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五环外OUTSIDE 刘奕然 玄青

编辑|车卯卯

配送员和网约车司机是如今维持一个城市运转的重要齿轮。

从屏幕一端接下订单，在大脑中规划路线，穿梭在城市的街道中，把人或者货安全送到目的地，并在每个订单完成的间隙获得短暂喘息。

女性是这个行业中存在感不高的群体。

高强度体力的工作常态，让人们习惯性默认这是一份"男性职业"，作为一份多劳多得的体力活，在过往的就业选择中，并不是绝大多数女性的首选。

这个行业对女性来说，看似是一个迎难而上之举，在本就竞争激烈的“男性行业”中争得一份收入并不容易，如今却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城市奔波的路上。

她们背后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

面对问题，28岁外卖女骑手王然的回答很简单：为了生存。

个体的对抗，女骑手的生存法则

早上六点，手机铃声准时响起，为了接下早餐这波单，王然必须在20分钟内全副武装，骑着电动车冲出家门。

“早高峰七点半就结束了，如果不快一点，上午就废了大半。”

为了住得离南四环的派送点更近，王然选择每个月花费1800同人合租一居室。

月入过万的外卖骑手，和工资被房租占去一半的应届大学生，这个城市中的蓝领和白领，于北京的同一间出租屋内薪资倒挂，已成为现实和共识。

王然初中毕业后就同乡邻来到北京，干过包装工、大堂经理、销售，最高工资不过6000每月。当一个北漂女骑手的原因很简单，最初就是看中挣钱多。

“家里出了点意外，那几年急需用钱。”寥寥几句，述尽所有心事。

在用餐高峰期，快速规划出最合适的路线，并带尽可能多的单，是一个外卖骑手的必备技能。顺路、能放快递柜、不用进小区、和能超小道的组合单像是一把好牌，王然常常蹲在她的电摩旁边等待合适的订单出现。

高效率，带来的是体力的节省和单量的居高不下。

即使对于骑手来说平台的竞争在加剧，王然仍会用自己的计算对抗环境，在夹缝中赢得一丝丝生机。

午餐高峰期，骑手们都聚集在外卖柜的另一侧

逃离北上广，是每个漂在一线城市的浮萍都会考虑的问题。

王然想过离开和重操旧业，但薪资和自由像两块秤砣，将她稳稳压在原地。相比于男骑手，能踏入这行的女性，通常总有沉重的心事。

同王然最谈得来的女骑手以前是个护士，因为嫌医院工作太累，辞职在家。但逃不过和丈夫、公婆因为家庭开支问题纷争不断。直至闹到分居，她索性躲个清闲，出来做了外卖骑手。那阵子，女同事出手阔绰，心情明朗。

“女性和男性真不一样，男性当骑手是为了高薪收入，对我们来说，内心感受和自由更重要。”女性骑手在加速的命途中爆发出强大韧劲，将误解、性别偏见、残酷的机制统统和着风咽下，默默咀嚼。

同人打交道是这份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王然见过赚外快买笔记本的女大学生、离异母亲、帮丈夫还债的苦命人，以及一夜之间破产的女老板。

骑手行业像一个巨大的收容站，最低条件收纳着一切人世间强烈的生存欲望。

“除了做家政保洁，她们没有一技之长。”王然看得明白。从餐饮、家政、商超等服务行业出走的大龄女性，在结构性失业中逐渐被淘汰，合流汇入，却又遇大数据之围堵，不战而屈。

跑单时，王然也会给收集撑起粉色遮阳伞

骑手作为流动性极大的岗位，风餐露宿、户外条件、生理期、体力式微等因素都在无形提高女性准入门槛。

骑手靠脚力吃饭，高强度和高压力同等也为她们带来高收入。王然也喜欢这种远离无谓的内耗，工作三天一轮，随进随退的生活方式。

大城市始终充斥的机会以及不确定性，而骑手这种依赖等比劳动交换关系的职业，总能让王然在这座城市感到心安，以一种近似乌托邦式的职业信仰，支撑着王然愿意为其再飞驰一段青春。

王然始终是南四环一带坚持最久的女骑手。

“当了骑手，我终于不再是个闲置的人”

