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尹清露

编辑 | 黄月

《瘟疫之夜》

大瘟疫、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侦探小说、具有福尔摩斯精神的苏丹公主……这些互相缠绕的主题如何出现在同一部作品中？在土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新作《瘟疫之夜》中，他探讨了政治动荡、宗派主义和流行病等重大议题，这也是帕慕克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小说。

帕慕克本人认为，《瘟疫之夜》“既是一部历史小说，又是以小说形式写成的历史”。故事发生在虚构的明格尔岛，这个岛屿却属于真实的奥斯曼帝国，小说的叙述者米娜并不存在，她却与帕慕克的观点紧紧相连。1901年，为了平息岛上的瘟疫、解决卫生总督的神秘死亡，帕克泽公主和她的丈夫努里医生来到岛上，短短六个月内，他们被卷入了岛屿艰难实现主权的过程，直到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宣布着：“明格尔岛万岁！自由万岁！”

在准备这部小说之初，新冠疫情还未来袭，在创作期间，帕慕克也尽量不从这次疫情中直接取材，而是以历史的声音谈论强制隔离和禁闭措施。与现实隔开距离，反而更能映照现实，就如他在采访中所称，“西方人说穆斯林没有采取太多预防措施，他们是宿命论者。我想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说？靠着这句反驳的话，我构思了这部作品。”

《女孩，女人，其他》

《女孩，女人，其他》是一部关于英国黑人女性的群像作品，它有着庞大繁忙的根系——12位背景各异的角色穿梭其中，从前卫先锋的剧作家阿玛，到严厉古板的中学女教师和新生代平权少女，每个人物都有其缺陷和魅力，也都互相依靠着彼此。它也有松散的、介于散文和自由诗的文体——一句换一行，句尾没有标点符号。

本书是2019年布克奖的获奖作品，作者伯娜丁·埃瓦里斯托也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性得主。这位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剧作家便是阿玛的原型，她性格张扬，喜欢穿哈伦裤，涂粉色唇膏。终其一生，她都在书写非裔族群的移民史和身份认同问题，而这个交织了族群、地区、性别、宗教的问题，就如《女孩，女人，其他》这本书一样，只能通过不连贯的复调加以呈现。“我们自有主张，绝不妥协让步，”这个故事事关黑人女性，也关于所有在排外的文化中努力工作、为自己谋来一席立足之地的人们。

《我害怕生活》

“在生活中经历了漫长的贫乏与胆怯，却在断断续续挣扎不休的写作里，看见了一丝亮光，保住了一点真心。”

这句话或许道出不少热爱写作之人的心声，而文学评论合集《我害怕生活》，就呈现了剧作家、文学评论家李静“挣扎不休”的写作历程。其中既有二十五年间的批评随笔，李静所写《大先生》《秦国喜剧》等戏剧作品的创作谈，也有对契诃夫、彼得·汉德克、木心等人的长文论述，以及更为私人、自剖心迹的散文诗歌。而在合集中的《王小波的遗产》一册中，李静承认自己的文学渊源正是来自于王小波，并以此纪念他为中国文学带来的解放性的笑声。

李静希望自己的文学评论是自由而非卑从的，同时应该诚实真挚，这也是《必须冒犯观众》一册的题中之义，就如她在书中写的那样：“我们需要对脚下的土质，有清醒的认知。勿以如此立体的良心自谴，美化一往无前的恶者。勿以恶者遍布地面，而不信天上有不灭的光。”

《与瓦尔泽一起散步》

想要真正了解一名作家，和他一起散步是个不错的主意，对于罗伯特·瓦尔泽来说也是如此。瓦尔泽是瑞士德语作家，1933年被诊断出精神分裂症，在精神病院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他留下了一套完全原创的作品，让人想起卡夫卡和贝克特，奇特而难以定性，直到当代还在不断地被发现和被发表。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甚至将卡夫卡看作是“瓦尔泽式的作家”，然而时至今日，是卡夫卡而非瓦尔泽成为了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

在这本书中，瓦尔泽的挚友卡尔·泽利希来到精神病院，记录下两人在1936-1956年间一同散步的所思所想：

“富余可以让人非常压抑。真正的美，日常生活的美，在贫困和朴素中最微妙地显示出来。”

“人到了老年就会明白，世界总是不断地努力回归到简单、基本的事物……一个人坐在晚年巨大的寂静中，就像坐在温和的幻日之下。”

