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高佳

编辑 | 刘海川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春节过后，东南沿海城市再次出现招工抢人的“盛况”。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劳动年龄人口相比2021年减少666万人，这更加深了舆论对2023年“招工难”的担忧。

在沿海制造业城市浙江省宁波市，人社部门先后组织了43支小分队前往江西、四川等内陆省份募工，以保障春节后企业顺利复工复产。

界面新闻在宁波当地观察发现，“招工抢人”现象背后，其实是季节性用工反弹和疫情非正常断工的叠加效应，随着宁波本地制造业企业的智能化转型，高素质、强专业化的人才短缺才是未来当地人力资源面临的主要困境。

开年“抢人”

宁波是2023年春节后，最早开启跨省招工的城市之一。

当地纺织行业的龙头企业申洲集团，从1月27日（正月初六）开始，陆续派出193辆大巴车，在全国15个省设了331个返岗接送点，跨越大半个中国接员工返岗。截至1月29日，有近1万名员工乘坐返岗大巴车回到了位于宁波的制衣工厂。

1月28日（正月初七），宁波市人社部门也组织起43支小分队、200多家用工企业，分赴安徽、江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河南等12个省份开展赴外劳务招聘行动。宁波市还出台了交通补贴等扶持政策，奖励用包机、包车等方式组织员工返岗的企业。

截至2月12日，宁波赴外招聘“小分队”参加了近60场省外招聘活动，提供岗位数超5万个。截至2月10日，宁波全市组织包车377辆、包专列6趟、包机2架，接返员工近1.85万余人。

这些数据可见“抢人”的急迫。宁波市就业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向界面新闻介绍，人社部门组织赴外招聘，点对点接返的机制形成于2020年疫情暴发期间。彼时交通不畅，企业招不到工人，需要政府部门帮助打通 “从出家门到进厂门”的一条线，此后，这项机制延续下来。

2023年春节前后，宁波市人社部门对全市300家用工较多且较有代表性企业开展了3次用工调查。调查显示，300家企业中，节后有招工计划的企业232家，占77.33%，用工需求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以一线普工为主，占84.11%。

和往年相比，今年春节，宁波市企业招工普遍面临着假期延长、开工延后、返乡率上升和在岗率降低的情况。这也是今年人社部门继续赴外招聘、点对点接返的重要原因。

该负责人还提到，为帮助企业稳岗促生产，宁波市年前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例如春节返岗交通补贴，在2023年1月21日至2月5日，对企业组织员工返岗，或省外劳务协作输出地输送员工返岗的，符合条件的按包车费用的5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20万元；对自行到宁波市企业返岗就业的非本市户籍员工给予返岗交通补助，补助标准为市外省内100元/人、华东地区300元/人、华东地区以外500元/人。

“补贴对企业来说，信号意义大于实际作用。这代表着政府的一种鼓励和支持，也给务工人员带去关爱，让他们感受到宁波对他们的欢迎。”该负责人表示。赴外“抢人”有其必要性，也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带5万个岗位出去，数量虽不算多，却能体现政府的姿态，说明政府重视，也尽心为企业服务。再者，也能宣传展示宁波就业创业的良好氛围。”

落寞的"螺丝工"

虽然宁波用工需要去外地抢人，4个来自贵州省铜仁市的男青年却在这里屡屡碰壁。2月2日，春节开工已过一周，他们还在人才市场外的展板前张望，这是来到宁波的第九天，他们的工作依然没着落。

这里是宁波市奉化区，是“奉帮”裁缝的起源地，制造业发达，约有600多家年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

展板上罗列着奉化区近日要举办的招聘活动，从正月初一直持续到中旬。“外来务工人员专场招聘会”“失业人员专场招聘会”……这些内容吸引他们驻足，但不像零工市场，这里没有起劲吆喝的中介，那张巨大沉默的展板，让四个年轻人暂时迷失了方向。站着看了好一会儿，他们决定找人问问，“哪里招人？”

四人中年纪最小的阿强，今年20岁，进厂上班已有3年。正月十五前，许多工人还没复工，奉化街上空荡荡的。在这样的冬月里，阿强只穿了件薄外套，一上午急匆匆地转了好几个地方，没见合适的岗位。

2022年阿强的工资并不高，每小时能挣到15、16元。他原本不想再来了，“去年待遇不好，上一整个夜班才给200块。”但留在老家，他能找到的工作也只有在奶茶店打工，或是种菜、卖菜，一个月最多挣2000元。但是在宁波，要是能进好点的工厂，每月也能挣五、六千元。