王然做骑手是为了高薪和生存，对同样是配送员的宋萱来说，当骑手，更像是阴差阳错间的自我救赎。

学历始终是宋萱的心头刺，大专没毕业，是她工作以后始终逃不掉的梦魇。

她最怕面试时被问学历，向来只能含糊过去。上份工作做了3个月的销售，还没通过试用期就赶上第一波裁员。多年来没成绩、没起色、始终拿着基层薪资，在各行各业之间跳来跳去。

到了32岁，换了那么多工作，在经验履历上还始终是个新人。

婚育情况，是她这个年龄段面试时绕不开的话题，大龄女性未婚未育，又让她沦为被淘汰的第一梯队。

一切都被原地搁置，除了年龄，经历了8个月无收入的生活后，宋萱才终于意识到人生的试错成本究竟有多高。

“之前想，多换换，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行业，可眨眼就到这个年纪。”

窝在大姐名下的老房子里，吃了大半年的白水挂面，那段时间，只要在手机上看到“就业困难”的字眼就会呼吸困难，焦虑成为生活常态。

疫情期间，没有公司愿意收留一个低学历的大龄新人。工作找了半年，宋萱彻底不敢点开求职软件，银行卡余额只剩836，手里除了这点钱，就只有大姐的闲置代步车。

宋萱想起曾听人说当配送员很赚钱，交了300块钱押金，套上蓝色马甲，央求大姐借了代步车，开始她又一份新行业新工作。

每单都穿工作服是平台对配送员的要求，多半时间宋萱会将马甲放在车里

成为配送员的第一天，她只觉得过去8个月里，哽在心头的这口气随着第一单收入到账终于通顺了。

第一单19块钱，对一个很久没收入的人来说，像个象征希望的火苗，她忍不住心里换算，在平时能用这19块钱生活三天。

“看着每跑完一单就有钱入账这种感觉很爽，有点上瘾，心里已经盘算着下一单。”

跑完第一个月，刨除油费宋萱留下五千多的净收入。对于寻常的打工者，这笔钱不多也不少，而之于宋萱，5000元正好填补了她的心疾。

工作动力一旦被开了一个口子就很难停下，宋萱在很长时间内都不愿休息，会觉得不出门就平白丢了几百块钱。

上一次休息，是在全民阳性的风波中躺了两天，几天后身体好转，宋萱就重新套上马甲在城市中折返。

但身体后期不舒服带来的头昏脑胀，让宋萱第一次在职业生涯中吃了罚单，一张罚单，相当于这一整天都白干。过往生活的不易在这一瞬间同时爆发，她趴在方向盘上哭了一刻钟，之后继续接下新的订单，赶往下一个地点。

“开始有收入以后，我在家里是待不住的，非常上瘾，其实仔细算账的话并不是很合适，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一个闲置的人了。”

停步在原地，是导致焦虑的元凶。

宋萱开车在路上，做着多劳者多得的工作，心里是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平静。城市总会需要配送员，前进在路上，有了可观的收入，她不再桎梏于年龄和“未婚未育”的字眼，也脱离了被学历所困的心境沼泽。

药品和甜品，是整个冬季最常见的订单

蛋糕和鲜花，是她平时最常经手的单品。

宋萱在蛋糕店取货时，自己多买了一个草莓塔。只在这天下午她为自己放了半天假，这天正好是她的阳历生日。

宋萱坦言，过去十年中，她给自己的定义是“不配”，不配拥有一切看起来华而不实的东西，以及一个像样的生日。

“现在收入多了不少，日子也好过了，经常看别的女孩总收草莓塔，这回我也尝尝。”

“我们70后，生来就是独立女性”

常常有人会在刚上车的时候就说“怎么是个女司机？”黄伶开了三年的网约车，对这种情况早就见怪不怪。

“这个行业女司机是比较少的，坐过我的车你就会发现女司机也是挺靠谱的。”

生为上海本地人，黄伶已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四十余年，加上在成为网约车司机之前，拥有20多年的区域经理工作经历，让她对市区的变化和路线了熟于心。