这些语句重现了瓦尔泽那些矛盾而迷人的思绪，也如作家W.G.塞巴尔德所说：“瓦尔泽没有成为被遗忘的作家，主要归功于卡尔·泽利希为他的事业所做的努力。”

《杉木与帝国： 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

在中国，自然森林衰退和消失的历史广为人知，这往往被归咎于对木材的大量需求，而这也是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所选择的叙事：在与人类的斗争中，大象逐渐从中国的城市中心退到西南边境。然而，在深受第一代学者影响的同时，《杉木与帝国》的作者、美国环境史学家孟一衡意识到，“这一谜题中也有缺失的碎片……存在着一些长期的可持续利用甚至是保护的事例。”

以宋、元、明三个朝代为历史基点，孟一衡从广泛的税收、契约和木材市场的记录中，提取出了中国林业制度变迁的另一重景象——虽然从未采用过林业局制度，但是中国仅凭财政政策就能够促进森林种植、应对森林砍伐的威胁。孟一衡发现，欧洲森林史从1500年开始的变化，早在1200年就在中国得到了预演，但中国的林业模式却往往被排除在全球对话之外，这本书纠正了这一遗漏，并试图告诉读者，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林业系统可能比欧洲运作得更好。

《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关于DNA的学说》

“一个理论要是能解释所有事情并且简单而引人注目，就可以换来好的报道、好的广播节目、好的电视节目，以及一系列畅销书。”本书作者R.C.列万廷在序言中这样写道，显而易见的是，他并不打算这样做。

作为一名人口遗传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列万廷以他对人类基因的颠覆性发现著称——他发现，不同种族背景的人在基因上的差异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巨大。在本书中，他希望让读者进一步认识到，科学的合法化正源自于它那不易察觉的意识形态，它将一切都还原为冷冰冰的事实，这些事实强化着智商由基因决定、弱肉强食的道理，使得被剥夺者相信权利、地位和物质享受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谁也无法幸免。然而，列万廷认为，科学也是一种社会结构，他提倡一种适度的科学怀疑主义，并拆除“纯粹生物科学”的神话。通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福尔摩斯的“记忆阁楼”、智商测试和杂交玉米等实例，本书分析认为，基因、有机体、环境这三者具有强烈的互动关系，无法被还原到任意一方。

《不可重复的瞬间：古典音乐聆听巡礼》

无论是弹奏钢琴还是拉奏提琴，乐声响起的瞬间都是不可重复、飞逝即过的。那么，我们要如何用文字将其留存下来，并从音乐中窥见演奏者本人的性情？进而，要如何横跨地域和学派，看到众多名家在乐史中的角色定位？

乐评人贺秋帆的《不可重复的瞬间》试图回答上述问题。该书分为钢琴、弦乐、指挥三辑，梳理了20世纪音乐家的生平逸事、风格地位与录音遗产，而他们大多是国内少有人评述的。

贺秋帆认为，国内传统的论乐之道基本以作曲家为本，随着录音制品的普及，才出现了一个新的言说空间——以演绎者为主体的空间。基于这样的立场，业余乐迷也能反客为主，用听觉经验去找出曲目中的最佳版本，这也变成了贺秋帆的使命之一。他的另一使命则是将音乐家置于历史洪流之中，“于音乐背后梳理其境遇与命运支点。”

《救命啊：急救员的28场笑泪尖峰时刻》

经常听人说，如果想得知真实世间百态，就去一趟午夜时分的医院门诊楼吧。这本《救命啊：急救员的28场笑泪尖峰时刻》则告诉我们，比医院还要刺激的地方，可能是急救现场。在那里，不仅能遇到醉汉和心脏病患者，还能看见孤独的自残者、绝望的吸毒者、只会添乱的准新手爸爸，以及宁愿叫来救护车也不愿意相信扑热息痛的发烧女子。

杰克·琼斯是英国的一名高级院前急救医师，服务于英国国民保健服务（NHS）急救系统，拥有十多年的一线经验。急救员和病人的平均接触时间只有一小时，赶到医院就要马上交接，但这已经足以让读者瞥见许多令人捧腹又神伤的时刻。琼斯把这些时刻用轻松的笔锋写了下来，但即使如此，他也并不回避医护人员要面临的挑战，因为除了每天要应对的无数混乱局面，来自病人的辱骂和威胁也早已是家常便饭。《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如此评价这本书：“光是目录，就充分显露了作者的幽默，但没人会因为这一点轻松之感，就怀疑这份工作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