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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党俊武:“老龄经济”不是“老年经济”,而是“未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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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党俊武:“老龄经济”不是“老年经济”,而是“未来经济”

老龄社会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这种新形态不仅改变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在经济发展上也将产生系统性巨变。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王玉

老龄化正在全球范围快速蔓延,不少人对老龄化社会感到悲观。不过,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第一届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在其最新出版的《老龄经济:长寿时代的新经济与产业发展模式》一书中表示,普遍长寿的全面实现,是社会发展进入新经济时代的标志,也是未来经济生活中最具革命意义的动力源泉。

他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强调,“老龄经济”不是“老年经济”,而是“未来经济”,是服务人人长寿和老龄社会有效需求的新经济体系。

“目前提出的‘银色经济’、‘银光经济’、‘银发经济’,都是从老年人口增多这一狭隘维度看经济,容易导致经济视野收窄,不仅难以发现老龄社会到来隐含的系统性风险,也难以发现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党俊武说。

他还表示,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步入老龄社会的共同命运,但是,发达国家由于提前完成了现代化,其经济形态正在面临根本重塑。相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拥有人本文化传统的人口大国,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未完全定型。从长远来说,中国在建设理想老龄社会要求的新的人本经济时,机会远远大于发达国家。

“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社会总需求还没有完全释放,10亿人口迈上中等收入阶层蕴含的经济动能是迈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无可比拟的。同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刚刚进入快速发展期,高龄化压力将在2040年之后才会出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解决贫富差距导致社会总需求乏力上有其优越性。”党俊武说。

以下是界面新闻整理的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本书的书名是“老龄经济”,这和人们普遍说的“银发经济”有何区别?

党俊武:“老龄经济”可以叫做“未来经济”,服务人人长寿和老龄社会有效需求的新经济体系。它不是老年经济,也不仅仅是“银发经济”。我认为,目前提出的“银色经济”、“银光经济”、“银发经济”,都是从老年人口增多这一狭隘维度看经济,容易导致经济视野收窄,不仅难以发现老龄社会到来隐含的系统性风险,也难以发现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

理解老龄经济,我们不能仅从现有的老年人理财、健康管理、看病、照料护理以及相关用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量和结构出发,不能仅从老年人有没有钱、愿不愿意花钱等购买力出发,也不能仅从老年人旅游、休闲、养生、教育、文化、运动等需求出发,更不能简单地从老年人子女的支付力以及养老、医疗和长期照护社会保障费用、公共财税体系出发,而是要站位于新经济,回到经济发展历史,甚至人类社会历史,运用经济理论思维,分析老龄社会到来以后在经济上产生的级联式、结构性复杂经济效应,从整体上重新认识经济历史,重塑我们对未来经济的观念。

归根结底,老龄社会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这种新形态不仅改变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在经济发展上也将产生系统性巨变。回顾人类社会历史,对发展产生全面、深刻、持久影响的因素,除了自然因素,人为因素依次是军事、政治、经济、科技、人口和文化。军事如大规模战争对发展的影响直接而具有系统性,但持续时间有限,政治如政治革命对发展的影响是划时代的,经济如产业革命对发展的影响是翻天覆地的,科技如科技革命对发展的影响也是转折性的。不过,军事、政治、经济、科技这四个因素对发展的影响都有一定的时间范围,但人口因素就不同了,它的变动性相对较弱。文化因素是最稳定的因素,虽然表层文化一直都在变动不息,但内生性的深层文化一般难以改变,例如中国人的家庭文化。

界面新闻:您书里提到“未来的老龄经济是设限的适度物质经济”,这里“设限”、“适度”是指什么?

党俊武:设限的适度物质经济,根本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在修复、保护和正确利用自然、环境、资源的前提下,物质生产和人的自身生产的统筹协调。未来物质经济发展的主题不是无限度增长问题,而是高质量、可持续、低波动的问题。关于人的自身生产的问题,不仅要做到“天人合一”,控制好人口数量与自然承载力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把人口年龄结构控制在过度老龄化警戒线(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40%)以下。未来理想的人的自身生产模式是总量适度下的准静止人口,即人口总量总体下降、人口出生率在更替水平上下(总和生育率为2.1)、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大致均衡。

界面新闻: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1.3,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2015年为6.1%,2020年接近10%。二孩、三孩政策在改善生育意愿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其实不单是中国,从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生育意愿一旦下降,是很扭转的。您觉得中国人生育意愿重新回升的可能性大吗?

