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当地时间6日凌晨4时17分，土耳其南部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发生两次5级余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建筑倒塌。土耳其所处的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拥有丰富的历史古代遗迹，历史悠久的古堡加济安泰普城堡在此次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暂时未传来噩耗。

圣索菲亚是一座著名的宗教建筑，有将近一千五百年的历史。福楼拜曾在十九世纪末造访土耳其，面对着宏阔优雅的圣索菲亚圆顶，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称叹伊斯坦布尔：“这里在一个世纪内将成为世界之都。”随着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1934年，圣索菲亚失去了宗教意义，以博物馆的身份重新对世人开放。2020年7月2日，时任总统埃尔多安恢复其宗教场所的角色，将这座建筑改为清真寺，一时引发轩然大波。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从2008年起开设通识课“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一书集结了他授课过程中的一系列思考。在这本书中，他也探讨了圣索菲亚带来的记忆和遗忘。从土耳其最重要的历史古迹里，我们窥见了这个国家复杂的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

《圣索菲亚：记忆与现实》（节选）

作者｜昝涛 

我们讨论圣索菲亚的相关问题，不能忘记土耳其日益强调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这一事实。在这里，我主要关注的不是当下土耳其的政治问题，而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围绕圣索菲亚之身份的“记忆与遗忘”这个主题，最终会落到对新奥斯曼主义这个问题的认知上来。

城市或建筑物成为现实政治争议的焦点，古往今来并不少见。现实政治希望彰显什么，也就会希望和操控人们记住或纪念什么。但历史久远的东西，承载的记忆往往是多样的，若欲彰显某一种，就必然会打压或抹杀其他的，这就引发了所谓的历史记忆之争。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来看，与记忆紧密相关的就是遗忘，打压或抹杀就是造成遗忘的原因之一。那么，在这个角度上看，圣索菲亚博物馆最近被土耳其改回清真寺，其实就是围绕这座著名宗教建筑物产生的，有关记忆和遗忘的政治争议的历史延续。

当年，穆罕默德二世把教堂变成清真寺，本身就是一种对历史记忆和遗忘的政治性操控。穆罕默德二世当然是一个胜利者，他想给人们留下的历史记忆，不只是他个人的胜利，而且是他所属集团的某种历史记忆的延续。或许，再也没有比把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皇家清真寺更好的象征了。在此之后，后世的记忆和诠释就会围绕一种宗教对另一种宗教的胜利，甚至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胜利延续下去。

所以，把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清真寺，是军事—政治领导人穆罕默德二世对战利品的处置，是他刻意制造的历史记忆/纪念，而属于基督徒和拜占庭的东西，则被刻意遮蔽或清除了。在那之后直到1935年2月，圣索菲亚一直被作为清真寺使用。这数百年时间足以建立一个新的习惯、身份与记忆。但对欧洲人来说，在1453年后，他们仍然长期使用“君士坦丁堡”这个名称，而不是土耳其人的“伊斯坦布尔”。根据当代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的说法，对欧洲人来说，使用“君士坦丁堡”除了是一种习惯，还意味着这个地方是被占领而亟待“收复”的基督教城市，西方人的这种观念直到 1923 年《洛桑条约》签订后才消失。

在最近的舆论中，人们经常会提到1934年11月24日的一份土耳其内阁会议的决定——它决定把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变成一座博物馆，还会提到这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意思。1934年已经是土耳其共和国建国10余年以后了。共和国在此时决定把使用了五个世纪的清真寺变成博物馆，是为什么呢？

其实主要是现实政治变了。一个自我标榜为现代的、世俗的民族国家——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了。新的民族国家当然需要新的民族历史与记忆。这是我早年研究土耳其现代史时最为关注的内容，即所谓“族史重构”问题。除了编造民族神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前朝的关系。简言之，新的土耳其共和国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修辞上对奥斯曼帝国是疏离的，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是寡淡的，甚至是刻意排斥的。

1939年的时候，土耳其的博物馆学家委员会提出了一种解释：“圣索菲亚，作为拜占庭的教堂和奥斯曼的清真寺，都是建筑学上的杰作……土耳其人对这座建筑的身份的打断是如此彻底和完整，以至于就像人们曾经把它视为一座教堂一样，也有更多的人把它定义为一座清真寺。因此，土耳其共和国决定把这座建筑变成一个博物馆，目的是把它献给全人类……”这个在圣索菲亚变成博物馆近五年之后的解释，更多的是一种事后赋予它的历史记忆，也就是把它中立化、普世化，而前述国际政治的考量是不能被公开讲述的。

