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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翟瑞民
202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人口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总人口比2021年减少了85万人。这是中国61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形势发生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人口负增长将带来哪些影响？国家和社会又该如何有效应对？界面新闻就此专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和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杨成钢。两人系知名人口学专家，并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首席专家，杨成钢也对中国第一个实施育儿补贴政策的四川省攀枝花市进行过深入调研。
他们认为，目前中国处于人口负增长早期，也就是低龄老龄化阶段，这为推进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争取了时间窗口。中国过去的人口数量优势正在消退，需要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补齐劳动力结构性短板。
中国人口规模将如何变化？
界面新闻: 2022年成为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元年，在你的预期之内吗？中国人口形势是如何演变到今天的情形的？
原新: 人口负增长是长期低生育水平的结果。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每个家庭平均生育6个孩子以上，70年代经历了大幅下降，从5.8个减少到2.7个，进入80年代，大概在2.5个左右。到1991年，生育率降到了更替水平2.1。从1992年到现在，生育率一直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并且是持续性波动下降。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只有1.3，近两年的生育率比2020年还要低。如果人口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那么人口就开始内生性的从正增长转向负增长。人口不会从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马上开始负增长，是因为年龄结构当中蕴藏了人口正增长的“能量”。现在，经过31年的消耗，正增长的“能量”已经消耗完。2022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万，只有956万；而死亡人口达1041万。两者相减，首次实现了负增长。2021年正增长48万，2022年负增长85万，相对于14亿人来说，目前的阶段是相当于在人口零增长附近波动。
杨成钢：过去我们对人口增长的拐点时间有很多预测，最激进的观点也就是2024年，我个人也认同是这个时间，理由是，中国人口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改变了。比如，城乡结构的转变，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还有很多因素。所以，正常情况下应该在2024年左右出现拐点，但是具体到2022年这个时间点，我个人认为还有疫情因素的影响，使其提前了两年。
界面新闻：为什么认为是在零增长附近波动？以后中国人口总量还有可能正增长吗？
原新：今后一两年或者两三年，出生人口可能还会有所增加。因为新冠疫情的三年，很多人推迟了生育。比如打疫苗，其中有一个禁忌是，打了疫苗后一定时期内不建议怀孕；比如“阳了”以后转阴，医生给你的忠告也是，3-6个月不宜怀孕；疫情期间很多人的收入不确定，未来发展方向不明，可能对生育产生了一些焦虑，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还会放弃生育。这些短期因素消失后，未来出生人数可能会增加。因此，未来个别年份出现一些波动，都属于正常情况。但是总体的常态化的人口负增长是大势所趋，很难扭转。
界面新闻：按照目前的负增长趋势，在未来，比如到2035年或者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大概会是怎样一个规模？在全世界处于怎样的位列？
原新：这个问题取决于未来生育率的变化。因为，虽然中国有14亿多人，但国际移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生育率对未来人口规模的变化将起到决定性作用。此外，我们千万不要被“负增长”三个字给迷惑，以至于把人口规模巨大这样一个特点给掩盖了。我一再强调，看待人口负增长，一定要强调它的阶段性，不要混淆了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
根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趋势的最新预测，按照高方案，如果生育率能够回升到1.8，那么2050年的人口数量跟现在差不多；如果生育率继续下降，到本世纪中期下降到0.9，到本世纪中期中国的总人口依然在12亿以上；如果生育率略微回升到1.5，那么到2050年左右，中国人口也将还有13亿以上。
从总体来看，未来30年无论生育率怎么降，或者怎么升高，中国总人口规模巨大这样一个特点是不会改变的。按联合国预测，到2023年4月，印度人口就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也未必一直要戴着“第一人口大国”的帽子。即便我们不戴着这个帽子，我们依然是一个人口大国。
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到本世纪末，按照联合国预测的高方案的生育率继续维持，中国总人口会从2050年的14亿人多一点，减少到12亿人；按照中方案，就会从本世纪中叶的13亿人多一些降到7-8亿人；按照低方案，到本世纪末就只有不到5亿人。
也就是说，未来30年，按照高方案，总人口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按照低方案，会减少13%。但是再后来的50年，按照中方案会减少43%，按照低方案会减少近60%。在总人口减少的同时，人口的老龄化也在加深。如果生育率保持在1左右，到本世纪的后50年，我国老龄化水平（以60岁以上人口占比）会达到60%以上。
杨成钢：首先，联合国的预测只是一个预测，我们要看高、中、低哪种方案更有可能性。我个人认为， 总的趋势是负增长几乎可以肯定，未来人口规模很难保持现在的水平，也就说高方案几乎不可能，能实现中方案的水平就很不错了。原因就是前面说的，人口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按照中方案，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大概是12亿人左右，仍然是世界第二大人口国。