党俊武:回升不能说没有希望,但有很大的困难需要解决,这并不是简单出台一个生育政策,给养老、生育补贴,降低生育成本就能够奏效的,它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从长期角度来看,人们生育意愿回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这里面有几个原因。

首先是大家对于过低生育带来的影响没有体验,而有了体验后,观点或许会有所改变。具体来看,一是,年轻人对生育率超低所带来的风险还没有明确的感知,举个例子来说,大多数年轻人尤其是育龄妇女,对于怎么样去照顾自己父母的高龄阶段,还没有感受到压力。二是,2022年中国人口才开始负增长,而对于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也缺乏应对经验。此外,人口老龄化还有一个更复杂的情况,就是会出现过度老龄化的状态,体现在一方面生育率低,另一方面老年人寿命非常长。上述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后,会逐步改变目前人们的生育意愿,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年轻人在改变自己的婚姻行为,原来都是不婚主义者,结果爷爷奶奶去世后,发现这个观点不对,在寻找配偶时,也更倾向家里有两个孩子以上的家庭。

其次,经过长期的积累,我们对人类的生育行为会有更多的认识,更深刻的理解,在控制人口从过多到现在过少,然后再进一步到适度,今后会在认识和理解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再次,公共政策方面更加完善。比如说,从出生准备到生育小孩,再到哺育,以及上学就业、婚姻住房等等安排,相关的公共政策会有一个很好的把握。经过长期在这方面的努力,我觉得生育率会逐步恢复到适度水平。

最后就是从历史来看,生育是有周期性的,最终会寻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界面新闻:您在书里提到“老龄经济”也有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之分,有哪些产业属于朝阳产业,有哪些属于夕阳产业?

党俊武: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说到一个概念,叫“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意思就是没有哪一个行业可以永远富裕,财富是流动的。

随着从年轻社会到老龄社会这样一个转变,产业也迎来了转向,这背后体现的是两种需求结构的转变。

从需求角度来看,以前经济需求的主体是年轻人口,老年人口的需求在经济大盘中占比较低。进入老龄社会后,随着少子化和长寿化程度的加深,不断减少的年轻人口经济需求和持续增长的老年人口经济需求,不仅会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变动,更重要的是,这将改变社会历史中经济需求的结构。

举个例子来说,现在生产儿童用品的厂家以后可能会考虑为老年人生产东西。再比如,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可能大家对住房的需求逐渐在下降,但是,养老地产的需求可能会增加。

对于夕阳产业和朝阳产业,更精准的说法应该是夕阳需求和朝阳需求。对于朝阳需求,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构建,即老龄文化产业、老龄健康产业、老龄宜居产业、老龄制造产业、老龄服务产业和老龄金融产业。

这里还有三点问题需要注意。一是不能怕麻烦,避免从管理角度仅考虑管理成本最小化,而是要从绝大多数人的长远需求出发,站位老龄产业市场的全局,谋求产业的整体发展。二是不能老想着立竿见影,避免仅仅从税收角度考虑问题,而要有藏富于民的思想,把老龄产业培育成巨大产业,涵养老龄社会新的税源结构。三是要舍得花钱,转变重视物而轻视人、重视技术而忽视服务的传统经济观念,站位人本经济,投资于老,这里是指面向年轻人的老年期和老年人的产业需求进行投资。

界面新闻:您书中提到“拥有人本文化传统且尚未完全定型的中国经济,在建设理想老龄社会要求的新的人本经济时,机会远远大于发达国家”,这个机会具体指在什么方面?

