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经无忌  陶魏斌

卡梅隆又一次嘲笑了愚蠢的人类，包括中国的电影导演。

在被巨大的IMAX银幕包裹193分钟后，走出68岁的加拿大詹姆斯·卡梅隆编织的潘多拉星球，多半你会像我一样，认定不枉这数倍于普通电影的票价，以及冒着疫情感染的勇气。

猫眼的实时数据（12月14日）显示，这部还在处于点映状态的《阿凡达2》已经取的了超过2000万的票房收入，预售总票房超过1.55亿元。事实上，仅以票房来衡量阿凡达是最基础的要求——早在2009年，《阿凡达1》就在中国取的了14亿的票房，当时震惊了好莱坞。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阿凡达2》无疑将是未来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段里，中国乃至全球的票房冠军——这一点无须怀疑。

那么，《阿凡达2》凭什么让人们心甘情愿花上3个小时的时间呆在电影院，又是如何打开我们原本捂紧了的钱包——客观来说，《阿凡达2》的票价是不便宜的。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答，随着更多的人看完《阿凡达2》，大家的讨论会从中国电影及影院的条件、中国电影人的生存土壤、革命性的现代电影数字技术以及年轻人的观影爱好等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部现象级的影片。

而再多的分析和讨论，事实上离不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对这种光与影的艺术体裁，往往缺乏跳出技术层面的理解。

技术或许不是解决中国的电影产业的根本性问题——当我们为《流浪地球》、《哪吒》这类代表中国电影创作突破的影片高兴的时候，也不得不正视，我们仍然缺少诸如架构宏大叙述的野心和能力，这个我们除了电影人也包括观众。

在追求“更大更贵更炫”时，我们的短板——电影故事本身应有的文化和思考会更加明显。即使是《霍比特人》和《双子杀手》这样的片子，也未能逃开这个结论。

某种程度说，电影技术的进步越快，它所赋予的能量以及新鲜感消逝的也越快。《阿凡达2》能让观众再次走进电影院，但打开了观影天花板后的观众，可能抛弃电影院的速度会更快。

“再造一个世界”是每一部视效大片的野心。

《阿凡达1》上映前，中国的银幕数量只有5000块，不要说IMAX，连3D都是少得可怜——IMAX当时在中国只有22块，其中只有11块商用，据说全国只有5家电影院能播放胶片版IMAX的《阿凡达》。

但如今，媒体的报道称，在去年中国银幕数量已经达到了82248块，十年内增加了73048块银幕，同时，中国有超过180多个城市拥有超过600块IMAX银幕。

但这又能代表什么？

卡梅隆曾说过一段话：

“一部电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行为？希望人们能够感到那点对良心的刺痛，感受到一点责任心。或许这只是在正确方向上的一小步。我不希望觉得自己费这么大劲，制作了这些电影，却只供娱乐，而没有更高的目标。只要有一点小变化，我就满足了。”

在《阿凡达2》，我们能看到同一个种族里，不同的部落间融合的矛盾和争执，以及对先进科技带来“威力”的反思——它真的是我们征服世界的力量吗？

而这样的来自“物理真实世界”的投射，让“再造一个世界”变得更加真实和生动。我们所处的世界刚刚走出全球化的“蜜月”，曾经高唱“地球村”的人们发现，阻扰“我和你，心连心”的世界大同梦想的，是我们自己本身——偏执的人类总是无法把目光从自己的利益里挪开。

有关“文明的冲突”由来已久，但《阿凡达2》浮在亲情、家庭的感人故事情节之下，是个体如何融入群体，群体如何接纳迥然不同部落的思考。

在影片中，森林部落和海洋部落最后的携手，阿凡达领养的人类“蜘蛛”对自身的怀疑，以及小儿子洛阿克对“孤独”的惆怅等等，都投射着卡梅隆对“融合”的探寻：可能有答案，可能也没有答案。

另一个反思，则来自对“技术的文明”的怀疑。

我们争先恐后地把人类送到未知的宇宙空间、思考如何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放置更多更多的信息和能量，甚至我们试图用人工智能来创造更加聪明的“人”，这真的会给我们来到福祉吗？

在卡梅隆的电影叙述中，你得到的是一个否定的答案：天空人巨大的航母般最后毁于“精通哲学、数学和音乐”的图坤——一种聪明的鲸鱼型动物。

“赛”先生的力量，自五四运动起，中国人也早已深有感触，但对技术的敬畏我们大多数时候，都置之脑后，这可能是“大干快赶”的竞争思路，让我们还来不及思考更多，而另一方面，我们或许多少还沉浸在“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丛林生存思维中。

显然，卡梅隆再一次嘲笑了愚蠢的人类，这几乎是任何艺术最高的诘问——我们将去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