今天反对把圣索菲亚博物馆变回清真寺的人，也还是在强调这一点，即它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和平的象征。或许也可以推断，今天的世俗主义者赋予圣索菲亚博物馆的各种现代主义的意义，如世俗化、现代化之类的，应该是土耳其国内外的人们后续不断添加进来的。

当然，博物馆化所代表的、被不断解释出来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声音也同样存在，论证也不断深化了。一是，对奥斯曼帝国的追忆也不只是关于军事的征服和胜利，或宗教的荣耀，也有强调奥斯曼帝国的宽容和世界主义的；二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在参与欧洲文化活动的时候，也会刻意强调自身的宽容和世界主义，比如，2009年圣索菲亚大教堂穹顶上发现的天使头像被打开和修复，以供游人参观，就是一个好的姿态，伊斯坦布尔也在2010年被认定为“欧洲文化之都”。

2020年上半年，土耳其的圣索菲亚博物馆被改回清真寺的消息引发了一轮比较大的世界舆论。

索菲亚从博物馆变为清真寺的理由，应该主要不是来自宗教本身，因为有人计算过，伊斯坦布尔根本就不缺清真寺，圣索菲亚博物馆对面的蓝色清真寺根本没有多少人去做礼拜。所以，其理由依然是政治的，或者具体说是利用宗教情感和历史记忆的政治操作。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来说，恢复清真寺代表的就是“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所欲保留的那个历史记忆，也就是土耳其 / 穆斯林相对于西方 / 基督徒的胜利。

在当代，对这种胜利的招魂和纪念，迎合着宗教—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也被其操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最擅长把自身的政治行为嫁接到帝国记忆之中的演讲高手，他在2020年5月29日的“征服纪念日”讲话中说：“我们要留下一个让我们的祖先法提赫（Fatih，即穆罕默德二世）满意的土耳其。”这就是他惯常的对宗教的、帝国的历史记忆的强调、突出和利用。

恢复清真寺的诉求步步紧逼直至取得今天的“胜利”，也反映出土耳其在凯末尔之后的历史性变化。如果说有主流民意，光看一看民调数据就能明白，据说超70%的土耳其人支持把圣索菲亚博物馆变成清真寺。而在今天土耳其的舆论环境下，公开表达反对之声也越来越不容易，当然，外国人是例外（但外界的反对之声，或许恰恰是土耳其国内政治所需要的）。

一旦出现类似的事情，一般的分析总喜欢从世俗主义、现代化的角度来讨论。似乎只要是跟穆斯林的宗教符号有关的东西，都可以被任意地打上伊斯兰主义的标签，而后就被认定为“倒行逆施”。凯末尔和埃尔多安往往被放在两个极端上看待，前者是世俗的、进步的、开明的，后者是宗教化的、倒退的、反动的。殊不知，在土耳其，大部分人并不这么看。

我这么说不是想否定凯末尔主义，更不是要赞美“埃尔多安主义”，而是希望强调相关问题的复杂性。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宗教复兴运动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的世俗化理论已经被很多社会科学家认为是成问题的。

土耳其共和国表面上模仿了法国模式，但其实，土耳其的模式并不是简单模仿，它同时也是奥斯曼体制的延续，甚至是整个逊尼派哈里发体系的延续，所不同的，就是废除了苏丹和哈里发制度，走向了共和制。同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改变了，由宗教的变成了世俗的，宗教不是没有了，而是被尽可能地从公共领域中清除掉了，换上了共和国的那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但对宗教的控制和利用没有变。此外，在民间，宗教沦为私人性的了，限于个人的私德领域。

随着凯末尔去世，政治走向多元化，原先被打压和边缘化的东西自然就会出来。那些对现实不满的人及其后代，也拥有了新的政治空间，说到底，在一个99%的人口是都是穆斯林的国家与社会，如何安放与宗教/信仰有关的精神和灵魂？

后来，这个新阶层及其盟友赢得了政权，这就是埃尔多安和他领导的正发党政府，他们代表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式的土耳其道路。但这一派人成长和发展的环境，还是一个建立在凯末尔主义基础上的土耳其，还有世俗主义的制衡，所以，凯末尔主义及其主张的世俗主义仍然是他们活动的大框架。传统的世俗与宗教之争，其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在意识形态上，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整体上还是温和的，是很实用主义的，我们还看不出土耳其走伊朗那种教权国家道路的苗头。

因而，在上述意义上，圣索菲亚博物馆被改成清真寺，虽然可以部分地被视为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动作，但很难被直接说成是世俗主义的倒退。也就是说，它和宗教本身的关系并不太大，更多的是现实政治对帝国历史记忆的操控，目的是服务于当下土耳其国内的权力政治。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第十一章，内容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