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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博泰,是Seagen平替还是出海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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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博泰,是Seagen平替还是出海标杆?

ADC资产将成为MNC的“标配”,中国Biotech的势头和机会是什么?

文|动脉新医药

在这个ADC爆火的春天,中国首批建立一体化ADC平台的创新生物制药公司之一、科伦博泰提交了赴港上市申请书。

科伦博泰是科伦药业的控股子公司,也是这个以输液起家的中国传统药企在转型中分拆出的创新桥头堡,最近一次的B轮融资后估值超过人民币100亿元。

科伦博泰成立于2016年,但科伦药业从2012年起就开始了在ADC领域的探索。十余年的发展使科伦博泰在ADC工艺、制造和质量控制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也使科伦博泰在近年来MNC寻找相关资产时难以忽视的企业:从去年5月到12月,科伦博泰与默沙东达成3笔合作交易,覆盖9款ADC新药,总预付款2.57亿美元,总里程碑金额115.64亿美元,总交易金额高达118亿美元,是2022全球最大的生物制药合作。

对此,动脉新医药访谈了数位ADC领域的从业者和相关投资人,我们认为:不论是从ADC领域看还是中国创新药出海角度出发,科伦博泰都值得关注。

科伦药业经历了漫长的“仿转创”探索,科伦博泰在ADC领域获得建树是中国药企转型开拓的一个缩影,用大量的人才引进以及资金投入寻找创新增长曲线,其研发的linker-技术成为了和默沙东达成合作的关键。内部决策、多年坚持,以及一些运气,帮助科伦博泰终获一席之地。

即使科伦博泰被一些人认为是默沙东寻找的Seagen“平替”,但作为少数进入商业化成熟期的新兴疗法,ADC资产将成为MNC的“标配”,ADC也会是中国药企寻找全球站位的最佳切入点之一,科伦博泰的海外合作是极具鼓舞性的。

坚守ADC十余年,创新转型见曙光

科伦药业是曾与恒瑞医药并称为“药界双雄”的输液龙头,其董事长刘革新在2012年嗅到了创新药的商机,且在国家抗生素集采及“限抗令”等相关政策影响下,科伦药业踏上“仿转创”征程,并于2016年正式成立了科伦博泰。

2012年加盟科伦药业的王晶翼博士是科伦博泰的研发带头人。自王晶翼进入科伦,刘革新就全力支持他的研发团队展开创新。据科伦的介绍,公司2012年开始立项研发ADC产品,通过临床前转化医学研究、临床阶段研究等方面的摸索,十余年积累了大量临床数据、非临床数据、药理毒理数据、转化医学经验。

ADC是一个“古老”的药物概念,但是直到DS-8201的亮眼数据出现之前,ADC都没有火热起来。ADC兼具靶向和化疗两种疗法的优势,可是ADC的设计和制备存在诸多技术难关,很多药企不看好ADC的发展前景。

而科伦内部不仅开拓了ADC领域的研究,还把这条路坚持做了下来。这和科伦的人才引进有关,为了发展创新药业务,科伦相继在全球范围内引进了百余位制药界产业人才,这其中就有研究蛋白水解酶的专家。

ADC由抗体、、linker三部分构成,抗体决定所治疾病类型,决定如何治疗,linker决定与抗体的连接方式和释放方式。蛋白酶可裂解linker是ADC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linker,第一三共和Seagen曾历时七年共同开发新一代蛋白酶可裂解linker。

据了解,科伦博泰内部也曾对是否推进ADC有过一些分歧,该创新业务的负责人也曾受到质疑,但还是坚守了这个领域。科伦博泰引进的几位关键专家共同进行了linker-技术的自主研发,后来,默沙东就是相中了科伦博泰的linker-技术,并将使用该linker-的ADC项目打包引进。

多年来科伦博泰已积攒了包括选择、linker选择、DAR值选择及抗体性质各方面的认知及经验,使其成为国内首批及全球少数建立全集成ADC开发的平台生物制药公司之一。

科伦博泰押中ADC,既有一些运气成分,更多的是人力物力的大量持续投入。招股书显示,科伦博泰目前已有1116名员工,其中研发人员762名,占比68.3%。科伦一直因其“仿转创”成果寥寥而受人诟病,如今科伦博泰在ADC领域拿到了阶段性里程碑,可以说是“终见一道曙光”。

大额交易背后,科伦博泰做了Seagen“平替”?