党俊武: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步入老龄社会的共同命运,但是,发达国家由于提前完成了现代化,其经济形态正在面临根本重塑。相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拥有人本文化传统的人口大国,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未完全定型。从长远来说,机会远远大于发达国家。

首先,中国发展经济的站位和发达国家不同,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站位就是利润最大化、产值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典型的物本经济,而我们发展经济的站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虽然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做不到,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既要考虑利润,但绝对不是利润最大化。另外,从成本的角度来讲,不能搞成本最小化,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把成本降低到最小,那要是这样子,年轻人的工资永远提不上去。

第二,从发展经济的制度来看,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区别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定型了,它要再进一步转变的话,就进入社会主义经济,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也就是人本经济,还有很大的空间。比如,目前发达国家公共财税体系所陷入的困局,成为后发老龄社会国家的前车之鉴。对于中国来说,由于经济内生活力旺盛,老龄社会尚处于初期阶段,公共财税体系处理相关问题的空间较大。

最后,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社会总需求还没有完全释放,10亿人口迈上中等收入阶层蕴含的经济动能是迈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无可比拟的。同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刚刚进入快速发展期,高龄化压力将在2040年之后才会出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解决贫富差距导致社会总需求乏力上有其优越性。

界面新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政府在年轻人为今后的养老做准备这个问题上如何做好引导?

党俊武:首先,政府层面要给予高度重视。如今2.67亿的老年人,之所以有的人过得很好,就是因为他们有充分地准备,而那些生活水平一般的老年人,就是因为他们过去没有充分地准备。这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国家和社会方面的因素,总得来看,国家和社会对于年轻人的养老准备意义重大。

第二,要在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提高年轻人的收入,让他们为养老准备留有一定的空间,没钱的话,这一切都是空谈。

第三,从公共政策角度来讲,从出生准备到生育小孩,一直到小孩的教育、就业、住房等方方面面,也就是重大生命事件的关键环节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现在社会保障制度还只是5个方面,增加社会保障的基础险种,形成普惠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年轻人能够负担得起。

第四,实施全民终身主动健康战略,也就是一辈子都要关注健康,而不是等到老年时病找上来才去看大夫。健康观念和行为要转变,不仅是年轻人自身要做到自律,重要的是国家和社会也要积极倡导,大力发展一些普惠性体育健康设施,成本不要太高,别让年轻人光办个健身卡就花好几万。

最后,要创新设计一些符合当下年轻人养老需求的金融产品,同时,考虑到这是长期的资金投入,还要做好资金池的长期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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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党俊武:“老龄经济”不是“老年经济”,而是“未来经济”

老龄社会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这种新形态不仅改变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在经济发展上也将产生系统性巨变。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王玉

老龄化正在全球范围快速蔓延,不少人对老龄化社会感到悲观。不过,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第一届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在其最新出版的《老龄经济:长寿时代的新经济与产业发展模式》一书中表示,普遍长寿的全面实现,是社会发展进入新经济时代的标志,也是未来经济生活中最具革命意义的动力源泉。

他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强调,“老龄经济”不是“老年经济”,而是“未来经济”,是服务人人长寿和老龄社会有效需求的新经济体系。

“目前提出的‘银色经济’、‘银光经济’、‘银发经济’,都是从老年人口增多这一狭隘维度看经济,容易导致经济视野收窄,不仅难以发现老龄社会到来隐含的系统性风险,也难以发现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党俊武说。

他还表示,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步入老龄社会的共同命运,但是,发达国家由于提前完成了现代化,其经济形态正在面临根本重塑。相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拥有人本文化传统的人口大国,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未完全定型。从长远来说,中国在建设理想老龄社会要求的新的人本经济时,机会远远大于发达国家。

“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社会总需求还没有完全释放,10亿人口迈上中等收入阶层蕴含的经济动能是迈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无可比拟的。同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刚刚进入快速发展期,高龄化压力将在2040年之后才会出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解决贫富差距导致社会总需求乏力上有其优越性。”党俊武说。

以下是界面新闻整理的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本书的书名是“老龄经济”,这和人们普遍说的“银发经济”有何区别?

