发生了哪些变化？

Jeffrey：变化真的很明显。最初，家长和学生有想去国外读书的想法，但途径相当有限，对国际教育的理解也很有限。现在最大的变化之一是，他们对国际教育有了更成熟的了解，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也更多了。此外，父母越来越关注孩子是否适应学校，学校能否满足孩子的需求。

界面教育：你接触到的家长中，存在名校情结吗？

Jeffrey：如果家长本身在生活和工作中有雄心抱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学业上有出色成就，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想法。在天津惠灵顿时期，每次举办家长讲座和开放日时，我总是对家长说，他们和孩子的梦想就是学校的梦想。如果梦想是进入常春藤联盟、牛津剑桥这类世界上顶尖大学，学校会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梦想。

但家长也需要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去顶尖学府。那些可能申请常春藤的学生，最终去了不错的艺术类院校，因为他们对艺术有热情，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也是最适合他们的旅程。

界面教育：有报告显示，过去五年间，全球范围内K12国际学校集团入学率增长七成，据您观察，集团化办学存在哪些优势？

Jeffrey：集团化办学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有很多。从家长角度来看，集团化学校品牌通常有更高知名度，因为它们存在于不同城市和国家。知名度对家长来说往往很重要。

新冠大流行期间，作为校长管理一所独立学校，比在一个集团内管理一所学校要困难得多。尤其是新冠爆发初期，校长的处境是非常孤独和困难的。没有人知道政策是什么样，比如教师是否可以旅行，是否可以让新招聘的教师入境等。

但在集团化学校里，我可以打电话或发邮件向其他校长询问意见，我与英国和曼谷的学校都保持着联系，面对新冠，他们有着和我们不同的应对经验。我从其他学校的同事那也得到了很多帮助和支持。这种体验是非常珍贵的。 

我无法想象，在这样的困难时期，如果作为一所独立的学校，在招聘新员工、招收学生、维持学校正常运营等方面需要做多少挣扎。

界面教育：当下国际关系及疫情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惠灵顿学校在师资招聘方面是否也遇到了问题？

Jeffrey：我们的外籍教师和本地教师比例非常平衡。确实，过去几年，从中国以外的地方招聘人员并不容易。但我认为，只要集团和学校的声誉足够强大，优秀的教师就会愿意来。

界面教育：惠灵顿学校外教流失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你们是如何降低师资流动率的？

Jeffrey：教师在这里获得的工资和福利是非常好的，同时，他们在学校构建了一种相互信任和尊重的文化。我认为教职工在一个办公文化与自身价值观相契合的地方工作，就会待得更久。反之，离开就变得越来越容易。

界面教育：在此前采访中，你指出增加师资稳定性要从招聘环节开始，如何识别和学校价值观一致的老师？

Jeffrey：惠灵顿学校有五个核心价值观，分别是勇气、尊重、正直、善良和责任。我们会在招聘环节强调这些价值观。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与教师面对面交流也非常重要。在面试中，有一部分基于价值观的问题，比如我们会假设一个场景，看他们如何应对。

几年前，我面试过一位在中国工作了很久的教师，曾在一所非常优秀的学校任教。我问他，请告诉我一些你班级的考试情况，以及你如何鼓励学生取得好成绩。

他说他去年带过一个班，共有14个学生，其中10个人去了牛津、剑桥和常春藤盟校。我问，那另外四个人呢？他们的平均成绩如何？他回答说，其中两个的成绩有点令人失望，但这是他们应得的。

我当时就觉得，作为一位老师，这样说很不合适。他觉得自己没有责任把孩子的成绩拉到一个更高的等级，或是督促、鼓励他们得到一个更好的成绩。他可能是一个出色的老师。对一些学生来说，也可能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老师，但他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

界面教育：当前大环境下，部分K12国际学校会增加双语教师的比例，你怎么看待双语教师的价值？

Jeffrey：双语教师在国际学校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带来了文化多样性，同时能够理解当地学生，这是非常宝贵的。 看到双语教师用非母语教授一门高度学术性的科目，就像他们自己的母语一样流利，这对学生来说是很鼓舞的。我向任何有足够信心并喜欢在国际学校环境中工作的双语教师致敬，因为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界面教育：作为教育者，你希望学生身上具备哪几个品质？请用三个词概括。

Jeffrey：有好奇心、同理心，对生活怀有梦想。

界面教育：你是高高在上的“威严”形象吗？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是否也会带给自己一些新的发现和思考？

Jeffrey：我曾经有“暴躁老师”的名声，但那只是因为我故意装出来的样子，实际上我并不是。

与学生相处是一件有启发性和鼓舞性的事。我记得我毕业后任教伦敦一所女校，女孩们学习很勤奋。对她们来说，来了一个年轻的男性教师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因为这所学校几乎没有男教师。刚开始我很担心，怕他们认为我不像一些女教师那样严格，也担心她们对我的课程挑毛病。

但我发现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这些学生非常有趣、聪明，在和她们的交谈中，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流行音乐的知识，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可能是永远也学不到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当年她们教给我的这些东西很有趣。它使我保持年轻。

界面教育：你曾提到，国际学校不能是一座“孤岛”，融入当地社群很重要。你是如何实践这一想法的？

Jeffrey：如果学校成为一个排他性的地方，那么孩子就会失去很多真实世界的生活经验。我在天津惠灵顿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且欣慰的是，天津人觉得这所学校是属于这座城市的，就像学校觉得它也属于天津一样。

我们希望当地家庭能与我们有互动，比如校园开放日，当地居民可以进来参观学校，观看我们的演出和音乐会。我鼓励老师和学生去外面多看看，和不同的人交谈，尝试去了解他们，这样就能学会如何尊重别人的想法和感受。

界面教育：此前你是惠灵顿天津校区的总校长，今年被任命为首席总校长，此番身份的转变带来了哪些新的感受？

Jeffrey：也许新工作的唯一缺点是我不能每天都待在学校，因为我现在在集团办公室工作，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

现在，我所得到的是与校长们、高层管理团队一起工作的机会。对于一个曾经是历史教师的人来说，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做出一些决策并帮助学校，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界面教育：在教育界几十年，产生过厌倦吗？

Jeffrey：在我的工作生涯中，没有一天是无聊的。和学生、家长、学校领导以及年轻的同事们一起工作，和这么多拥有不同生活经历和背景的人相处，我永远不会感到无聊。

我在英国惠灵顿学校教了18年书，如果你问我，每年教同样的东西不觉得无聊吗？我从不觉得。你可能会教同一个话题，但你教的是不同的人，他们对这个话题的反应完全不同，对这个话题有不同的想法，你永远不会看到同样的事情两次。

界面教育：在你的学生时代，是否有对你影响深刻的老师？

Jeffrey：初中时，有一个叫斯诺的历史老师，说实话我不知道他是否是一位优秀的老师，但很有趣，他讲的城堡知识让我印象很深。由于我一直对历史这门科目最感兴趣，所以对我来说，这门课教学的好坏并不重要。

在我进入教育领域前，我几乎没做过除了学历史以外的事。

我父亲非常希望我成为一名教师。他本人从事销售，在一家农业化学公司工作，八十年代来过中国工作。我记得上大学时，身边很多朋友都去做了律师和会计，我还没准备好进入职场，想的只是在大学里学历史、谈论历史。有人建议我去教书，于是我申请了师范学院，成了一名历史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