科伦博泰高投入带来的显著问题就是公司的持续亏损。从招股书可以看到,科伦博泰目前尚未实现盈利,2021年全年及2022年前9个月,公司净亏损分别为人民币8.90亿元和3.21亿元。需要指出的是,2022年9个月亏损收窄,还要归功于和默沙东合作后对方的预付款项带来收入的大幅增长。

从招股书还可以看出,科伦博泰营运资金主要源自母公司的大额借款。截至2021年及截至2022年9月30日,科伦博泰来自科伦药业的借款分别为23.58亿及27.61亿,同期分别录得的负债净额为26.44亿元及29.44亿元。今年1月3日,公司尚未偿还大股东科伦药业的25亿元借款进行了债转股。

科伦博泰已经申报4款ADC新药,分别靶向HER2、Trop2、Claudin18.2、Nectin-4。后续的创新也继续围绕ADC,包括双抗ADC、免疫刺激ADC、核药、双效ADC、非肿瘤ADC等新型ADC技术。其创新药研发持续“烧钱”但没有商业化产品,造成了科伦博泰当下的局面。

近年来MNC一直在寻找ADC技术平台及赛道上的产品,据科伦博泰称,有不少公司在寻求与其接触、合作,但就财务状况来说,科伦博泰也在寻求可以尽快“委身”的对象。

从和默沙东的三笔交易来看,虽然总交易金额亮眼,但首付款并不高:

去年5月,科伦博泰将TROP2靶向ADC药物SKB264在中国以外区域的研发、生产和商业化权益有偿许可默沙东,首付款为4700万美元;

7月,科伦博泰再将CLDN18.2 ADC产品SKB315和基于SKB315的产品相关权益授权给默沙东,首付款为3500万美元;

12月,公司将七项用于治疗癌症的临床前ADC资产向默沙东授予独家全球许可,以及获得若干其他临床前ADC资产的额外独家许可,默沙东同意支付首付款1.75亿美元。

首先是多个产品共同打包卖出这个价格,其次是首付款占总体交易金额比例明显偏低,并且授权中的重要产品SKB264已经到了临床III期,并在去年获得CDE突破性疗法认定,用于治疗晚期或转移性三阴乳腺癌,如此接近终点的管线,默沙东给出的价格是:不超过13.63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以及产品上市后的净销售额提成。

但科伦博泰在ADC领域的技术与经验积累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在Trop2、CLDN18.2靶点,公司处于第一梯队。结合默沙东反复考量Seagen后又放弃高价收购,科伦博泰和默沙东达成的应是一笔各取所需的交易:MNC丰富了管线,提高成功率,而科伦博泰得到了资金,能支持后续研发,以及摆脱“拖累”母公司的标签。

这种海外巨头的licensing交易,为其带来远高于公司本身商业内涵的价值加成,也会抚平一些转型期的阵痛。如果科伦博泰能够持续与默沙东推进合作的标的资产,将为更多参与全球FIC、BIC竞争中的公司打造样本。

ADC事件频频,中国公司寻找全球站位

近期ADC领域的消息频繁,包括DS-8201国内获批上市治疗乳腺癌、石药集团Nectin-4 ADC授权给Corbus、康诺亚与乐普生物的Claudin18.2 ADC授权给阿斯利康,等等。

各种合作消息的发布,显现出国内企业在ADC研发流程的优势受到认可。ADC的生产制造要涉及多个环节,对药企的工艺与质控体系研发能力有很高要求,需要药企在大分子和小分子上都有足够经验,也要有深厚的linker技术积累。ADC原理清晰但很微妙,抗体、、linker三个部分需要反复试验平衡,并针对不同的肿瘤、不同的组织组合。大型药企期望的技术平台、临床数据,以及在生产制造上的经验和耐心,是国内企业所拥有与擅长的。

默沙东与科伦博泰的合作,正是因为看了SKB264的临床数据、非临床数据及药学数据,后来双方针对264项目成立了合作开发委员会,在临床、CMC各专业和管理层的紧密合作过程中,默沙东对SKB264项目和其背后的linker、及公司ADC技术平台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于是很快便有了第二个项目合作。

不止是药企,国内一些初创Biotech也收到了合作询问,MNC的BD四处“撒网”,以丰富自身的ADC管线。

业界普遍认为在PD-1之后,ADC资产将成为MNC的“标配”。目前来看ADC可以单独成药,但对ADC的应用探索还处于初期,其疗效的天花板较低,想往一线用药方向发展,可能需要通过联用才能进一步提升疗效。因此,PD-1与ADC的组合的确成为了风口,手中有PD-1的MNC都在寻找ADC下手,以弥补后续管线。默沙东一直在寻找新一代“K药”,缓解专利过期和销售见顶的压力;与Seagen绯闻不断的辉瑞面临管线断崖,公司表示约250亿美元的营收额需要由通过BD获得的资产来完成。

Seagen后续管线不给力是不争的事实,主要产品Adcetris、Padcev有增势但看起来没有成为大单品的潜力。这给了国内企业更多机会,尽管MNC对购入的资产不会专一投入,但由ADC出海切入,中国药企和Biotech可以在全球市场中寻找自身站位。

不过,业内人士也表示,想不做Seagen的“平替”,靠国内公司拿手的差异化创新还是不够的,“虽然大家都在讨论和期待下一个DS-8201,但想打造这样的产品,还需要技术创新上有真正的突破。”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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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博泰,是Seagen平替还是出海标杆?