界面新闻：有种观点认为，如果中国丢失了“人口第一”的地位，长远看就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甚至难以保住大国地位，你怎么看？
原新：美国总人口只有3.4亿不到，中国是14亿多人，是美国的四倍多。但美国的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是第二，只是美国的70%。如果从人均GDP来看，美国是7万美元左右，中国约为1.3万美元（按照2022年的平均汇率），比世界平均水平略高一点。所以，以人口多少来讨论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是一个非常过时的观点，人口多少不是国家强盛的决定性因素。
杨成钢：总体上我同意原教授的观点，在国内学术界，应该说这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强盛与否，跟人口规模没有必然联系。人口规模下降，并不必然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即便人口下降，中国仍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然面临的挑战也不同。
负增长带来的挑战和压力
界面新闻：分析人口形势，除了规模，还有结构问题，随着人口负增长到来，老龄化和少子化也会加剧，未来会如何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
原新：人口结构问题带来的挑战，肯定在不断加剧。比如，缴纳养老金的人和领取养老金的人的比例在发生巨大变化，养老人力资源的供给和养老服务接受者的比例在发生巨大变化；整个养老金、医保基金的资金库，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同样，在经济领域，劳动力稀缺导致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以往靠劳动力资源优势建立起来的出口型经济，也会受到挑战。
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加，老年人口的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其他一系列服务的保障等，无疑会拉动国家公共投入。但国家总的资金盘子就这么大，公共服务这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用于实体经济的当然就越来越少。所以，它会引起资本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矛盾。此外，大家想象一下，将来占总人口40%以上的人口的养老金、医疗基金会是一笔巨资，它的运作安全，它的保值、增值问题，都将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
所以，未来老龄化问题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同样在社会方面、民生方面、城乡方面、微观家庭方面，都会带来一系列的代际之间的矛盾或冲突。
界面新闻：该如何看待中国将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和压力？
原新：我们看待人口老龄化，千万不要只盯“老龄”两个字，老龄化不仅仅是老年人口和老龄化水平的增加，它是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每一个人都身在其中。如果这样看的话，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会从2020年的8.9亿，逐步减少到本世纪中期的6.5亿。这样的下降幅度，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可怕，但实际上，整个下降阶段，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都多于世界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所以，虽然劳动力的稀缺性在不断增强，但劳动力总量的供给，还是比较丰盈的。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在未来老年人口增倍过程中，恰恰也会进入到低龄老龄化阶段，也就是说，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当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增加特别快。从2020年的1.5亿，增长到2050年的2.1亿，这就为我们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鼓励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如果延迟退休等到本世纪后期才推出，那后50年将是高龄老龄化的阶段。总体来说，人口负增长的早期是温和的，远期是剧烈的，未来30年我国处于低龄老龄化阶段，推进改革仍有机会窗口。
杨成钢：强调两点，第一，我们对待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压力，实际上更多是从人口和经济关系上来说的，以抚养比为例，这个指标算的是老年人口的数量和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之比，它显示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抚养能力，是单从人口数量上来分析的。但同样的抚养比，如果分母的劳动力人口的质量提高了，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的生产率提高了，实际的抚养能力可能不仅不会下降，还会上升。因此，我们除了关注数量上的抚养比，还应该着力于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提升他们的效率和创造力。
第二，关于少子化问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导致缴纳养老金的人口减少，但解决的办法，我认为不一定是提高缴纳人员的数量，而是说，如果劳动力质量提高，整个国家创造的财富更多，积累的财富更多，国家层面是否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将资金注入到养老金池子里。
界面新闻：如此看来，应对老龄化不能单单在人口政策方面发力，而是应该有系统思维，制定系统性的政策，具体你有哪些建议？
原新：首先，我想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人口老龄化，一个是老龄社会。老龄社会的本质问题是经济发展，因为老龄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如果没有财富的积累做后盾，养老的公共服务就是纸上谈兵。这就指向了“做蛋糕”的问题。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过程中，“做蛋糕”的挑战会越来越大。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包括劳动力数量在减少，被抚养人口在不断增加等方面。
