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赵孟

界面新闻编辑 | 翟瑞民

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界面新闻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律师协会副监事长朱征夫处获悉，今年他将再次提交取消寻衅滋事罪的建议。

朱征夫介绍，寻衅滋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流氓罪中分解出的罪名，在实践中，该罪名逐渐沦为类似于流氓罪的新的“口袋罪”，原因在于该罪名存在明显缺陷，许多与该罪名有关的概念过于模糊，不仅对司法实践构成困扰，也极其容易被滥用，造成社会过度刑法化，建议适时取消寻衅滋事罪。

1997年刑法大修，当时被称为“口袋罪”的流氓罪被废除，该罪名的内容被拆解成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但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寻衅滋事罪的界定过于宽泛，存在被滥用的风险。

此前有学者统计，司法实践中，寻衅滋事罪的发案率居高不下，以某沿海开放城市517名男性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罪名为样本，其中寻衅滋事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列第一名，人数占所统计人数的22%。

近年来，取消寻衅滋事罪的呼声不断。2018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撰文呼吁废除寻衅滋事罪，他指出，“口袋罪”很容易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主要是因为它与法治所追求的对公权力的约束有冲突。对民众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对公权力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如果法律规定模糊不清，那么公权力就会成为脱缰的野马。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朱征夫就提交相关建议。同年，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肖胜方也提交一份修改刑法废除寻衅滋事罪的议案。肖胜方认为，由于寻衅滋事罪法条表述过于模糊，入罪门槛较低，涵盖的行为范围较广等原因，已经成为当下司法实践中新的“口袋罪”。

虽然废除寻衅滋事罪的呼声已久，但中国于2020年最近一次修改修法，有关寻衅滋事罪的条文并未改动。

朱征夫认为，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缺乏明确性。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然而寻衅滋事罪中对于具体犯罪行为的表述难以准确界定，例如在公共场所“追逐、拦截”，怎样的追逐、拦截行为才具有破坏社会秩序的特征？同时，寻衅滋事罪中“随意”“任意”“情节严重”“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表述过于模糊，而这些又是该罪关键的构成要件。即使“两高”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例如明确行为人要有“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等主观动机，但具体案件中对行为人主观上的判断又可能存在不同意见，实践中有人因追讨债务方式过激被判寻衅滋事罪，那么，追讨合法债务是无事生非还是事出有因？因此，司法解释仍无法消除该罪在犯罪界限上的模糊性。

其次，寻衅滋事罪与多个刑法法条存在竞合。按照2013年“两高”司法解释规定的该罪行为特征，第二条与故意伤害罪、第三条与侮辱罪、第四条与抢劫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第五条与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等均存在竞合。“一个法条惩治的行为与多个法条存在重叠，有重复立法之嫌。”朱征夫表示。

朱征夫指出，寻衅滋事罪存在体系上的逻辑缺陷。一方面，某些同样的行为达不到直接惩治该行为的法条的立案标准，却可以构成寻衅滋事罪。例如故意伤害致人轻微伤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却有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造成财物损失2000元达不到故意毁坏财物罪立案标准（立案标准为5000元），却可以构成寻衅滋事罪（立案标准为2000元）。另一方面，寻衅滋事罪起刑点为五年以下，这也导致了一个不构成刑罚较轻的罪名的行为，却可能构成刑罚更重的寻衅滋事罪。正如前例，不构成刑罚均为三年以下的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却可以构成刑罚更重的寻衅滋事罪。这不仅是立法体系上的一个悖论，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他强调，寻衅滋事罪所打击的危害行为，已有相应法律予以处理，取消该罪不会出现法律的空白。该罪表述的多种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均有规定，例如该法第42条、第43条、第49条，规定了侮辱、威胁他人、故意伤害他人、故意毁坏公私财物行为的处罚标准，由此可见，对于不构成犯罪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还可以施加行政处罚，法律并非听之任之。对于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并非唯一打击手段。拒绝利用模糊的规定将更多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考量，这既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刑法谦抑性的体现。

朱征夫还表示，寻衅滋事罪的存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惩治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对于一些无故寻衅、滋事，情节严重的行为人，入罪却有一定的惩戒、预防价值，但该罪名的种种弊端也时刻侵蚀着法律的根基，其模糊性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对权利义务的合理预期，也导致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

“尤其是近年来大量网络发言者也被按此罪名定罪，且各地执行标准很不统一，定性严重缺乏严肃性，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减损人民群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因此，综合利弊分析，现时取消这个罪名利大于弊。”朱征夫表示。

对此 ，界面新闻注意到，也有法学人士提出不同看法。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车浩撰文认为，寻衅滋事罪有特定的规制对象和范围，只要民众不受那些无事生非、随意挑衅行为侵扰的利益值得保护，寻衅滋事罪就有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车浩表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刑法规定了寻衅滋事罪，或者寻衅滋事罪的语义模糊是“口袋罪”，而是因为，决策者想要动用刑罚惩治诸如上访等行为，才导致了这个罪的滥用，“就算真的因规定不明确而废除了寻衅滋事罪，将来还可以再出台一个语义明确的专门打击缠访的罪名。”他认为，如果不能正确适用法律，需要反思的是深层阻力何在，而不是简单地主张修法。

日前，人民法院报发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王登辉的文章也指出，寻衅滋事罪不是“口袋罪”，不能被兜底适用，其“沦为”口袋罪，不是立法的问题，也不是司法解释的问题，而是司法实务中未恪守罪刑法定原则而滥用、误用的问题。如果在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能够得到切实遵循，避免异化和滥用，寻衅滋事罪就可以在社会治理和法治中国建设中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并不需要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