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娱乐资本论 肉松

如果关注过主旋律影视剧会发现，基于特定的时间和故事背景，其中总少不了外国军官、士兵等角色。尽管戏份有限，但他们背后正是一群常驻中国的外籍演员。

前不久，撤侨题材的《万里归途》热映时，饰演反叛军的埃及演员埃米尔在片场痛哭的短视频广为流传；《狙击手》里饰演美军狙击手的曹操、柯国庆都是领衔主演，外籍演出的名单在《长津湖》的片尾字幕滚了好几屏。

跳出主旋律范畴，有《唐朝诡事录》《长安十二时辰》，把时间线拉得更长，还有《蜗居》《杜拉拉升职记》……

由此让人好奇的是，外籍演员在中国是市场刚需吗？他们是如何在这里逐梦演艺圈的？又面临着哪些机会和挑战？

演员杨傢量清楚地记得，为了给过生日的姐姐一个惊喜，自己在2020年1月19号落地家乡马来西亚，等他再回中国，已经是今年5月的事了；喜喜乐福影视文化联合创始人Lisa曾有十余位签约演员，但过去三年，其中80%都分散在各自的国家；

几个月前，选角导演梁子正为还有3天开机的电影头疼，原定的外籍主演之一没有取景地甘肃的工作签证，只能临时换人，而假设他有一位中国太太，至少还能借由陪同身份争取进组……

对话演员、经纪人、选角导演后，娱乐资本论发现，外籍演员有点像国内影视行业里的一份小众职业。

一方面，市场上较为活跃的外籍演员在1、200个，因为稀缺而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群演的片酬高出横店群演五、六倍；另一方面，这份工作也有很强的不稳定性，抗日题材的式微就直接影响了日本演员的发展，外籍身份本身就会带来诸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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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数量，中国的外籍演员或许是多于观众想象的，但站在行业视角上又是稀缺资源。

筹备《长津湖》时，剧组刚开始找了1500名外籍演员。梁子表示，这个数字已是极限，因为需求主要来自于大场面，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都只是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比如留学生，而国内有较多拍摄经验的外籍演员大概在1、200人。

从业近二十年以来，Lisa曾为《我的娜塔莎》《战火中的芭蕾》《建军大业》《建党伟业》和《流浪地球》等多部影视剧提供、推荐过外籍演员，比较来看，如果说一部戏里的中国演员可以百里挑一，那饰演同一角色的外籍演员能做到三选一，就算是很幸运的情况。

另一方面，外籍演员的大众认知度处于模糊地带，他们既无法像国内的演员那样被定义成明星，也明显有别于活跃在海外影视行业的演员。

提到在中国发展的外籍演员，观众能直接叫得出名字的并不多，小娱尝试询问过身边的几位朋友，大家给出的答案相对统一：矢野浩二、曹操。相比之下，更容易被想到的是角色或作品。甚至有时候，要看到幕后资料才能将演员本人与不同角色对上号。

已经在中国生活17年并参与过多部影视剧的美国演员史蒂文 · 韦德斯表示，自己出门时经常被认出来，而他观察到，大家记住的是角色名，80、90后女生一般叫他何好德或者Mark，分别是他在《杜拉拉升职记》和《蜗居》里的名字，至于上了年纪、更关注主旋律的人，则大多会提到2020年播出的《跨过鸭绿江》。

如此看来，外国人常驻中国做演员有点像从事一门“小众职业”。

而在这群从业者中，有的是科班出身，比如日本演员大冢匡将、马来西亚演员杨傢量，都有在中戏表演进修班的学习经历，对演戏抱有极大的热情；也不乏在机缘巧合下接触到广告和影视的，在演戏之前，史蒂文 · 韦德斯最早在上海电视台担任主持人。

按国别划分，俄罗斯、乌克兰人居多，这也和广告、模特行业的需求有关，也因此，他们大部分生活在上海。其次，来自欧美国家的演员也很常见，而在前不久的《万里归途》中，除了一位俄罗斯人，其他几位主要的外籍演员则分别来自埃及、以色列、土耳其。

也因此，从形象上来看，国内的外籍演员最普遍的是白人，男性多带有商务范，也有不少擅长跑酷、格斗的，在演动作戏时更有优势，女性则有很多金发碧眼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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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追溯，在这份小众职业背后，能看到市场逐渐形成的过程。

Lisa最初接触外籍演员经纪工作是在2005年，她告诉小娱，那时的需求更集中于广告、宣传片，直到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的带动下，开始出现涉及外国人角色的影视剧，比如体育题材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如今被概括为主旋律的革命历史题材也受到更多青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3年、2014年，这一时期，是影视行业对外籍演员有极大需求的高峰期。

