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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距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COP27）还有一周时间，随着脚步临近，近期一系列发生在英国的针对美术馆的气候抗议活动格外引人关注。
10月14日，英国环保组织“停止石油（Just Stop Oil）”的两名年轻成员走进伦敦国家美术馆，把亨氏番茄汤扔在了梵高的《向日葵》上。在此之后，不仅莫奈的《干草堆》接受了土豆泥的“洗礼”，维米尔的《珍珠耳环的少女》也遭到袭击，一名男子用胶水把自己的头粘在保护画作的玻璃上，并声称：“当你看到美丽无价的东西在眼前被摧毁时是什么感觉？愤怒吗？那么当你看到地球被毁灭时，那种感觉去哪了？”
这些事件的直接起因是英国的生活成本和能源危机，更深远的背景则是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崩溃。扔番茄汤的主角之一、21岁的Phoebe Plumme在声明中称：“对于数百万寒冷、饥饿的家庭来说，燃料贫困使日常生活变得难以负担，而与此同时，人们正在死于超强季风、大规模野火和无休止的干旱。”
他们的行动很快得到了大量关注，社会评价褒贬不一。《卫报》的一篇文章表示抗议者们对于“艺术重要还是生命重要”的诘问发人深省，《每日电讯报》则认为这只是效仿达达主义的一次无力的表演。有评论者支持他们的立场，却认为这种行为本身会惹人反感、疏远潜在的支持者。
为什么即使惹人厌烦也要坚持行动？这样的举措真的有效吗？结合过往的环境保护运动来看，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变得更加清楚。
“引人厌恶”，一再升级：抗议活动没有其他路径吗？
显而易见，“引起反感”正是这一行动的目的所在。研究抗议运动的社会学教授丹娜·费舍尔认为，这是一种战术创新，因为游行、静坐和封锁桥梁事件很快就被媒体写成了旧闻，这迫使活动者们把自己粘在艺术品上，或者至少在外观上污损艺术品，以吸引更多目光。他们的另一个策略是“自觉被边缘化”，与积极招募大量成员、集体抗议的做法不同，“停止石油”的核心策略在于用最少的人数获得最大程度的媒体曝光。
这样做的首要原因，当然是气候新闻本来就难以吸引目光，随着环境危机愈演愈烈，只有足够刺眼和绝望的行为才能激起一点浪花。在向公众进行解释时，“停止石油”的成员就经常强调自己“别无选择”，因为正常的系统已经失败了。这种失望的情绪随着COP26之后英国政府的一系列行为而变得更加明显。一位组织内的成员发言称，尽管英国承诺了2050年前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目标，但政府仍然批准了在北海新建油气田，这使得他们不再要求政府做出改变，转而阻止政府做出不应该做的事，“从公民不服从转变为公民抵抗”。
另一方面，一再升级、出奇制胜的抗议手法，也和环保团体自身的生命周期有关。对政府感到失望、要求直接行动的声音在环保历史上并不新鲜，过往的抗议运动也曾取得过颇多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要么昙花一现，要么总是不可避免地成长为更加制度化的团体行动模式，并出现诸多问题，比如无法进一步敦促政府实现承诺的目标。
在《改变一切》中，环保主义行动家娜奥米·克莱恩谈到过环境正义运动的兴盛与随之而来的失败。当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时，它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不同于以往绅士范儿的环保运动，仅在1970年代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比如共有23项联邦环境法案正式通过成为法律。但随着环保团体的扩张，运动的工作不再是简单地组织抗议，而是拟定法律、起诉违法的财团公司。于是，曾经由一群嬉皮士组成的“乌合之众”，就变成了律师、说客和联合国峰会的专业人士。“许多人都以自己是局内人而感到自傲，他们有能力回旋于政治光谱的各个角落，并和不同势力娴熟地打交道。”
[加] 娜奥米·克莱恩 著 李海默 韦涵 管昕玥 黄智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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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大型绿色组织和化石燃料财团的合作关系尤为关键。组织需要依靠财团的资金，而财团需要参与组织来进行形象公关，也即粉饰性的“漂绿”活动。当这些组织承诺将钱用于资助旨在尝试阻止灾难性的全球变暖的项目，却往往会受制于财团本身的价值观。克莱恩提到，情况经常是这样的：虽然绿色环保组织并不否认气候变化的真实性，但当本应推进的政策是将温室气体视为危险污染物加强管制时，他们却在“推动一种令人费解的市场策略，将温室气体视为可以交易、打包出售和投机的抽象概念”。这种策略认为，要劝说政客去惩戒财团无疑是艰难的，与其如此，不如选择更容易的选项，比如劝说消费者们购买昂贵但有更少毒素的衣物清洁剂——也就是将责任转嫁到个人身上。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一些感到幻灭的积极分子选择和主流彻底绝缘，并组织起更好战的、以抗争为导向的组织。近年来最著名的，便是兴起于2018年的“灭绝叛乱”（Extinction Rebellion），他们希望利用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来迫使政府采取行动，并且从过往的草根运动中汲取灵感，他们的策略之一——通过鼓励更多抗议者被警察逮捕、从而压倒法院系统——可谓影响深远，“停止石油”组织的种种行为就深受他们的启发。