四人当中目标最明确、年纪最大的是28岁的杨广，他有些忧心忡忡：“找一个技术工种，对我来说，就是目前最理想的工作。”他赶在“返工潮”之前到达宁波，本以为能抢到好的工作机会，但是找了一周，还一无所获。

“明天再来吧，今天的招聘已经结束了。”人才市场的保安一句话阻断了他们想要咨询更多情况的欲望。杨广不想放弃，看着墙上挂的人力资源公司招牌继续问，“那这些（公司）是做什么的？”“给大学生找工作的。”保安头也不抬地回答。

四个人悻悻退了出来。他们是“打螺丝的”——电子厂流水线上最底层的工种。“再到别处看看”，骑上电动车，四个年轻人很快消失在海滨城市的风里。

“最优选择是机器”

“打螺丝”，林俊鹏有挺长一段时间没听过这个词了，“以前，厂弟厂妹统称‘打螺丝的’。”他这样解释词语中隐藏的含义，“咱俩一块儿打篮球，你投球总是不进，我就说，‘找个工厂打螺丝去吧’”——“打螺丝”是那种人人可胜任，却都不愿做的工作。

林俊鹏是奉化本地人，“90后”，从父亲那接手了一家电力金具公司，主营业务是给电网工程提供零配件，公司有一线工人30人，大多来自浙江省内，还有些来自江西省和湖北省。

对许多工厂来说，2023年意味着重生的机会。林俊鹏也这么想，“过去三年赚不到钱，可以推脱给疫情，现在疫情结束了，再赚不到钱，只能怪自己了。”

源源不断的订单是形势向好显而易见的证明。林俊鹏的工厂往年在元旦之后就不再接单，和电力相关的建筑行业放假早，他们备完货也跟着提早休息，工人们腊月二十前后就会返乡。但2023年春节，直到腊月二十七，订单还在涌来。往年正月十五前，几乎没生意可做，但是今年，正月初八复工，初九就来了急单。

虽然订单压力很大，林俊鹏却不打算招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让机器逐步代替人。”他讲话时语气坚定：“投资自动化生产线，投入是一次性的，收益是持续的，长远看，一定能节约人力成本，释放产能。”

在林俊鹏设想中，一座理想的工厂，2000平方米的厂区设置一个工人岗位，三班轮岗操控就足够。但同时，他强调，“工人学历和技术水平应当比较高，因为他们要操控的不再是设备，而是系统。”

他的工厂向“全自动化”转型，还有一项迫不得已的原因——工人“断层”，实在难以招到能稳定工作的年轻人。目前，厂里一线工人的年龄大多在35岁以上，他们因有养家糊口的压力，不会有太大变动。

“但到了55岁，人的注意力减退，身体也开始吃不消”，林俊鹏介绍，他朋友厂里最近就出了意外，一名年纪较大的工人下班后在快递站做兼职，搬货时意外猝死，事情虽没发生在工厂内，这位朋友依然负有赔偿责任。

林俊鹏不免考虑，“找不到下一代接替的工人，该怎么办？”最优选择是机器，却不是在人力市场徘徊的年轻“螺丝工”。“他们一般眼高手低。”林俊鹏心里自有关于新一代打工人的画像：“每做一段时间就换一个工厂，始终稳定不下来。”

这一推断不无道理，阿强的工作计划，恰好可以印证林俊鹏对年轻工人的顾虑。“我先到处看看机会。”阿强说：“但不管找不找得到（工作），做得怎么样，我只能在这待到8月份。8月份，我要回家参加朋友的婚礼，然后休息。”

打工不如送外卖

多位调研农民工归乡的研究者认为，近年回流中西部的工人，很多已不会再回到沿海地区。一项明显的变化是，来自河南、湖南、江西等中西部省份的工人在减少。近年，富士康、比亚迪、宁德时代等大型制造企业生产基地正在从沿海地区迁至河南、四川等曾经的劳务输出大省，这为工人创造了大量当地就业机会。

这也导致了沿海地区城市的“抢人”力度越来越大。中山、福州、深圳、无锡……相比往年，今年加入“复工抢人”队伍的城市开“抢”时间更早，竞争更激烈。

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趋势却在持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相比2021年减少666万人，这更加深了舆论对2023年“招工难”的担忧。

“招工难”将如何影响东南沿海的制造企业？界面新闻发现，中小企业主林俊鹏提到的“工厂不需要人”“机器替代人”已是不同规模企业的一种战略性选择。

“工人基数大，即便少了600多万人，到我们这一层，招工时是看不出来的。”林俊鹏说。虽然中西部一些产业发达地区外出务工的人员在减少，但近年来从云、贵等省份来宁波打工的人在增多。“只要想招人，还是可以招得到。”林俊鹏认为道理很简单，“每个人都想要更好的生活，只有发达的地方才能提供更好的生活，才有更多机会赚到钱。”

