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崔璞玉

通胀曾是美国政治活动的强大推力，一度让尼克松及其政府感到恐慌，也曾帮助卡特成功入主白宫。随着物价飙升，通胀再次成为焦点，此次它将帮助决定谁在本届中期大选中掌控国会两院。

盖洛普10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9%的选民表示，经济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远远排在堕胎、犯罪，以及与俄关系之前，创下2010年中期选举以来的最高水平。当时美国经济刚经历了金融危机。

此外，市场调研机构Edison Research本周二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80%的选民认为美国经济状况不好或者糟糕，约46%选民认为自己的家庭财务状况在过去两年恶化。

美国10消费者价格（CPI）同比上涨7.7%，远高于疫情前几年约2%的涨幅。这给许多家庭的生活造成了困难，尽管失业率仍徘徊在50年来的低点附近。共和党人和部分经济学家将其归咎于总统拜登，认为是他在2021年初推出的1.9万亿刺激计划导致经济过热。

通胀在全球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今年已有多国领导人因通胀问题被对手取代。在5月的澳大利亚大选中，由于生活成本问题，选民们抛弃了执政的中右翼政府。通胀和能源成本问题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6月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意大利的技术官僚政府在7月垮台，瑞典的中左翼执政联盟在9月输给了右翼联盟。

俄乌冲突推升了能源成本，尤其是在欧元区。但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CEIC）的数据显示，即使剔除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类别后，瑞典、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核心通胀率也都升至6%-7%的范围内，与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不相上下。德国和法国的核心通胀率则比疫情前高出了约3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指出，全球通胀攀升，部分还因为许多国家的决策者都采用了相同的策略，即在疫情初期封锁经济，从而导致支出模式和工作方式扭曲。而且，由于金融危机导致之后的数十年增长疲软、通胀过低，决策者们认为，即便疫情期间实施慷慨的财政救济、大幅降息以及量化宽松政策，也不会带来太大风险。

比如澳大利亚央行行长洛维在9月时表示，有人质疑是否为救助疫情提供了过多的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在经历疫情的那些黑暗时刻，央行认为更严重的政策错误是做得太少，而非做得太多。”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评论2021年初的刺激计划时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另外，通货膨胀还反映了冲击对经济体产能的影响，与即时财政或货币政策无关。比如，对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使许多国家暴露在严重供应中断的风险中。新冠疫情扰乱了工作和通勤模式，使数百万人因生病而无法工作。

数种因素综合起来，对所有试图解决通胀的国家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大部分央行都在提高利率，尽管这是一个痛苦的解决方法。央行加息将放缓经济需求、冷却招聘，减缓工资增长，从而拉低价格。但他们对能源市场、人口结构或逆向而行的财政政策却无能为力。

从财政政策方面来看，如果美国共和党此次控制国会，他们可能会推动拜登削减开支。然而，无党派智库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预算模型估计，如果想仅通过削减支出来使明年的通胀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就需要将年度可自由支配支出额度削减近一半，即每年75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整个美国的国防预算。

如此大规模的削减支出在政治上肯定不受欢迎，因此几乎行不通。非自由裁量支出，例如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则不受年度拨款立法的约束，因此更难削减。

而最终，那些因高通胀从选举中获益的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发现，相比解决问题，取代对手或许要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