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燃次元 陶淘 马舒叶
编辑 | 曹杨
每天清晨7点,26岁的胡亚涛会准时戴上头盔、穿上外卖员专属配送工装,骑上电动车,与城里无数外卖员一样,鱼贯涌入街道,开启一天的配送工作。
但与无数健听外卖员不同的是,胡亚涛是一位听障人士。
不记得有多少次,骑着电动车穿行于街头巷尾的胡亚涛,因几乎听不见汽车或电动车的鸣笛声,在遇上不打转向灯的车主时,一次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又或者,当发信息与顾客沟通,而没及时收到对方回复时,胡亚涛只能采取打电话、接通后3-5秒挂断,再发信息的方式,告知顾客“我是一位聋人骑手,请记得及时取餐”。
在众多人看来,听障外卖小哥在送餐时遇到的艰辛与挑战,远远大于健听骑手。但在胡亚涛看来,骑手生活却让他感受到了更多的“阳光”。
“我偶尔会成为全平台包括健听骑手在内的‘月单王’。拿着24万元的年薪,依然能有时间打游戏赚外快。”
秉承着“独乐不如众乐”的胡亚涛,先后把这份工作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85后的刘岩与90后的王鑫。于是,今年,刘岩与王鑫也正式成为了外卖小哥中的一员。几个月的功夫,两人的月薪虽不及胡亚涛,但也能赚近万元。
事实上,除了外卖小哥这一职业,厨师、面点师、按摩师、家政人员甚至网约车司机在内,也都能看见听障人士的踪影。他们凭借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与数倍于健全人士的付出,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微薄之力,也收获了"新市民"这一称号。
《2022新市民金融服务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新市民人口数量在3亿左右,在我国总人口中占比约20%,是社会新经济、新消费中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
然而,尽管高新技术产品的不断迭代,如高品质助听器、语音与文字自由转换的聊天模式、AI语音电话等,确实在一定程度提高了听障人士依靠科技、信息等辅助手段,融入各行各业的便捷性。
但相较于健听人士而言,他们所面临的挑战犹在。
或许,社会在给予新市民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还应“看到”那些特殊需求。
01、年入24万元的“单王”
在与胡亚涛面对面的文字“交谈”过程里,燃次元在偶尔的对视中,看到了他眼神里洋溢的快乐与自信。
2岁时的一次发烧经历,夺走了胡亚涛大部分的听力,使他成为了一位后天失聪的男孩。但性格开朗的他,不但没有觉得自己异于常人,反而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烹饪”、“外卖”与“女友”,是让胡亚涛变得活泼开朗的三个关键词。厨师与外卖骑手,是他先后能够自食其力的物质保证,而相伴7年的女友,则是他的精神支柱。
2020年,彼时的胡亚涛还是河南老家一家西餐厅的厨师。但由于疫情对餐饮业的一些影响,薪资大打折扣后,胡亚涛先是决定辞去餐厅的工作,后毅然决然选择成为一位“北漂”,开始了外卖小哥的工作。
众包与专送两种外卖模式,胡亚涛都曾尝试过。
“2021年,我在平台做众包,虽然客单价较低,但单量会高一些。一天送出100单,一年挣了24万元。还经常冲上平台的外卖榜单,甚至夺冠。今年,我从众包换成了平台专送,单量少了一些,一天大概能送出60单左右,但相对也轻松了一些。”说到这里,胡亚涛还主动打开了外卖平台当日午高峰的送单记录,短短40分钟的时间里,他已经送完了11单。
谈起个人业绩,胡亚涛的神情中满是骄傲。那种仿佛生活中被隐藏了许久的、渴望与健听者交流的欲望,终于在此刻得到满足。
“外卖一职虽然辛苦,但解决了我们的温饱问题,给了听障人通过努力奋斗而自给自足的机会。”对于这份充满包容的职业,胡亚涛心存感激。
但不得不承认,对于听障人士来说,外卖小哥这一职业,不仅辛苦而且“高危”。
