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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炫耀性消费更炫耀的,是非炫耀性消费 | 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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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炫耀性消费更炫耀的,是非炫耀性消费 | 说书

《微小的总和》一书提醒我们注意,大量不平等被隐藏在消费民主化的表象之下,某种更深层次的阶级鸿沟正在显现。

来源:Pexels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热切围观向太在社交媒体上晒80克拉的钻戒,因为一个豪宅定位和墙上疑似齐白石的真迹而对一个玩篮球的高中男生产生“少爷”滤镜……富人崇拜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事实上,正如全球消费经济研究者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所说,“从有记录的人类文明开始,展现身份地位的热切之情,或是对较高阶级进行模仿和同化的渴望,一直显而易见。”

对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而言,社会地位的彰显和彼此比较是一场一丝不苟的竞争,而用商品来对较高阶级进行模仿和同化是其中最简单直白的手段。20世纪下半叶开始,全球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他们通过批量生产和快速信贷开始与精英阶层消费相同的产品。历史学家弗兰克·特鲁特曼(Frank Trentmann)甚至认为,设计师手袋、手表等奢侈品已然成为了一种“民主权利”——随着以阶级为基础的品位体制从1950年代开始相对松动,奢侈品如今除了反映拥有者的身份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传递了某种自我表达和归属感。

然而在《微小的总和》一书中,科里德-霍尔基特在分析美国的消费趋势后发现,随着炫耀性消费的大众化,精英群体又在社会地位的竞争中先行一步。他们不仅越来越富有——即使是2008年后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也没能撼动这一点——而且在用这些财富去购买那些中产几乎无法模仿的东西。她提醒我们注意,大量不平等被隐藏在消费民主化的表象之下,某种更深层次的阶级鸿沟正在显现。

《微小的总和:新精英阶层的消费选择》
[美]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 著 尹楠 译
理想国 | 海南出版社 2022-11

炫耀性消费的大众化与志向阶级的崛起

几乎全民都能“买买买”的时代始于工业革命。18世纪以前,世界收入水平用了近1500年的时间才实现翻倍,但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在19世纪仅用70年就实现了这一目标。在20世纪,再次翻番的时间缩短到35年。工业革命让大规模制造成为可能,商品的生产速度越来越快,制造成本越来越低,大规模经济结构的调整创造了由商人和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对于消费者而言,和工业革命同样重要的是“消费信贷革命”——特伦特曼在《商品帝国》中指出,从分期付款、抵押贷款到购物卡、个人贷款、信用卡和房屋净值抵押贷款,越来越便捷的消费信贷进一步推动了普通人的消费动力。接下来,科里德-霍尔基特写道:

“全球化、大众营销、批量生产和名牌仿制品,为更多人创造了炫耀性消费的可能性。这种物质商品的泛滥表明,融入上层阶级炫耀性消费的障碍几乎已被根除。”

当商品本身不再那么容易区隔阶级,真正的精英阶层开始寻找比物质财富和炫耀性消费更隐蔽的地位标志,而且他们本身也发生了转变。科里德-霍尔基特指出,21世纪的精英不再是19世纪末社会评论家、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批判的富裕、闲适的“有闲阶级”,而是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自力更生的知识精英群体。他们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体系中的最大受益者——服务业取代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全球各大重要城市越来越成为信息和金融中心,如今的精英阶层则依靠创意和知识,成为劳动力市场中价值最高的群体。

图片来源:图虫

科里德-霍尔基特称这群新文化精英为“志向阶级”。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并非大富大贵之人——他们实际上不再以经济水平定义——将他们集合在一起的是一种集体文化意识和身份认同:

“这一新精英文化群体的共同特点是对知识的渴求和珍视,而非其收入水平。他们利用知识来获得更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意识,这个获得知识并形成价值观的过程就揭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一新群体也因此通过最重要的共同文化资本获得了身份认同——他们说相同的语言,拥有相似的知识体系,分享形同的价值观,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他们的集体意识。”

她发现,志向阶级的消费是其人生哲学和价值观的体现,而就其消费的外在表现来看,他们已不再将炫耀性消费视作体现社会地位的最重要方法。一方面,与普通美国人相比,富人和上层中产阶级(收入顶层占比达5%和10%的群体)的炫耀性消费支出更少,而中产阶级(占比40%-60%)的炫耀性消费支出更多。举例而言,1996年,位于收入顶层1%的群体在服饰、腕表、珠宝、汽车和其他社会有形商品上的炫耀性消费几乎是其他人的四倍之多,他们当时的收入比全美平均水平高出五倍多;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虽然他们的收入比全美平均水平高出六倍多,但其炫耀性消费支出却只是其他人的三倍。