“灭绝叛乱”数十个团体出现在世界各地，不仅吸纳了曾经对非暴力抗命行动嗤之以鼻的前公务员，比如澳大利亚环境部长的前顾问和前联合国律师，还募集到大量资金、争取到了与英国高级政治家和部长进行会谈的机会。2019年5月，英国议会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以作为对“灭绝叛乱”等环保团体的正面回应。
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要面对“接下来该做什么”的问题，并迎来尖锐的内部冲突。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政治科学家罗素·道尔顿（Russell J. Dalton）研究发现，虽然环境团体可以成为有力的政策参与者，但是随着运动提出的问题在政治进程中得到解决，行动的动力就会减少。另一方面，克莱恩曾经批评过的那些大型团体的弊病也再次应验。虽然“灭绝叛乱”旨在建立一个参与性、去中心化的组织，但已经有人抱怨道，团队逐渐壮大之后，只允许那些声音最大的人——也就是白人中产阶级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其他人不满于无休止的会议、错综复杂的决策过程、庞大的WhatsApp通讯网络。
由此看来，与前辈们不同，由年轻人发起的“停止石油”似乎只有继续探索挑衅性的抵抗活动，才能保持自身的活力，只有让自己的行为边缘化，才能逃脱大型组织的命运。只不过，与过往团体不无相似之处的是，“停止石油”和石油公司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资金来源气候应急基金（Climate Emergency Fund）正是石油大亨的女儿艾琳·盖蒂（Aileen Getty）帮助创建的，抗议者们的激进策略在长远来看效果如何，或仍有待观察。
艺术与石油：为何绘画是行动目标？
另一个引人瞩目的事实是，“停止石油”在此之前其实已经进行过多轮活动，但直到往梵高的画上扔番茄汤，他们才算彻底“出圈”。观众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厌恶：梵高做错了什么？历史学家和人权活动家克雷格·默里就认为，这是愚蠢的破坏行为，因为“这幅美丽的画并不对环境问题负责”。
不过，也有人声援“停止石油”，并强调了这类行为的正当性。行动主义研究者、伦敦大学讲师奧利·莫德（Oli Mould）撰文指出，就像化石燃料公司的“漂绿”行为那样，这些公司也热衷于“艺术清洗”（artwash），也就是向艺术机构提供资金，这使得艺术本身和石油工业完全交织在一起，变成了企业权力的延伸，所以，艺术作品应该成为气候活动的合法目标。
在分析艺术机构与化石燃料公司的著作《艺术清洗：大石油与艺术》（Artwash: Big Oil and Arts）中，作者梅尔·伊文斯（Mel Evans）就曾提出，石油公司对艺术的忠诚已经变成一种全球现象，其结果之一就是，任何关注生态破坏、抵制石油资源土地掠夺的作品都可能会让策展人犹豫不决。作者分析了泰特美术馆和英国石油公司（BP）的长期合作关系，发现即使赞助商不对展览进行直接审查，也会产生许多微妙的影响，比如策展人会考虑到“BP不会喜欢这个作品的”，观众也会在观展时看到BP的标志，无形中接受那朵黄绿色小花带来的心理暗示，认为石油公司并非想象中那样对环境有如此糟糕的影响。
近十几年来，为了引起公众对石油赞助艺术的关注，陆续有团体发起了抗议活动。2006年，“艺术而非石油联盟”（The Art Not Oil Coalition）来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在由壳牌公司赞助的年度野生动物摄影展上把黑色的油性物质倒在展品上；从2010年开始，艺术团体“解放泰特”也多次未经允许闯入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展览现场，进行行为表演，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名为《人类的代价》的作品——一名裸体男性以婴儿的姿势躺在地板上，并被蒙面人不断浇上石油，以此来纪念和警示BP在墨西哥湾的石油泄露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艺术馆进行气候抗议的例子并不罕见，但是目前为止，大部分动员都是直接针对和石油公司有合作关系的文化机构，而“停止石油”则是诉诸于和他们的目标看似脱节、毫不相干的传统绘画作品。这一点应当如何评价？