再说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本质是民生问题，是“分蛋糕”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一把尺子下，怎样能让老年人享受到公平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老有所养。我一直在呼吁，要有“四个意识”或者说“四个跳出”。
第一，要跳出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局限，因为人口老龄化就是一个人口现象，是长期的长寿和少子的必然。人口老龄化成不成为一个问题，要看它与经济社会的“匹配度”，“匹配”它就不是问题，“不匹配”一定就是问题，所以要从老龄社会看待人口老龄化。
第二，要跳出老年人的局限。现在一谈到人口老龄化，就是老年人怎么养，老年人养老固然非常重要，但我们一定要在全生命周期当中去考虑这个问题。从横截面上来说，任何社会，无论是年轻化的社会，还是老年化的社会，都有老人。而从纵向的时间轴来看，任何一个人都会变老。所以，我们应该从生命全周期和全龄人口范畴去考虑问题。
第三，应对人口老龄化，要跳出部门局限。当然，国家有专门来管理人口老龄化工作的部门，提供老年人服务的部门，比如老龄委、民政部、卫健委等，但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涉及全社会，方方面面，各个领域的问题，一定要全社会各个部门共同来应对。
最后，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但不能单纯看待，而应该在所有国家战略的总框架下，与别的国家战略相互协同，去研究应对办法。比如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高质量发展等。把未来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统筹到国家总的战略体系下，才有可能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
界面新闻：具体来说，哪些政策的出台可能更紧迫？比如，最近有消息称，延迟退休政策可能在今年推出，你认为可能性大吗？
原新：我认为应该尽快出台。为什么非要延迟退休？回溯历史，我国的退休年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制定的，1951年制定的《劳动保险条例》提出，女性职工和干部50岁退休，男性职工和干部60岁退休。一些特殊工种，还可以低5年。1953年，该条例做了一次修订，但退休年龄没有任何更改。到了1978年，国家将女性干部的退休年龄提高了5岁，也就是女性职工50岁退休，女性干部55岁退休，男性依然是60岁退休。制定该项政策的时候，中国的预期寿命只有40多岁，而现在的预期寿命已经超过78岁。寿命在不断延长，但退出劳动年龄的时间没有改变。
第二个问题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3年，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上升到9.9年，延长了至少四年半以上。现在大学成了普及教育，大学的毛入学率达到了57.8%。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尤其是接受过大学、研究生以上教育的人，普遍都到23-24岁，甚至30岁才开始就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不断推后，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没有改变，相对而言就是人口用来创造财富的年龄段实际上缩短了。
上个世纪50年代制定的退休年龄政策，完全是出于对家庭、对女性的照顾。因为当时社会上多半都是重体力劳动。当时，每个家庭平均要生6个以上孩子，而现在只生1.3个左右，而且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男性。现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机会也大大少于当时。在此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成为必然。
实际上，延迟退休早在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当中就已提出，当时的提法是，研究渐进式推迟法定退休年龄。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十四五”规划也明确，要实施渐进式推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说，经过这10年的酝酿，时机已经成熟。延迟退休可以减轻养老金的压力，也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但只是减轻，不能改变养老金终将“穿底”的现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前我国处于低龄老龄化阶段，也就说未来30年，实际上给我们开启了推迟退休的时间窗口。
从世界范围看，日本在过去20年中，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5岁，并且鼓励企业延长到70岁。欧洲大部分发达国家，也都是63岁到65岁退休，个别国家延迟到67岁。在今天这样一个长寿化的时代，延迟退休也是世界普遍趋势。
杨成钢：我觉得有两个概念需要区分，一个是退休，一个是退出劳动。退休，本质上是开始领取养老金，所以延迟退休本质上是延迟养老金的给付，这与退出劳动不是一回事。此外，欧洲国家延迟退休，更多是增加劳动力供给，因为它们的劳动力是稀缺的。但中国不同。我们未来几十年的劳动力供给不短缺。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我们需要的也不是老年劳动力，而是高质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因此，我们延迟退休的主要意图，还是为了解决养老金给付问题。但我认为，靠延迟退休不是一个好办法，根本上还是要靠国有资产注入做大资金池，靠“寅吃卯粮”无法持续。
老龄化背后的经济增长机会
界面新闻：老龄化问题的另一端是劳动力不足，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666万，并且已持续下降多年，你怎么看待这一趋势？有观点认为，中国劳动力不会紧缺，原因是农村还有部分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城市，你认可么？
原新：过去10多年，农村的生育率和城市的生育率差距一直在缩小，而且越来越小。不仅仅是城市人，农村年轻人同样也不愿意多生了，因此未来农村将不存在大量可供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过去依靠劳动力自由迁徙来盘活配置的人口机会，在现阶段和未来一个时期可能还会有一些，但长期来看，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低生育水平，未来可供调剂的人口资源会越来越少，这也不再成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手段。