当然,这不是说如今的富人不热衷于炫耀性消费了。事实是,他们不再热衷于购买中产阶级普遍买得起的传统炫耀性商品,而是在价格更加高不可攀的商品上一掷千金,比如高级腕表、高级珠宝和游艇,以之作为新的身份地位象征物。

在远离物质主义的同时,志向阶级如今在非炫耀性消费、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生产中投入更多。所谓“非炫耀性消费”,指的是在不起眼却又价值不菲的商品和服务上的消费,包括在教育、医疗保健、育儿和保姆、园丁和家政服务人员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上的投入。这些消费能帮助消费者节省更多时间,长期而言又能创造更好的生活机会。“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生产”看似与金钱无关,但巩固了志向阶级的文化资本优势。

彰显地位的非物质化手段与精英的自我复制

在《不安之街》一书中,社会学家瑞秋·谢尔曼(Rachel Sherman)记录了她对包括华尔街金融人士、企业律师、大学教授、继承巨额遗产的艺术家在内的50位纽约精英人士的研究。谢尔曼发现,得到美国全社会认可的价值观是经过“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和美国式平等主义熏陶后形成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努力工作、审慎消费、回馈社会、保持谦逊和拒绝将特权视作理所当然。更多、更好的商品在美国人的道德判断中是有极限的,普通大众或许对过度放纵的消费方式有嫉羡交加的复杂观感,但炫富在精英群体看来招摇又低俗。他们确立地位(或者说占有财富与特权的合法性)的符号恰恰来自炫耀性消费以外的地方,比如平易近人和谦逊的处事态度、对特权的自省、工作伦理等等。我们不难看出,谢尔曼与科里德-霍尔基特的发现相互呼应,《不安之街》提供了志向阶级的纽约案例。

《不安之街》
瑞秋·谢尔曼 著 黄炎宁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5

“对如何消费、如何行为处事以及应抱持怎样的价值观,志向阶级的选择十分精明且日趋非炫耀性。”科里德-霍尔基特指出,21世纪的社会地位不仅通过汽车和名表体现,还通过局外人难以理解的暗示、信息和投资来体现,这些身份地位象征符号就是“非炫耀性消费”,这些新式商品和服务能让志向阶级的生活更轻松、提升他们的整体幸福感,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

非炫耀性消费分为两种。一种是“信息成本非炫耀性消费”,即与特定文化知识有关、看似与金钱关系不大的象征性消费,它事关一个人是否能在消费模式上展现出某种“文化杂食性”,既能欣赏歌剧又能欣赏街头艺术,以及是否掌握文化精英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和知识储备。另一种是“超高成本非炫耀性消费”,例如育儿、医疗保健和大学学费等异常昂贵但能显著改善消费者的生活品质,且利于后代维持阶级优势的消费。

志向阶级还积极参与“炫耀性休闲”——在工作节奏飞快的现代社会,闲暇时间比奢侈品更加奢侈——在这一方面,母乳喂养是一个突出例子。科里德-霍尔基特发现,如果不考虑健康因素,在孩子6-12个月时进行母乳喂养是一种属于特定圈层的育儿方式。她们往往受过高等教育(知道母乳喂养的好处),负担得起价格不菲的医疗服务、哺乳顾问和昂贵吸奶器,还有一份提供充足产假的高级专业工作(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极少数没有全国性法定产假的国家)。由于母乳喂养需要占用大量资源和时间,尽管许多医学建议和社会评论都在宣扬母乳的好处——它是免费的,而且对婴儿健康有好处——但对经济条件一般、需要在产后尽快回归工作岗位的妈妈们来说,母乳不仅不“免费”,而且代价高昂。

图片来源:图虫

“炫耀性生产”商品同样是志向阶级重要的消费类型,在“消费传递价值观、塑造自我”的观念影响下,如今的精明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一双意大利皮鞋或一瓶法国香水,“他们还关注产品源自哪里,如何制作而成,生产过程是否体现公平原则、没有剥削,并且有环保意识,这些都成为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于是,志向阶级去精品咖啡店购买手冲咖啡,咖啡豆来自严格遵循公平交易原则的种植地;去全食超市(Whole Foods)购买有机蔬果,以此展示自己是一个更好的全球公民和更健康的人;周末逛农夫市集,以此支持当地农业,抒发某种田园牧歌幻想。在科里德-霍尔基特看来,与19世纪末有闲阶级的消费主义相比,当代志向阶级建立的消费标准更为有害。