党俊武:“老龄经济”可以叫做“未来经济”,服务人人长寿和老龄社会有效需求的新经济体系。它不是老年经济,也不仅仅是“银发经济”。我认为,目前提出的“银色经济”、“银光经济”、“银发经济”,都是从老年人口增多这一狭隘维度看经济,容易导致经济视野收窄,不仅难以发现老龄社会到来隐含的系统性风险,也难以发现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

理解老龄经济,我们不能仅从现有的老年人理财、健康管理、看病、照料护理以及相关用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量和结构出发,不能仅从老年人有没有钱、愿不愿意花钱等购买力出发,也不能仅从老年人旅游、休闲、养生、教育、文化、运动等需求出发,更不能简单地从老年人子女的支付力以及养老、医疗和长期照护社会保障费用、公共财税体系出发,而是要站位于新经济,回到经济发展历史,甚至人类社会历史,运用经济理论思维,分析老龄社会到来以后在经济上产生的级联式、结构性复杂经济效应,从整体上重新认识经济历史,重塑我们对未来经济的观念。

归根结底,老龄社会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这种新形态不仅改变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在经济发展上也将产生系统性巨变。回顾人类社会历史,对发展产生全面、深刻、持久影响的因素,除了自然因素,人为因素依次是军事、政治、经济、科技、人口和文化。军事如大规模战争对发展的影响直接而具有系统性,但持续时间有限,政治如政治革命对发展的影响是划时代的,经济如产业革命对发展的影响是翻天覆地的,科技如科技革命对发展的影响也是转折性的。不过,军事、政治、经济、科技这四个因素对发展的影响都有一定的时间范围,但人口因素就不同了,它的变动性相对较弱。文化因素是最稳定的因素,虽然表层文化一直都在变动不息,但内生性的深层文化一般难以改变,例如中国人的家庭文化。

界面新闻:您书里提到“未来的老龄经济是设限的适度物质经济”,这里“设限”、“适度”是指什么?

党俊武:设限的适度物质经济,根本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在修复、保护和正确利用自然、环境、资源的前提下,物质生产和人的自身生产的统筹协调。未来物质经济发展的主题不是无限度增长问题,而是高质量、可持续、低波动的问题。关于人的自身生产的问题,不仅要做到“天人合一”,控制好人口数量与自然承载力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把人口年龄结构控制在过度老龄化警戒线(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40%)以下。未来理想的人的自身生产模式是总量适度下的准静止人口,即人口总量总体下降、人口出生率在更替水平上下(总和生育率为2.1)、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大致均衡。

界面新闻: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1.3,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2015年为6.1%,2020年接近10%。二孩、三孩政策在改善生育意愿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其实不单是中国,从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生育意愿一旦下降,是很扭转的。您觉得中国人生育意愿重新回升的可能性大吗?

党俊武:回升不能说没有希望,但有很大的困难需要解决,这并不是简单出台一个生育政策,给养老、生育补贴,降低生育成本就能够奏效的,它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从长期角度来看,人们生育意愿回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这里面有几个原因。

首先是大家对于过低生育带来的影响没有体验,而有了体验后,观点或许会有所改变。具体来看,一是,年轻人对生育率超低所带来的风险还没有明确的感知,举个例子来说,大多数年轻人尤其是育龄妇女,对于怎么样去照顾自己父母的高龄阶段,还没有感受到压力。二是,2022年中国人口才开始负增长,而对于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也缺乏应对经验。此外,人口老龄化还有一个更复杂的情况,就是会出现过度老龄化的状态,体现在一方面生育率低,另一方面老年人寿命非常长。上述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后,会逐步改变目前人们的生育意愿,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年轻人在改变自己的婚姻行为,原来都是不婚主义者,结果爷爷奶奶去世后,发现这个观点不对,在寻找配偶时,也更倾向家里有两个孩子以上的家庭。

其次,经过长期的积累,我们对人类的生育行为会有更多的认识,更深刻的理解,在控制人口从过多到现在过少,然后再进一步到适度,今后会在认识和理解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再次,公共政策方面更加完善。比如说,从出生准备到生育小孩,再到哺育,以及上学就业、婚姻住房等等安排,相关的公共政策会有一个很好的把握。经过长期在这方面的努力,我觉得生育率会逐步恢复到适度水平。

最后就是从历史来看,生育是有周期性的,最终会寻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界面新闻:您在书里提到“老龄经济”也有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之分,有哪些产业属于朝阳产业,有哪些属于夕阳产业?