同时，国内对外籍演员的市场需求也能体现出行业环境及政策的变化。

大冢匡将曾是Lisa的签约演员之一，出演过《南京！南京！》《厨子戏子痞子》和《永不磨灭的番号》等影视剧。但随着主旋律影视剧的背景从抗日战争变为抗美援朝，之前每年要辗转2、3个剧组的他，戏约也大大减少。

另一个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是老生常谈的疫情。

在2020年之前，Lisa的签约外籍演员共有十余位，但疫情爆发至今的近三年时间里，其中的80%都在自己的国家。梁子微信上能直接联系到的三、五十位外籍演员中也有一多半处于相同状态。

他们的被动失业则给留在中国的演员制造了机会，也促使外籍演员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迭代”。用人之际，比较典型的现象是，原先只能演特约的演员可以接到戏份更重的角色，比起原先那批经验更丰富的演员，其形象和演技等方面可能有所欠缺，在现场拍摄时需要花更多时间去调整。

有意思的是，Lisa和梁子都提到，每次和身处海外的演员沟通时，很多人都表示非常想回中国，会问他们有没有办法帮助自己，但要做到这点很难。

今年5月以前，杨傢量也是其中一员，其“返华历险”持续了两年多。此前参与网剧《唐人街探案》《八佰》的经历，为他积累了不少行业资源。所以这段时间里，他一边做副业，一边在线上与中国的经纪公司、选角沟通，希望借由签约或其它工作机会回到中国。

最终，他在朋友介绍下签约了现在的经纪公司迈亚文创文化，后者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解决了签证问题，其经纪人夏森美和林瓗表示，整个过程之复杂完全可以拍一部电影。撇开其间种种，杨傢量个人就在机票等各项开销花费了近10万。

机票熔断的情况下，即使订到了机位，他还是因为一点波折迟到了，因而错过两个很重要的机会：一个是出演宁浩导演的《红毯先生》，一个是面试《一年一度喜剧大赛2》。

不管是仍身处海外的演员，还是已经重返中国的杨傢量，他们的这种意愿和决心也引出了另一些让人好奇的问题：在中国做外籍演员的吸引力在哪里？这份小众职业究竟好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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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实际一点的角度来说，即在中国做外籍演员的经济收益。

小娱了解到，他们的待遇依角色量级而定。类比国内演员，同样是分梯队的，但梯队间的差距不算太夸张。群演的片酬是横店群演的几倍，也就是一天800到1000，特约的单日片酬能够达到几千、近万，如果是戏份更重的主要演员，这个数字能达到几万。

尽管不能与明星相提并论，但这只是演戏的单方面收入，大家通常不会把精力投入在这一件事上。史蒂文 · 韦德斯平时也会做主持、拍广告、运营自媒体，还在莫干山投资了民宿；回到中国之后，杨傢量也在坚持做国际贸易和线上直播的副业。

梁子和不少外籍演员聊过，能感觉到对方是真心喜欢中国的生活，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美食等都是让他们留下来的因素。由于市场需求长期存在，他们面临的竞争压力也并不大，也算一种“何乐而不为”。

杨傢量则属于另一类代表，为了更好地实现做演员的目标，所以想在行业发展程度高于马来西亚；2019年，在中国演了80多部影视剧、因《红色》被观众熟知的日本演员高岛真一选择回国，他曾表示愿意继续演员，但日本演艺圈竞争激烈，没有剧组会邀请自己。

回归演员的本质，国产影视剧留给外籍演员的发挥空间其实相对有限。

尽管选角流程并无区别，但对外籍演员来说，在演技、台词等各项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外形。

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细节是，只要外形符合，演员与角色甚至不需要在国别上完全适配。《万里归途》中来自各个国家的外籍演员演的都是阿拉伯人，其中的埃及演员埃米尔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在不同影视剧中演过英国人、法国人。Lisa表示，这种情况很常见，某次寻找印度演员时，有人告诉她找巴基斯坦人也是一样的。

也因此，相比其他演员，外籍演员也更难去做一些走出舒适区的尝试，能演什么角色都是定数。

大家都知道日本演员是反派专业户，这背后有历史渊源。而埃米尔曾饰演过多国坏人，更多是因为外形上符合大家对坏人的刻板印象。与之相反，经常被人说长得像两任“007”结合体的史蒂文 · 韦德斯拿到的多是老板、商人这类精英角色，想演反派也没有机会。

从人设上讲，很多情况下，外籍演员的选择多是特定题材中偏功能性、标签化角色，比如军旅、战争题材中的军官士兵，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所谓的反派，埃米尔就曾表达过饰演坏人的困扰。