“与购买银汤匙和享受悠长假期不同,他们在教育、健康、退休和育儿上的投资确保了后代对其身份地位的复制(通常也包括财富),没有哪种物质商品能起到这种作用……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划分,也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区分,这种区分从未像今天这么明显。”

当消费选择被认为无关金钱,而是由道德或价值观驱动,它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迈克尔·桑德尔所说的“精英的傲慢”——成功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是美德的标尺,因此他们值得获得更多由市场赋予的回报,至于那些落入下风的人,只能说他们缺乏合宜的判断能力,命该如此。

图片来源:图虫

对于美国中产阶级来说,“工资中位数停滞”已持续了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除了收入前10%的群体之外,其他人的工资几乎与1973年的工资水平相当。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精英群体明显加大对子女教育投资力度的同时,中产阶级在这方面的支出却在减少。科里德-霍尔基特指出,对于如今的美国中产阶级来说,志向阶级倡导的非炫耀性消费可望而不可及,他们依然在购买象征社会地位的物质商品来展示或仅仅是说服自己,我的生活还不错。然而这样的做法只能满足一时的虚荣心,长远来看,对他们自己和子女的长期幸福无益。中产的后代将越来越难以赶上富人孩子的脚步,精英群体和普通大众之间的异化和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

科里德-霍尔基特提醒我们注意,虽然她研究的是美国的情况,但类似的现象已在全球其他地方出现。美国中产阶级的现状,值得全球中产阶级借鉴并吸取教训。

参考资料:

【美】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微小的总和:新精英阶层的消费选择》.海南出版社.2022.

【德】弗兰克·特伦特曼.《商品帝国:一部消费主义全球史》.九州出版社.2022.

【美】瑞秋·谢尔曼.《不安之街:财富的焦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桑德尔对话项飙:崇拜个人成功故事为什么是危险的?》,界面文化

/article/72433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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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炫耀性消费更炫耀的,是非炫耀性消费 | 说书

《微小的总和》一书提醒我们注意,大量不平等被隐藏在消费民主化的表象之下,某种更深层次的阶级鸿沟正在显现。

来源:Pexels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热切围观向太在社交媒体上晒80克拉的钻戒,因为一个豪宅定位和墙上疑似齐白石的真迹而对一个玩篮球的高中男生产生“少爷”滤镜……富人崇拜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事实上,正如全球消费经济研究者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所说,“从有记录的人类文明开始,展现身份地位的热切之情,或是对较高阶级进行模仿和同化的渴望,一直显而易见。”

对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而言,社会地位的彰显和彼此比较是一场一丝不苟的竞争,而用商品来对较高阶级进行模仿和同化是其中最简单直白的手段。20世纪下半叶开始,全球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他们通过批量生产和快速信贷开始与精英阶层消费相同的产品。历史学家弗兰克·特鲁特曼(Frank Trentmann)甚至认为,设计师手袋、手表等奢侈品已然成为了一种“民主权利”——随着以阶级为基础的品位体制从1950年代开始相对松动,奢侈品如今除了反映拥有者的身份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传递了某种自我表达和归属感。

然而在《微小的总和》一书中,科里德-霍尔基特在分析美国的消费趋势后发现,随着炫耀性消费的大众化,精英群体又在社会地位的竞争中先行一步。他们不仅越来越富有——即使是2008年后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也没能撼动这一点——而且在用这些财富去购买那些中产几乎无法模仿的东西。她提醒我们注意,大量不平等被隐藏在消费民主化的表象之下,某种更深层次的阶级鸿沟正在显现。

《微小的总和:新精英阶层的消费选择》
[美]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 著 尹楠 译
理想国 | 海南出版社 2022-11