对于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应该从两个角度去看，我认为劳动力的供给和劳动力的需求在双双下降，而不是一面下降，一面在升高。劳动力短不短缺，要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去看。从供给侧来说，劳动力资源的稀缺性在不断增强，对企业来说，劳动力成本在提高，出口的比较优势在下降，资本替代劳动的报酬也在递减，带来投资和回报的不对称，这是个普遍现象。但并不能说明劳动力供给不足，相反，从劳动力的数量上来说，供给还是比较丰盈的。
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来自于劳动力结构性短板，即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和市场的需求结构存在一定的不匹配，从而引发了长期以来珠三角、长三角及京津冀这些经济发展高地招工难的问题。从需求侧来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劳动参与率部分被劳动生产率替代，产业的经济结构从劳动密集型逐渐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过渡。一句话，产业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在转型，在此过程中，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在逐渐弱化，对质量的需求在不断强化。
此外，现在是数字化社会，科技发展导致机器替代人力越来越普遍。你去银行办事，现在基本的业务都可以自助，开车上下高速，收费站都是ETC，原来需要人的岗位大量裁员，也导致了劳动力需求端下降。因此，未来低端服务型的行业，劳动力数量需求会不断减少，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
杨成钢：我不认为农村还有劳动力可转移。中国现在已经走过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渡过了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的阶段。现在城市存在大量没有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这批农民工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搞新型城镇化，不能还搞成资源向乡村单方向的配置，恰恰相反，应该将城乡发展统筹起来，结合乡村振兴来推动新型城镇化。应该鼓励一些有见识、有技术、有知识的青壮年劳动力返乡创业，带动乡村振兴，实现城乡共同发展。要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开发人才红利上下功夫。
界面新闻：中国规划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测算显示未来每年经济增速要维持在6%以上，因此有观点认为，因人口提前进入负增长，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实现这一目标挑战巨大，你怎么看？
原新：这个挑战当然非常非常严峻。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只有12741美元，要达到2万美元，整个国家要创造的GDP总量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去年中国的GDP是18万亿美元，即便能成为现在全球第一经济体，赶上美国，但人均GDP也达不到2万美元。加上国际环境变化，逆全球化、产业链转移等，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增速要达到6%以上，挑战非常大。
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但我认为未来30年的表现将是比较温的，也就是二十大提出来的人口规模巨大，依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础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国土空间巨大，配合我们的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相对完备的产业，就会出现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的，尤其是小国是做不到的。
举例来说，人口总体规模巨大也反应在各个组成部分，比如，劳动力规模在未来30年也是巨大的，比所有发达国家都多，人口综合素质的大幅改善为提高劳动力素质创造了机会；人口迁移流动规模也是巨大的，2021年有3.84亿，占中国人口27%的人在流动；人口城镇化规模也是巨大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65%。所有这些，从人口学角度来说，给中国创造了一个人口机会。注意，人口机会是一个人口学概念，它不等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人口机会能否转变成人口红利，这需要经济学家、决策者去深入研究、挖掘。
杨成钢：要实现这个目标，确实会遇到较大挑战。我们前几年做过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在2010年就发生了重要转变，在2010年前，人口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大，人口数量红利的贡献率明显；而2010年后，人口质量红利开始超过人口数量红利，在经济增长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所以，中国未来能够成功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将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过去主要依靠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和资本的投入，转变为依靠技术驱动和知识驱动，就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作为人口学者，我们更多关心的是，这些挑战中有哪些人口学因素？我认为主要人口因素有两个，一是老龄化，它会带来老年抚养比升高，全社会的养老负担较重；另外，劳动力数量供给的减少，使得劳动力价格被推高，从而使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这些都是不利因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根本上只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推进技术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才能解决。
界面新闻：如果具体从产业来看，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哪些行业可能迎来增长机遇？比如，养老产业会迎来爆发吗?