这在日本演员身上极为常见。在抗战题材盛行的某个阶段，很多作品中的日本军人都由中国人扮演，也是因为这些角色行为丑陋，让日本演员难以接受。

至于另一些常规题材影视剧中，只有偶尔才会出现生动、立体的外国人形象。史蒂文 · 韦德斯在《蜗居》中的Mark算是一个——作为男主宋思明的朋友，与两位女主的人物线也有强关联。但这部剧是2009年的作品。

而对于戏份较重的个性化角色，如果预算足够，片方有时候会更倾向于找有一定知名度的海外演员，其名气和演技都能带来加持。比较近的一个例子是《长安十二时辰》，葛老的饰演者查曼·翰苏是来自好莱坞的非洲男演员，曾两度提名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但如此操作的另一个前提是没有疫情的阻碍。在看完《长津湖》之后，不少观众反馈，影片中几位美军将领的气场、演技有所欠缺。据小娱了解，剧组也曾考虑过启用好莱坞的明星演员，因为疫情而没能实现。

所以整体上，在故事背景、个人形象的限制下，常驻中国的外籍演员们很难拿到“新”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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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创作层面，如果不是有明确需求，大部分剧组对外籍演员都是避而远之的。

国内还有部分在外形上异域感较弱、可以直接饰演中国人的外籍演员，杨傢量及其同公司的加拿大籍演员庞屿浓都属于这类。但很多时候，不论他们与角色的适配性如何，直接就因为国籍问题被卡在选角导演那一关，无法进入核心主创的筛选范围。

梁子坦言，这是因为启用外籍演员存在不少“麻烦”之处。

比如工作习惯上的差异，最基本的是工作时长。一般来说，国内演员合同中的单日工作时长是10小时，但外籍演员通常坚持8小时工作制，超时是另外的价钱。那剧组就要考虑，是为了控制时长、协调拍摄场次，还是直接支付更多的片酬。

其次是语言问题，除非是硬性需要，比如同期声、口音上的考量，否则选角往往青睐中文好的演员，以便节省沟通成本，这个成本也指实际成本。据了解，拍摄《长津湖》时，有几十个不同语种的翻译全程跟组。

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外籍身份，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普通宾馆都是没有资格接待外宾的，只能单独给外籍演员安排星级酒店，不便于控制成本和沟通工作。

梁子遇到过这种情况，由他担任选角导演的电影《培黎之光》取材自真实的历史事件，讲述新西兰教育家路易·艾黎和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创办工艺学校的故事。所以两位主演都是外籍演员，他们住的酒店与剧组大部分人相距较远，由此多出很多类似送饭这样的琐事。

而当时更棘手的是，还有三天开机都没定下演员，因为一位原定主演的工作签证不适用于拍摄地甘肃，只能临时再找。他表示，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但如果演员和中国人结婚了，便可以取巧解决，即以陪同另一半的名义前往处于各地的剧组。

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国内演员不同，外籍演员的竞争优势不在于演戏本身，而是工作中的配合度，具体体现甚至是与中国人结婚、搞定签证。

最后，随着近几年主旋律影视剧的数量增加，外籍演员也属于刚需。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吗？

其实大冢匡将的经历已经体现出，外籍演员的职业路径存在不稳定性。在相关政策和行业环境的变化下，工作机会的多少是分阶段的，也可能说没就没。

Lisa认为，当下并非对外籍演员市场需求最大的时候，毕竟像《长津湖》《万里归途》这样需要大量外籍演员的电影是少数，这份小众职业、这一片不大的市场，更受疫情、影视项目锐减的影响。她最明显的感受是，以往主动找上门的合作占多数，甚至需要频繁地协调演员档期，现在则更多地要查询组讯、联系选角，推荐自己的演员。

这也回答了前面的提问，主旋律影视剧的爆发并没有为大面积的外籍演员创造更多机会，他们也在面对和大部分影视从业者相同的困境，而对于其中那些抱着演员梦、有更高职业追求的人来说，显然在走一条更难的路，这份难也会让他们做出不同的选择。

高岛真一2019年回日本，就是因为难以坚持，如今还是会在微博上和观众互动，看起来没有再做演员；矢野浩二在不久前回中国拍戏了，还取了中文名“浩歌”，在最近的一条微博里表示，尽管演了40多部作品的反派，只要能演，他就会演下去。

错过重要机会、没能无缝进组的杨傢量相当于又要从零开始，但在他看来，怎样都比留在马来西亚要好，甚至也好于2020年离开前，起码有了团队和伙伴……未来究竟会如何？他们都在为自己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