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对《红楼梦》有所了解的读者都知道，我们如今读到的《红楼梦》并不是曹雪芹的原著，而是一代代《红楼梦》批注者、编纂者和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在《红楼梦》的流通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版本的系统：一个是前八十回的脂评抄本系统，这些抄本因有脂砚斋等人的评语，简称“脂本”，到目前为止，有“甲戌本”、“乙卯本”、“庚辰本”、“甲辰本”、“戚序本”等十余种抄本传世。另一个系统是程伟元、高鹗整理的一百二十回印本。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该版本以《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的书名刊印，被称为“程甲本”；次年，程伟元和高鹗修订后再版重印，被称为“程乙本”。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冯其庸等红学研究者校注的《红楼梦》，这一版本于2022年推出了第四版。

不同版本孰优孰劣，向来是研究者和大众读者争论不休的问题。不同的版本不仅考验了编纂者的文献收集和考证能力，也反映了他们对原著的理解，其中不乏出现偏差的情况。而对于致力于翻译这一中国古典名著的外国翻译家来说，翻译底本也决定了能否准确把握《红楼梦》的原意。日前，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李晶、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大海在活动中探讨了《红楼梦》在海内外的传播与误读。

读《红楼梦》以脂本系统为重，可以适当参考程本

人文社版的《红楼梦》前八十回以庚辰本为底本，并参校了其他脂本及程甲本、程乙本。后四十回以程甲本为底本，校以诸刻本。孙大海认为，对版本没有特别高要求的一般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完全够用”的版本。李晶表示，这个版本的优点是以早期抄本为底本，尽可能地规避了程伟元和高鹗的删减。

孙大海指出，程本对《红楼梦》原著有不少改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读者对《红楼梦》的理解。以第一回为例，早期的抄本中其实存在两个神话系统，一个是女娲补天，一个是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神瑛侍者下凡后成为了贾宝玉，那块补天石则成了贾宝玉出生时嘴里含着的那块玉。在程本里，两个神话被合二为一，那块补天石发展为了神瑛侍者，继而给了读者“贾宝玉是一块石头”的错觉。

程本对人物的一些处理和改动也削弱了角色的复杂性。尤三姐是其中一例。孙大海发现，在早期抄本中，尤三姐有很开放的一面，程本却做了洁化处理，把她塑造成了一个贞洁烈女的形象。他认为，如果读的是早期抄本，读者对尤三姐之死或许会有更多层次的理解。

另一个例子是程本对王夫人这个形象的接受造成了一定影响。甲辰本中写道，王夫人在抄检大观园之前单独把晴雯叫过去责备了一番，而抄检大观园直接导致了晴雯被撵出大观园。小说中其实对王夫人有这样的一句评价：“王夫人本是天真烂漫之人，喜怒出于胸臆。”也就是说，作者认为王夫人未必是个多么有心计城府的人，不过是容易激动、被他人挑唆容易做出过激行为。但甲辰本删去了曹雪芹对王夫人的定性之语，程本也继承了这一操作。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如今很多《红楼梦》读者对王夫人有佛口蛇心、喜欢“宅斗”的负面印象。

“如果我们读《红楼梦》的话，当然还是以脂本系统为重，可以适当地参考程本。”李晶说。但她也指出，虽然她推崇脂本系统，但脂本系统的最大缺陷是没有一个抄本收录了完整的前八十回，即使是保留曹雪芹原著面目最多的庚辰本，还是缺少了六十四回和六十七回。1982年重修《红楼梦》时，专家们尽最大可能弥补了缺陷，把他们能找到的各版本精华汇集到一起。

海外翻译家让《红楼梦》版本又多了几十种

根据李晶的统计，目前全球共有30种《红楼梦》译本，甚至包括一个世界语节译本。全译本最多的是日文版和韩文版，她认为从译者选择的底本情况来看，日本翻译家更“懂行”。日本版全译本大致有四种，最早是松枝茂夫的版本，他对自己的翻译修改过四五次；松枝茂夫的学生伊藤淑平的译本是最得国内学界认可的译本；饭冢朗也翻译过全本《红楼梦》，而近年最新的一个版本由中国文学专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井波陵一翻译，这一七卷本的《新译红楼梦》于2015年获得了读卖文学奖。

李晶指出，几乎每一个翻译家都打造出了一个独特的《红楼梦》，让《红楼梦》的版本大家族又多了好几十种。因为除全译本之外，一些翻译家还出过节译本，甚至对《红楼梦》做出改写。松枝茂夫是早期的日文全译本译者，在不断修改全译本的过程中，他又出版了至少两种不同的节译本。饭冢朗则改写了《红楼梦》，李晶开玩笑说，“不知道他是不是觉得这样有点对不住曹雪芹，后来他又把《红楼梦》从头到尾翻了一遍。”

翻译《红楼梦》对外国翻译家来说困难重重。原著文本问题太复杂，很多问题至今中国研究者都未有定论——比如，林黛玉到底是几岁进的贾府？林黛玉和薛宝钗先后差了多少时间来到贾府？为什么前八十回死去的角色，在后四十回又活过来了？李晶表示，她之前读《红楼梦》时没有意识到那么多问题，直到看到英国汉学家、《红楼梦》英文版译者霍克思写了不少文章抱怨，“这些问题无论多么高明的编辑也解决不了。”出于对读者负责的态度，翻译家往往比中国读者更强调故事的时间顺序、发展逻辑，而他们也往往会发现，很难整理出一个干净完整、前后一致的《红楼梦》故事。