杨成钢：从产业发展来看，通常都是集群式的，不是单个产业的发展，但是产业集群的出现，需要有领跑产业。从人口变化趋势来看，在供给侧，我认为“减人”的产业，即容易实现智能化，减少人力数量的产业，应该越来越有前途。从需求侧看，老年服务业，家庭服务业应该会有很大的市场。这些领头的产业，可能会带出产业集群。
原新：杨教授说人越少的产业，实际上就是高科技产业，创新型产业，这可能是国家未来发展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从人口结构的变化来说，我认为，老龄产业作为一个集群，也是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大的方向来说，它实际上包括了服务、制造、金融等六大业态，而现在这些业态还停留在相对比较低的发展水平。
比如面向老年人的文化产业，可能还是广场舞、听京剧、打麻将之类的服务。而高端的文化产业尚在陆续形成，比如旅居旅游。最近有报道称，有公司推出价格为27万元的邮轮旅游，时间约是120多天，所有名额在一周之内抢完，报名的大部分都是退休人员。老年健康产业就更大了，老年人没有健康医疗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是刚需。此外，还有各种助老设施，产品的适老化改造，特殊老人的需求，老年金融产品的设计等等。
未来养老产业市场有多大？有数据显示，从绝对数字看，2022年老龄产业市场规模估计为10万亿（人民币，下同），到2025年可能会增长到12万亿左右，2030年会增长到20万亿左右，到2050年大概会增长到48万亿以上。从相对数据看，10万亿相当于GDP的8%左右,到2030年可能占到GDP的20%,到2050年大概占到GDP的30%以上。这将是一片巨大的蓝海，有眼光的企业家应该去深入开发。
需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界面新闻：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以后，各地陆续出台了多项支持生育政策，包括育儿补贴也逐渐成为趋势，你如何看待这些政策？在提振生育率方面国外有无经验可以借鉴？
杨成钢：在三孩生育政策出台前，国家就陆续出台了许多生育支持措施，都是值得肯定的，也不能说没有效果，但问题在于，现在抑制人们生育的因素是综合性的，虽然大家都强调养育成本太高，这当然是一个主要因素，但所谓养育成本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综合因素的结果。所以现在应对的措施，不能只是零敲碎打。
关于育儿补贴政策，我也去攀枝花（注：攀枝花是中国第一个出台育儿补贴政策的地区）做过调研，政策是积极的，但相对于人们的生养成本却是杯水车薪。所以，我认为生育支持政策应该在生育、入学、就业、税收、甚至文化宣传等方面，综合发力，建立一个生育支持体系，真正免除人们的后顾之忧，才有可能见效。
原新：生育是国之大事，一定要建立支持生育的公共政策体系，而不是临时的应对举措。我对31个省份出台的支持生育政策做了梳理，发现不同地域对生育的支持差别太大。其实不应该这样，每一个孩子都是国家公民，应该享受到同等的待遇。在生育方面，国家、社会应该承担更多责任，要把家庭承担的过多的责任分担起来。但我们也要清楚，刺激生育是一件昂贵的事情。
如果要找一个国家，在过去三四十年成功让生育率明显回升，基本上找不到。尽管瑞典、法国的生育率有所回升，他们的家庭支持政策做得非常好，但是如果分析它们的生育结构，就会发现相当一部分人口是新移民生育的。所以，对借鉴国际经验，我们要有深刻的理解。生育率回升是高成本目标，是一个慢变量，不要指望各项政策落实，生育率马上就会有明显回升。但是，做总比不做好，我们要有耐心、有恒心、有决心、有信心。
除了生育成本因素，可以发现，人们对待生育、对待孩子的观念也改变了。过去10年，中国女性初婚年龄从24岁推迟到28岁，女性终身无孩率达10%、结婚登记数不断下降、不婚不育人群增加、丁克和被丁克数量上升、未婚同居、婚姻家庭结构多元……社会变得越来越包容，这些因素作用在人口基本面上，共同塑造了一种低生育的文化。
界面新闻：说到生育文化，不久前中国计生协党组书记王培安在提到女性终身无孩率占10%时说，“如没有婚育观念的引导，我国生育水平的提升将异常艰难”，但婚育观念的改变似乎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对此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引导婚育观念转变的意义又在哪里？
原新：应该说，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沿着惯性不断深化，就像掉入一个陷阱，越陷越深。婚育观念的改变，很可能需要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更多代人来推动。塑造新的生育文化，我觉得当下整个舆论环境需要发生深刻改变。现在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特别是短视频里，一说到生育基本上都是讨论生育之苦、养育之难。过去那种天伦之乐、儿女绕膝的情景再也没有了，现在宣传不是天伦之乐，而是“天伦之苦”。所以，舆论环境包括家庭教育，都需要发生深刻变化，要多生需要潜移默化，一代又一代人的影响才能改变。这方面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家庭，都有许多工作要做。
杨成钢：生育文化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它的改变也离不开经济基础，当经济发展到今天，生育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发生转变几乎是必然的，全世界都一样。发达国家都是走过了这个历程。所以，首先我们要承认这种变化。其次，应该是润物细无声地推动转变生育观念，我们要研究年轻人获取信息的媒介是什么，喜闻乐见的方式是什么，要改变过去那种简单的宣传教育，真正走近年轻人，才能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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