在奉化经营一家智能装备制造企业的唐杰也表示，他目前主要考虑的不是招工，而是缩减工人规模。唐杰的工厂有180多名一线员工。“如果花500万元买机器，员工人数就能减少1/3，我马上就会买。”他说，问题在于工厂目前主产的产品装配工序复杂，相应智能化改造的成本也更高。

这更像是经历“用工荒”教训之后的未雨绸缪。“现在人口红利在减少，这是很多企业‘被迫’智能化改造的原因，我们承担不了大量员工流失的成本。”唐杰说。

他和林俊鹏有一样的担心，“换位思考，如果是我在工厂上班，一天拼命干10个小时挣6000元，那真不如去送外卖。”唐杰认为，“送外卖、跑滴滴，就是年轻打工者在当前社会情况下的工作首选。”

刷短视频时，他常常刷到“附近的人”——他们车间的年轻工人。“架个手机，一边直播一边打螺丝，打了十几天以后，他发现打螺丝好像没什么意义，用别的办法赚钱也行。”唐杰必须在这种情况愈加频繁地到来之前，完成他的计划，“5年之内产品转型，同时改造生产线，提高自动化程度。”

宁波市就业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告诉界面新闻，“00后”“10后”这代年轻人，更少愿意接受流水线工作，这类工作由机器代替完成也是趋势。企业被倒逼进行转型升级，以后，灵活就业岗位会越来越多。

虽然建设无人车间是未来趋势，但工厂仍然需要用工，只是用工的方向变得不同，原来需要普工，现在更需要技术工，“人社部门的工作则始终是依据市场变化，对接用工方和工人两方的需求，为他们搭建桥梁。”该负责人介绍。

技术工才有出路

27岁的贵州人佘黎在宁波一家“较为理想”的工厂上班。这是一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年出厂2000多万件成品，所需电子板全部交由电子贴片车间的100多名员工生产。

在电子贴片车间，工人做的最多动作是拿取物料，所有的组装工序都由设备完成。设备对成品的功能性进行检验，工人则负责检验产品外观。“人更像是在辅助机器工作。”一名80后工人有这样的感受。

进入车间的新员工，需要接受日常工作培训，包括对设备提示错误代码的识别等工作内容，历时11天，佘黎通过了新员工考核。这项考核有一定筛选比例，考核通过意味着掌握了75%的工作技能，达到独立上岗资格。作为一名学习能力较强的员工，他又被安排学习了设备的维护及保养。

入职五个月后，佘黎成为生产线“线长”，他拥有管理才能，被任命管理42名一线工人。他的职责不仅包括监督生产，还要完成与企业文化建设相关的工作。“人文关怀”是这位“线长”现在经常提到的词，他组织工人参与每日心情签到，带头参加各种兴趣小组和比赛，他关注每个工人的情绪，在他们心情低落时，及时给予抚慰和开导。

这构成年轻工人们愿意留在工厂的原因。“有薪酬福利优势，有人文关怀，有发展空间。”注塑车间一名80后领班这样总结，他已经在这儿工作了九个年头。

来到电子车间工作的第二年，佘黎报考了在职大专。去年，他顺利入学，开始通过网课学习机电一体化专业。“来到这个公司以后，我感觉学历真的很重要。”他说，“有学历，才可能有上升空间。”他还介绍了身边四、五个同事一起报名入学。

现在，佘黎和曾经“厂弟”的身份越来越远，他正逐渐成长为一名技术工人，培养起对职业的认同和对自己的认可。在人才市场徘徊的杨广，就梦想成为像佘黎这样的工人。

杨广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来到他所在的车间工作？佘黎说，首先是学历。他所在的车间，近年招工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前要求初中生，现在最低要求高中生。”面试官又特别重视应聘者的稳定性。佘黎认为，他当时被录用，最为重要的一项原因就是展示出了自己倾向稳定的择业态度。

杨广很有可能没法像佘黎一样获得好运。他对当地人社部门助力企业招工的扶持政策和招聘活动了解甚少，初中学历也让他难以在智能化转型的企业中得到一个比从前更“珍贵”的工人岗位。

2月5日（正月十五），大多数企业已经开工，奉化再次热闹起来，杨广的工作却依然没有着落。2月10日，他终于决定换个方向，开始备考驾照科目四考试。成为技术工的梦想正在幻灭，在找工作的第十六天，杨广决定“不找了”，“考完驾照，去帮别人开车，开滴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阿强、林俊鹏、唐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