炫耀性消费的大众化与志向阶级的崛起

几乎全民都能“买买买”的时代始于工业革命。18世纪以前,世界收入水平用了近1500年的时间才实现翻倍,但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在19世纪仅用70年就实现了这一目标。在20世纪,再次翻番的时间缩短到35年。工业革命让大规模制造成为可能,商品的生产速度越来越快,制造成本越来越低,大规模经济结构的调整创造了由商人和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对于消费者而言,和工业革命同样重要的是“消费信贷革命”——特伦特曼在《商品帝国》中指出,从分期付款、抵押贷款到购物卡、个人贷款、信用卡和房屋净值抵押贷款,越来越便捷的消费信贷进一步推动了普通人的消费动力。接下来,科里德-霍尔基特写道:

“全球化、大众营销、批量生产和名牌仿制品,为更多人创造了炫耀性消费的可能性。这种物质商品的泛滥表明,融入上层阶级炫耀性消费的障碍几乎已被根除。”

当商品本身不再那么容易区隔阶级,真正的精英阶层开始寻找比物质财富和炫耀性消费更隐蔽的地位标志,而且他们本身也发生了转变。科里德-霍尔基特指出,21世纪的精英不再是19世纪末社会评论家、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批判的富裕、闲适的“有闲阶级”,而是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自力更生的知识精英群体。他们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体系中的最大受益者——服务业取代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全球各大重要城市越来越成为信息和金融中心,如今的精英阶层则依靠创意和知识,成为劳动力市场中价值最高的群体。

图片来源:图虫

科里德-霍尔基特称这群新文化精英为“志向阶级”。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并非大富大贵之人——他们实际上不再以经济水平定义——将他们集合在一起的是一种集体文化意识和身份认同:

“这一新精英文化群体的共同特点是对知识的渴求和珍视,而非其收入水平。他们利用知识来获得更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意识,这个获得知识并形成价值观的过程就揭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一新群体也因此通过最重要的共同文化资本获得了身份认同——他们说相同的语言,拥有相似的知识体系,分享形同的价值观,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他们的集体意识。”

她发现,志向阶级的消费是其人生哲学和价值观的体现,而就其消费的外在表现来看,他们已不再将炫耀性消费视作体现社会地位的最重要方法。一方面,与普通美国人相比,富人和上层中产阶级(收入顶层占比达5%和10%的群体)的炫耀性消费支出更少,而中产阶级(占比40%-60%)的炫耀性消费支出更多。举例而言,1996年,位于收入顶层1%的群体在服饰、腕表、珠宝、汽车和其他社会有形商品上的炫耀性消费几乎是其他人的四倍之多,他们当时的收入比全美平均水平高出五倍多;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虽然他们的收入比全美平均水平高出六倍多,但其炫耀性消费支出却只是其他人的三倍。

当然,这不是说如今的富人不热衷于炫耀性消费了。事实是,他们不再热衷于购买中产阶级普遍买得起的传统炫耀性商品,而是在价格更加高不可攀的商品上一掷千金,比如高级腕表、高级珠宝和游艇,以之作为新的身份地位象征物。

在远离物质主义的同时,志向阶级如今在非炫耀性消费、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生产中投入更多。所谓“非炫耀性消费”,指的是在不起眼却又价值不菲的商品和服务上的消费,包括在教育、医疗保健、育儿和保姆、园丁和家政服务人员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上的投入。这些消费能帮助消费者节省更多时间,长期而言又能创造更好的生活机会。“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生产”看似与金钱无关,但巩固了志向阶级的文化资本优势。

彰显地位的非物质化手段与精英的自我复制

在《不安之街》一书中,社会学家瑞秋·谢尔曼(Rachel Sherman)记录了她对包括华尔街金融人士、企业律师、大学教授、继承巨额遗产的艺术家在内的50位纽约精英人士的研究。谢尔曼发现,得到美国全社会认可的价值观是经过“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和美国式平等主义熏陶后形成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努力工作、审慎消费、回馈社会、保持谦逊和拒绝将特权视作理所当然。更多、更好的商品在美国人的道德判断中是有极限的,普通大众或许对过度放纵的消费方式有嫉羡交加的复杂观感,但炫富在精英群体看来招摇又低俗。他们确立地位(或者说占有财富与特权的合法性)的符号恰恰来自炫耀性消费以外的地方,比如平易近人和谦逊的处事态度、对特权的自省、工作伦理等等。我们不难看出,谢尔曼与科里德-霍尔基特的发现相互呼应,《不安之街》提供了志向阶级的纽约案例。