网约车司机，同骑手、配送员一样是大众视角中的“男性职业”，但48岁的黄伶，显然在这个行业中应对得游刃有余。

为什么放弃原本的工作选择当一名网约车司机，是她会被经常问到的问题。对此黄伶十分坦然，只有一个原因：平衡家庭。

正值疫情初期，黄伶的老公工作忙，有大半时间都身处外地，自己的区域经理工作也需要偶尔出差。上初中的孩子开始天天上网课，家里总需要时常有人盯着，她想，总需要有人为家庭做出这一步。

想要找到一个相对轻松、不用出差、薪酬又过得去的工作，对40+ 的女性来说并不是件容易事。开网约车，就是彼时黄伶的最好选择。

工作时间自由灵活，对有兼顾家庭需求的女司机来说,是这份工作最大的好处。

黄伶车技一向不错，也能迅速摸清开网约车的门道。每天吃好早饭从家出门，顺迎早高峰开始一天的工作，用平台要求的“四小时强制休息”制度来计时，一天平均2、3个班次就直接回家。

双休日多数时间留给自己，偶尔送儿子补课顺路跑上2个小时，过着一种自律、紧凑、自我适应的工作周期。

日常带饭的固定习惯，在有限环境中过尽可能健康的生活

当网约车司机，就意味着每天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面对乘客对于女司机的当面质疑，黄伶会选用最直接的方式，打破固化的职场刻板印象。

“他们质疑我不要紧，我总归要证明女司机也是靠得住的，他们下次也许就不会这样说其他人。”上海女人的爽利由此可见。

被怀疑绕路，是网约车司机共同的苦恼，黄伶也曾经为这个吃过几次投诉，也被醉酒乘客吐在车上拒不付清洁费。

这些对她来说算不得什么大障碍，面对难缠的乘客时，黄伶总会有办法见招拆招。

但从事这份工作，总有一些麻烦和困难，是只有女性从业者需要应对的。

对女骑手和女司机来说，找卫生间始终是件麻烦事，黄伶在日常的工作中始终会尽量少喝水，偶尔她也会找到加油站停靠一下。每逢生理期,最好办法就是尽量维持坐着不动。

除此之外，也要面对女性都绕不过的问题：安全性。

女性会从小被培养危机意识，拥有觉察危险因素的敏锐感知。对一个女司机来说，平时要拉男乘客是一回事，拉三个男乘客是另外一回事，拉醉酒的男乘客又会是另外一番考量。

可见即便能力和收入上，女司机能够和男司机达到持平，但这个行业对女性来说并不是完全公平。

黄伶通常会在7、8点左右收工回家，上海虽然一向治安不错，车内也有一键报警装置，但她还是会为了避免家人担心而从不跑夜班。

天气不好的日子，是网约车的收入旺季。恶劣的环境和天气，骑手和司机们的收入也能水涨船高。

自由度高，对开网约车的司机和骑手来说是一把双刃剑。高收入始终建立在高强度的工作下，黄伶有着天生的自洽能力，在被默认为“需要吃苦”的行业中也能应对自如。

“其实家里并不需要我这么辛苦，但我觉得我能自食其力，能够为家里赚钱，分担一点总是好的。”

能在工作的同时兼顾到家庭，在黄伶来看这是一种褒奖。

她会把这一切归结于自己是70后，在她看来，这个年代出生的人总归是吃得了苦的。作为70后，能游刃有余地调节干扰，自行选择自己想要过得生活，即便苦乐参半也有能把家庭和生活支撑起来的能力。

在她眼中，这代人，以及选择加入这个行业的女性同行，生来都是独立女性。

独立的另一种可能性

女性在一些行业中，由于男性的“势众”及“典型性”下，已然成为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

当我们谈及独立女性的时候，会以经济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独立作为衡量基础。而身处于服务业，奔波在路上的女性从业者们，都拥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心路历程、以及强大的韧性和生命力。

那些侃侃而谈的女知识分子，打扮入时引领潮流的女郎，在社交平台上贩卖女性成功学的情感博主，是否解决了这个时代女性的迷茫，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那些奔波在路上的女性们，她们用手中的方向盘和电瓶车在走自己的路。这条路不好走，她们面对这条路时候的坦然和自得，让那些随时可能被ChatGPT取代的白领们汗颜。

她们只是她们自己，完成自己的工作，各自揣着自己有血有肉的故事。低头踏实工作，用劳动换取报酬，谁能说这不是现代的女性主义？

*本文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