根据《卫报》的报道，是艺术拜物教而非艺术成为了活动家们的目标，只需要看看借由梵高之名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沉浸式VR体验展，就会意识到，艺术家已成为商品的一种以及资本主义的剥削对象，而这些展览本身也耗费了大量能源。
在艺术界内部，虽然热衷于提高环境意识的艺术展览正在激增，但一方面，全球艺术系统本身就是碳密集型的，即使是表达环境保护主题的作品也会在世界范围内运输时带来大量排放；另一方面，早在2007年，策展人、环境艺术支持者Stephanie Smith就警告我们，许多看似正义的展览会给观众和艺术家带来轻松的美德，对于真实的气候状况却于事无补。而当“人类世”、“艺术与气候变化”这类标题成为当代展览中的陈词滥调，最有效的艺术抗议就不一定要提到气候变化，也不一定要求人们立刻采取行动，而应该致力于扩大行动的心理能力。
站在这样的立场来看，向画作泼洒汤汁至少做到了后者，也就是让观者感到惊愕和不可思议。至于抗议者发出的诘问——“艺术和生命，哪个更重要”，它的目的并不真的在于比较两者，更多的是要让人感到刹那间的困惑和反思。况且，它的确揭示出了重要的一点：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艺术要解决的问题，而成为了一种历史条件，不仅影响着所有艺术品，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存。
而矛盾的是，也是这一根深蒂固的历史条件，让“不再开采新石油”的抗议声音显得有点单薄，因为在这个条件所造成的现实之中，一系列的问题也同样棘手：如果政府不再开采新石油，在替代能源尚且无法填补缺口的当下，本就艰难的居民生活条件又将如何得到保障？抗议者们也许会要求富人接受更紧缩、更简单的生活方式，从而减轻穷人的负担，可是这一愿景要如何实现呢？气候活动家们为这些问题打开了一道缺口，但具体应该如何回答，却远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参考资料：
“Opinion | The Contradictions of Climate Activism -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2/10/15/opinion/oil-energy-crisis-van-gogh.html?searchResultPosition=6
“How Should Art Reckon With Climate Change? -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2/03/25/t-magazine/art-climate-change.html
“Inside Just Stop Oil, the youth climate group blocking UK refineries | Climate crisis |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22/apr/01/down-to-earth-just-stop-oil-protest
“Climate Change Has Transformed Everything About Contemporary Art – ARTnews.com”
https://www.artnews.com/art-in-america/features/climate-change-contemporary-art-1202685626/
“Do we really care more about Van Gogh’s sunflowers than real ones? | George Monbiot |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2/oct/19/van-gogh-sunflowers-just-stop-oil-tactics
“Just Stop Oil: do radical protests turn the public away from a cause? Here's the evidence”
Russell J. Dalton. (2015) "Waxing or waning?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m", Environmental Politics
Mel Evans. (2015) Artwash: Big Oil and Arts, Pluto Press
《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加] 娜奥米·克莱恩 著 李海默 韦涵 管昕玥 黄智敏 译 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 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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