与此同时，翻译家在“文化转译”方面的考量也会导致译本和原文可能南辕北辙。李晶指出，与中国文化中红色代表喜庆、富贵的含义不同，红色在西方与诸多负面联想挂钩，霍克思为了让英文读者感受到《红楼梦》的美好，他在译文中尽量规避使用“红色”一词，把很多红色的意象改为绿色或金色。比如，他将“怡红院”翻译为“快绿院”，把“霞影纱”中的红色意象翻译成了老玫瑰色（old rose）。霍克思在翻译《红楼梦》时展现出的高度自主权，也引起了一些汉学家、翻译家的关注。曾翻译过多部文学名著的法国汉学家雷威安曾评论称，霍克思不仅在译文中大量补充了程乙本删改的内容，而且就无论哪个版本原文中都没有被交代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李晶认为，霍克思的译本之后一定还会面临批评和质疑，但我们需要考虑到他翻译《红楼梦》的时代背景——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外交流还比较缺乏，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普遍缺乏了解。为了让他们更好地领略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乐趣，译者或许不得不采取一些特别手段。

不同版本《红楼梦》中的“掉包计”与误读

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底本选择或解读立场的不同——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会出现“掉包计”与误读的情况。孙大海以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中的一个细节为例。贾宝玉、薛宝钗和林黛玉在妙玉的栊翠庵品茶，黛玉问了一句烹茶的水是否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回，“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然后钗黛中的一人“知她天性怪癖，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喝完茶，便约着另外一人离开了。

孙大海指出，早期抄本大多写的是黛玉觉得妙玉天性怪癖、不好说话，于是约着宝钗离开，我们可以看到黛玉知人情、比较识趣的一面，但程乙本将黛玉和宝钗在此事中的位置对调了。孙大海认为，这反映了编撰者对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标签化理解，觉得林黛玉自诩孤高、目下无尘，必然会与妙玉争辩，而性格圆融的薛宝钗看出了这个苗头，及时把她拉走了。

李晶发现的另一个“掉包计”出现在霍克思的译本里。香港翻译批评家宋淇认为，霍克思虽然把《红楼梦》翻译得很好，诗词翻译更是精华中的精华，却在一些不该错的地方出了错。比如在“元妃省亲”的那一回目里，诸姊妹在元妃的要求下题匾题诗，迎春、探春和惜春分别写了一首绝句，小说中提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之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似难与薛林争衡，只得随众应命。”李纨则和薛宝钗、林黛玉一样，写了一首律诗。宋淇质疑称，霍克思为何要在译本中把探春的绝句改成律诗？李晶在翻阅程乙本时发现，问题不在霍克思身上，而在程伟元和高鹗身上——他们把李纨的律诗和探春的绝句掉了包，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探春比李纨更有才华，按道理来讲应该能写词句更多、更华丽的律诗。

还有一个“掉包计”发生在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孙大海发现，书中有很多薛姨妈关爱林黛玉的描写，这亦给了双亲早逝的林黛玉不少慰藉。在这一回中，园中诸姐妹在贾宝玉的怡红院喝酒玩耍闹到很晚，夜深时，薛姨妈派人来接人。通常的版本里写的是接林黛玉回去，这件事的背景是，薛姨妈当时已经搬到潇湘馆和林黛玉同住了，她遣人来接林黛玉非常正常。但在一些版本中，此处被改为薛姨妈派人来接薛宝钗，可能是因为编纂者认为薛姨妈和林黛玉的关系没有亲密到这个地步，也可能是对之前的故事情节不太熟悉。

海外《红楼梦》研究者对女性角色有更多“慈悲心”

有意思的是，李晶发现，外国翻译家——无论来自东洋还是西洋——对《红楼梦》中女性角色的评价，相比中国的专家学者要更公道一点，也多了一些慈悲心。在一些中国研究者认为林黛玉小心眼、爱哭爱生气、性格不好的同时，外国翻译家和研究者更关注的是林黛玉的才华。在翻译作品中，林黛玉的“诗人”形象被特别强调，比如霍克思就将引起诸多争议的“冷月葬花魂”一句翻译为了“冷月葬诗魂”。“相对来讲，外国翻译家更多是把她当作一个人来关照。”李晶表示。

霍克思对王熙凤的评价也较为公允，既不回避王熙凤作恶的一面，也看到了她的苦衷。他认为，放高利贷的王熙凤证明了她对金钱资本的贪恋，她被金钱收买，仰仗实力搅乱了一对与她素昧平生的年轻恋人的命运。她任性时期的残忍性格，造成了她身边至少两个人物的不幸和死亡，她是一个出色的负面人物，中国评论家对王熙凤做出的糟糕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她应得的。但霍克思认为，如果将她和潘金莲相比，后者才是一个真正像魔鬼一样的角色。

如果这样比较，我们不得不承认，王熙凤其实主要是受金钱所惑，她的罪过与其说是出于嫉妒贪婪，或者说天生的自私自利，倒不如说源自她发觉自身处于一种实在不可能周全的处境：一方面，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她被赋予了管理一个大家族的重任，其规模堪比英国的一些大学；另一方面，家族用度面临破产的风险，族中长辈的很多行为是不负责任的。贾府中有些人对王熙凤心怀怨愤，也让她越来越孤立无援。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其他人评价的经验的丰富，再加上从外国翻译家当中学到的、对《红楼梦》描写人性的复杂性的重视——你要看到一个人处在什么样的生存环境里，”李晶说，“方方面面来讲，我对书中的人物少了一些批判和质疑，多了一些同情和体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