因为听不见汽车鸣笛声,在刚刚成为外卖小哥的前几个月里,胡亚涛只能极力熟悉方圆几公里内的路障环境,以避免交通意外。
除此之外,其面临的另一大挑战,则是与顾客的沟通。
“我用的是苹果手机,外卖平台推出的AI语音电话,目前只支持安卓版本,所以,我每次和顾客沟通时,还得像两年前一样,逐字地打出来。”胡亚涛坦言,尽管自己打字的速度有了明显提升,但当顾客没有及时回复或填错地址,需要与顾客反复沟通时,超时、差评也就此产生。
“差评、扣钱,肯定会让我心里觉得不太舒服。但更多时候,顾客一句简单的夸赞,都会深深地鼓舞到我。”
来自顾客的鼓舞,不仅让胡亚涛感受到了送外卖的乐趣,也一直激励着他更勤勉地工作。而两年半的外卖小哥经验,在让胡亚涛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金源附近14位听障外卖骑手的负责人的同时,也成为了许多听障外卖员眼中“大神”级的人物。
除此之外,胡亚涛还有着自己的“兼职”,“我从每天早上7点开始接单,一直到晚上10点闭单。在这期间,我会经历上午与下午两个外卖低峰期。低峰期的时候,我就会打开魔兽世界,赚一些点卡钱,然后放到拍卖行去卖,有时候一天可以卖300-500元。”
在许多人看来,胡亚涛当下的生活,于一位听障人士而言,已足够令人艳羡。不过,他对未来的憧憬并不止于此。
“我从未放弃我的厨师梦。”胡亚涛告诉燃次元,从凉菜师到厨师,再到厨师领班,在老家时的自己,已经逐渐在烹饪行业站稳了脚跟,“之所以来北京,之所以送外卖,都是餐饮行业不太景气下的迫不得已。有朝一日,我还是会回到河南老家,继续当厨师,进一步精进自己的厨艺。”
梦想之外,在未来与女友过上更富足的生活,也是胡亚涛勤奋工作的源动力之一。
在翻阅胡亚涛的短视频账号时燃次元发现,其日常分享的内容,除了围绕送外卖、烹饪等内容外,就是与女友的恩爱日常。
胡亚涛与女友相识于学生时代。与胡亚涛几乎没有听力不同,其女友只有轻度的听力障碍和语言功能障碍,但基本不影响正常沟通。
燃次元了解到,从河南到北京,他们一起打拼,直至今天,二人已经在一起整整7年。在这7年里,女友不仅帮他拉近了与这个有声世界的距离,也让彼此因聋哑而造成的困境以及心灵上的创伤感,得到了慰藉和消解。
02、每月挣8000元,我将5000元给了家人
90后小哥王鑫,是遗传性先天聋哑人,也是胡亚涛的朋友。
北漂数年的他,曾经辗转于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通州区等多地的酒店做客房库管等工作。2019年,因在酒店工作仍有余力,王鑫开启了短暂的边在酒店上班、边兼职送外卖的生活。
2020年,受疫情因素的影响,王鑫工作的酒店生意受到了明显的冲击。而王鑫的收入,也随之大幅下滑。直到2022年5月,在胡亚涛的“安利”下,王鑫选择辞掉酒店的全职工作,将原本的兼职“扶正”。
但刚刚全职送外卖的王鑫对于外卖专送模式并不适应。
“专送模式每天有排班,每月工作需达到28天才算全勤。如果达不到全勤,当月每单就需要扣掉0.5元。但我经验不足,单量较少,所以起初赚得并不多。”王鑫回忆表示。
除此之外,专送对送单的效率要求更高,但到了用餐高峰时段,餐厅的出餐速度比预期慢,留给外卖骑手的时间,就大幅度减少,“但对于我们听障骑手来说,提升送餐速度的难度远远大于健听骑手,我特别希望商家能够按能力接单,保证一定的出餐速度,给我们多留出一些时间。”
“熬”了近一个半月后,随着送餐经验的增加以及胡亚涛的指导,王鑫用上了智能系统,不仅更加了解接单与配送路径,也让线路变得更加“安全”。
在与燃次元交流时,王鑫还兴奋地介绍了这个给听障骑手带来福音的AI语音电话。
对于使用安卓机的王鑫来说,“平台开通的AI语音电话,可以将我们的打字内容转为AI语音,再拨打给顾客。顾客接听后将他们的回复再次转译成文字实时发给听障骑手,节省了顾客没及时看信息耽误的时间,大大降低了我们的沟通成本。”
图/某平台为听障骑手提供的AI语音电话 来源/王鑫
然而,尽管AI语音电话确实提高了“王鑫们”的送单速度,但其存在的弊端与挑战,依旧尚存。
首先就是,AI语音电话作为聋哑人的辅助沟通设备,在健听人的概念中还并不普及,“我经常会遇到用AI语音拨出电话时,被顾客认为是广告而立刻挂掉的情况,这时我就只能再继续打第二次,需要一直等到对方语音回复后,再发送文本信息。”