《不安之街》
瑞秋·谢尔曼 著 黄炎宁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5

“对如何消费、如何行为处事以及应抱持怎样的价值观,志向阶级的选择十分精明且日趋非炫耀性。”科里德-霍尔基特指出,21世纪的社会地位不仅通过汽车和名表体现,还通过局外人难以理解的暗示、信息和投资来体现,这些身份地位象征符号就是“非炫耀性消费”,这些新式商品和服务能让志向阶级的生活更轻松、提升他们的整体幸福感,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

非炫耀性消费分为两种。一种是“信息成本非炫耀性消费”,即与特定文化知识有关、看似与金钱关系不大的象征性消费,它事关一个人是否能在消费模式上展现出某种“文化杂食性”,既能欣赏歌剧又能欣赏街头艺术,以及是否掌握文化精英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和知识储备。另一种是“超高成本非炫耀性消费”,例如育儿、医疗保健和大学学费等异常昂贵但能显著改善消费者的生活品质,且利于后代维持阶级优势的消费。

志向阶级还积极参与“炫耀性休闲”——在工作节奏飞快的现代社会,闲暇时间比奢侈品更加奢侈——在这一方面,母乳喂养是一个突出例子。科里德-霍尔基特发现,如果不考虑健康因素,在孩子6-12个月时进行母乳喂养是一种属于特定圈层的育儿方式。她们往往受过高等教育(知道母乳喂养的好处),负担得起价格不菲的医疗服务、哺乳顾问和昂贵吸奶器,还有一份提供充足产假的高级专业工作(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极少数没有全国性法定产假的国家)。由于母乳喂养需要占用大量资源和时间,尽管许多医学建议和社会评论都在宣扬母乳的好处——它是免费的,而且对婴儿健康有好处——但对经济条件一般、需要在产后尽快回归工作岗位的妈妈们来说,母乳不仅不“免费”,而且代价高昂。

图片来源:图虫

“炫耀性生产”商品同样是志向阶级重要的消费类型,在“消费传递价值观、塑造自我”的观念影响下,如今的精明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一双意大利皮鞋或一瓶法国香水,“他们还关注产品源自哪里,如何制作而成,生产过程是否体现公平原则、没有剥削,并且有环保意识,这些都成为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于是,志向阶级去精品咖啡店购买手冲咖啡,咖啡豆来自严格遵循公平交易原则的种植地;去全食超市(Whole Foods)购买有机蔬果,以此展示自己是一个更好的全球公民和更健康的人;周末逛农夫市集,以此支持当地农业,抒发某种田园牧歌幻想。在科里德-霍尔基特看来,与19世纪末有闲阶级的消费主义相比,当代志向阶级建立的消费标准更为有害。

“与购买银汤匙和享受悠长假期不同,他们在教育、健康、退休和育儿上的投资确保了后代对其身份地位的复制(通常也包括财富),没有哪种物质商品能起到这种作用……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划分,也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区分,这种区分从未像今天这么明显。”

当消费选择被认为无关金钱,而是由道德或价值观驱动,它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迈克尔·桑德尔所说的“精英的傲慢”——成功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是美德的标尺,因此他们值得获得更多由市场赋予的回报,至于那些落入下风的人,只能说他们缺乏合宜的判断能力,命该如此。

图片来源:图虫

对于美国中产阶级来说,“工资中位数停滞”已持续了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除了收入前10%的群体之外,其他人的工资几乎与1973年的工资水平相当。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精英群体明显加大对子女教育投资力度的同时,中产阶级在这方面的支出却在减少。科里德-霍尔基特指出,对于如今的美国中产阶级来说,志向阶级倡导的非炫耀性消费可望而不可及,他们依然在购买象征社会地位的物质商品来展示或仅仅是说服自己,我的生活还不错。然而这样的做法只能满足一时的虚荣心,长远来看,对他们自己和子女的长期幸福无益。中产的后代将越来越难以赶上富人孩子的脚步,精英群体和普通大众之间的异化和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

科里德-霍尔基特提醒我们注意,虽然她研究的是美国的情况,但类似的现象已在全球其他地方出现。美国中产阶级的现状,值得全球中产阶级借鉴并吸取教训。

参考资料:

【美】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微小的总和:新精英阶层的消费选择》.海南出版社.2022.

【德】弗兰克·特伦特曼.《商品帝国:一部消费主义全球史》.九州出版社.2022.

【美】瑞秋·谢尔曼.《不安之街:财富的焦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桑德尔对话项飙:崇拜个人成功故事为什么是危险的?》,界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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