党俊武: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说到一个概念,叫“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意思就是没有哪一个行业可以永远富裕,财富是流动的。

随着从年轻社会到老龄社会这样一个转变,产业也迎来了转向,这背后体现的是两种需求结构的转变。

从需求角度来看,以前经济需求的主体是年轻人口,老年人口的需求在经济大盘中占比较低。进入老龄社会后,随着少子化和长寿化程度的加深,不断减少的年轻人口经济需求和持续增长的老年人口经济需求,不仅会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变动,更重要的是,这将改变社会历史中经济需求的结构。

举个例子来说,现在生产儿童用品的厂家以后可能会考虑为老年人生产东西。再比如,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可能大家对住房的需求逐渐在下降,但是,养老地产的需求可能会增加。

对于夕阳产业和朝阳产业,更精准的说法应该是夕阳需求和朝阳需求。对于朝阳需求,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构建,即老龄文化产业、老龄健康产业、老龄宜居产业、老龄制造产业、老龄服务产业和老龄金融产业。

这里还有三点问题需要注意。一是不能怕麻烦,避免从管理角度仅考虑管理成本最小化,而是要从绝大多数人的长远需求出发,站位老龄产业市场的全局,谋求产业的整体发展。二是不能老想着立竿见影,避免仅仅从税收角度考虑问题,而要有藏富于民的思想,把老龄产业培育成巨大产业,涵养老龄社会新的税源结构。三是要舍得花钱,转变重视物而轻视人、重视技术而忽视服务的传统经济观念,站位人本经济,投资于老,这里是指面向年轻人的老年期和老年人的产业需求进行投资。

界面新闻:您书中提到“拥有人本文化传统且尚未完全定型的中国经济,在建设理想老龄社会要求的新的人本经济时,机会远远大于发达国家”,这个机会具体指在什么方面?

党俊武: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步入老龄社会的共同命运,但是,发达国家由于提前完成了现代化,其经济形态正在面临根本重塑。相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拥有人本文化传统的人口大国,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未完全定型。从长远来说,机会远远大于发达国家。

首先,中国发展经济的站位和发达国家不同,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站位就是利润最大化、产值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典型的物本经济,而我们发展经济的站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虽然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做不到,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既要考虑利润,但绝对不是利润最大化。另外,从成本的角度来讲,不能搞成本最小化,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把成本降低到最小,那要是这样子,年轻人的工资永远提不上去。

第二,从发展经济的制度来看,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区别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定型了,它要再进一步转变的话,就进入社会主义经济,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也就是人本经济,还有很大的空间。比如,目前发达国家公共财税体系所陷入的困局,成为后发老龄社会国家的前车之鉴。对于中国来说,由于经济内生活力旺盛,老龄社会尚处于初期阶段,公共财税体系处理相关问题的空间较大。

最后,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社会总需求还没有完全释放,10亿人口迈上中等收入阶层蕴含的经济动能是迈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无可比拟的。同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刚刚进入快速发展期,高龄化压力将在2040年之后才会出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解决贫富差距导致社会总需求乏力上有其优越性。

界面新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政府在年轻人为今后的养老做准备这个问题上如何做好引导?

党俊武:首先,政府层面要给予高度重视。如今2.67亿的老年人,之所以有的人过得很好,就是因为他们有充分地准备,而那些生活水平一般的老年人,就是因为他们过去没有充分地准备。这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国家和社会方面的因素,总得来看,国家和社会对于年轻人的养老准备意义重大。

第二,要在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提高年轻人的收入,让他们为养老准备留有一定的空间,没钱的话,这一切都是空谈。

第三,从公共政策角度来讲,从出生准备到生育小孩,一直到小孩的教育、就业、住房等方方面面,也就是重大生命事件的关键环节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现在社会保障制度还只是5个方面,增加社会保障的基础险种,形成普惠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年轻人能够负担得起。

第四,实施全民终身主动健康战略,也就是一辈子都要关注健康,而不是等到老年时病找上来才去看大夫。健康观念和行为要转变,不仅是年轻人自身要做到自律,重要的是国家和社会也要积极倡导,大力发展一些普惠性体育健康设施,成本不要太高,别让年轻人光办个健身卡就花好几万。

最后,要创新设计一些符合当下年轻人养老需求的金融产品,同时,考虑到这是长期的资金投入,还要做好资金池的长期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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