除此之外,AI语音电话本身也并不成熟,“有时错误的转换反而会降低沟通效率。比如,顾客问‘我的外卖到哪里了?’,AI会转译成‘我的外卖……拿……来……去’。这时就需要我们重新用文字沟通。”谈到这些bug,王鑫无奈地笑了。
“我和很多小伙伴都希望,外卖平台能够在外卖骑手的头像后面打上听障标签,能让顾客在骑手接单时,就看到这个标识,这样就免去了很多前期的沟通障碍。”王鑫恳切地建议。
不过,虽然困难重重,但对于入行短短5个月的王鑫来说,拿到8000元月薪已经很是知足。“我如今的接单量,大概在50-60单/天。健全骑手的接单量,大抵也不过如此。接下来我的目标就是,努把力,争取早日月薪过万。”
燃次元了解到,对于这8000元的支配,其中,1300元用于支付房租,1000元左右是王鑫的个人生活费。
“每月固定5000元转给爱人,如果还有结余,我还会不时买些小玩具给我女儿。”提及同为听障人士的爱人,王鑫满脸幸福,“我妻子现在全职带女儿,女儿6岁,还没上小学。我很明白,现在和将来的花销肯定会越来越多,所以我需要多挣一些。”
“等大环境稳定了,我还是希望回酒店工作。毕竟,外卖骑手对于听障人士来说,风险还是高了一些。一家人在一起,给妻子、女儿一份安全感,也是很重要的事。”
下个月,王鑫已经规划好了一天的假期,打算全家陪女儿好好过一个生日。
03、33岁辞职成“北漂”,“我决定不走了”
33岁的听障人士刘岩,也在老乡胡亚涛的影响下来到的北京,并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
“老家没活干,听说来北京做骑手很挣钱。”燃次元了解到,同样因发烧而聋哑的刘岩,来北京之前,一直在河南老家的工厂做工人。但因疫情等原因,工作受到了影响,待遇也相应有所减少,“每天上班12-13小时,但拿到手的工资却从5000元骤降到3000元。”
而一次在刷朋友圈时,看到老乡胡亚涛记录骑手生活的照片,刘岩暗暗心动,最终决定辞职成为“北漂”。
刘岩将早早来到北京的胡亚涛称之为“大神”。在“大神”的教学下,刘岩一早便熟知了听障骑手送外卖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用几天时间,熟悉了骑手后台的接单流程,并把接单范围缩减在了租住地点5公里范围之内。
在熟悉外卖骑手生活的前两个月,刘岩每天7点就到外卖站报到,之后迎接每天的早高峰。
但对于听障骑手而言,最怕的就是高峰阶段。“导航不准导致超时,却因无法直接给顾客打电话解释,造成差评。”对于尚不熟悉北京街道情况的刘岩来说,即使足够小心,还是在2个月内遇到了不少意外。
“一次午高峰,由于顾客下单时填写的地址不准确,导致我跑到了错误的地点。本来午高峰订单就多,骑手送单就要分秒必争,而我又恰好迷了路。”眼看着订单可能要超时的刘岩,时不时就看一眼系统为听障骑手专设的短信提醒,但却一直未收到顾客的回复。
彼时的刘岩,只能比划着恳求大厦旁的保安帮他打电话给顾客解释情况,当他终于到达指定地址时,依旧没能逃过晚点。
类似令刘岩沮丧的经历并不算少。此外,“将餐放到指定外卖存放货架后,由于顾客没有及时查看短信,而频繁收到顾客电话,最终却因‘口不能言’被打差评”的情况,更是家常便饭。
不过经历的事情多了,刘岩也逐渐适应了外卖骑手的生活节奏。对于不熟悉的街道,他会求助经验丰富的胡亚涛帮他指路;对于不知道他是听障骑手的顾客,他会更耐心地一遍遍用短信沟通;也会在午高峰结束后简单吃个午饭,稍作休息。
“遇到接单量多的时候,我也会吃点好的,给自己改善下‘生活’。”刘岩表示,基本晚上10点左右,忙碌的一天便会接近尾声,“当然也会有例外,比如碰上节假日,则会忙到12点之后。”
虽然辛苦,但这样的生活让刘岩感到喜悦和满足,“我决定待在北京不走了。”刘岩表示,做骑手的第二个月,到手工资就有一万多元,比在老家多了很多。更重要的是,他不用再待在老家的工厂里,接受每日13个小时固定工作的生活,而是拥有了“想接单就接单,不想接单就关闭系统”的自由。
最令刘岩开心的,是每个月偶尔的休息日,和其他听障骑手一起感受生活的时光,“去欢乐谷玩飞车、去三里屯看流光溢彩的灯光或者什么都不干,只看车水马龙,都是老家不多见的新鲜与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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