ADC资产将成为MNC的“标配”,中国Biotech的势头和机会是什么?

文|动脉新医药

在这个ADC爆火的春天,中国首批建立一体化ADC平台的创新生物制药公司之一、科伦博泰提交了赴港上市申请书。

科伦博泰是科伦药业的控股子公司,也是这个以输液起家的中国传统药企在转型中分拆出的创新桥头堡,最近一次的B轮融资后估值超过人民币100亿元。

科伦博泰成立于2016年,但科伦药业从2012年起就开始了在ADC领域的探索。十余年的发展使科伦博泰在ADC工艺、制造和质量控制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也使科伦博泰在近年来MNC寻找相关资产时难以忽视的企业:从去年5月到12月,科伦博泰与默沙东达成3笔合作交易,覆盖9款ADC新药,总预付款2.57亿美元,总里程碑金额115.64亿美元,总交易金额高达118亿美元,是2022全球最大的生物制药合作。

对此,动脉新医药访谈了数位ADC领域的从业者和相关投资人,我们认为:不论是从ADC领域看还是中国创新药出海角度出发,科伦博泰都值得关注。

科伦药业经历了漫长的“仿转创”探索,科伦博泰在ADC领域获得建树是中国药企转型开拓的一个缩影,用大量的人才引进以及资金投入寻找创新增长曲线,其研发的linker-技术成为了和默沙东达成合作的关键。内部决策、多年坚持,以及一些运气,帮助科伦博泰终获一席之地。

即使科伦博泰被一些人认为是默沙东寻找的Seagen“平替”,但作为少数进入商业化成熟期的新兴疗法,ADC资产将成为MNC的“标配”,ADC也会是中国药企寻找全球站位的最佳切入点之一,科伦博泰的海外合作是极具鼓舞性的。

坚守ADC十余年,创新转型见曙光

科伦药业是曾与恒瑞医药并称为“药界双雄”的输液龙头,其董事长刘革新在2012年嗅到了创新药的商机,且在国家抗生素集采及“限抗令”等相关政策影响下,科伦药业踏上“仿转创”征程,并于2016年正式成立了科伦博泰。

2012年加盟科伦药业的王晶翼博士是科伦博泰的研发带头人。自王晶翼进入科伦,刘革新就全力支持他的研发团队展开创新。据科伦的介绍,公司2012年开始立项研发ADC产品,通过临床前转化医学研究、临床阶段研究等方面的摸索,十余年积累了大量临床数据、非临床数据、药理毒理数据、转化医学经验。

ADC是一个“古老”的药物概念,但是直到DS-8201的亮眼数据出现之前,ADC都没有火热起来。ADC兼具靶向和化疗两种疗法的优势,可是ADC的设计和制备存在诸多技术难关,很多药企不看好ADC的发展前景。

而科伦内部不仅开拓了ADC领域的研究,还把这条路坚持做了下来。这和科伦的人才引进有关,为了发展创新药业务,科伦相继在全球范围内引进了百余位制药界产业人才,这其中就有研究蛋白水解酶的专家。

ADC由抗体、、linker三部分构成,抗体决定所治疾病类型,决定如何治疗,linker决定与抗体的连接方式和释放方式。蛋白酶可裂解linker是ADC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linker,第一三共和Seagen曾历时七年共同开发新一代蛋白酶可裂解linker。

据了解,科伦博泰内部也曾对是否推进ADC有过一些分歧,该创新业务的负责人也曾受到质疑,但还是坚守了这个领域。科伦博泰引进的几位关键专家共同进行了linker-技术的自主研发,后来,默沙东就是相中了科伦博泰的linker-技术,并将使用该linker-的ADC项目打包引进。

多年来科伦博泰已积攒了包括选择、linker选择、DAR值选择及抗体性质各方面的认知及经验,使其成为国内首批及全球少数建立全集成ADC开发的平台生物制药公司之一。

科伦博泰押中ADC,既有一些运气成分,更多的是人力物力的大量持续投入。招股书显示,科伦博泰目前已有1116名员工,其中研发人员762名,占比68.3%。科伦一直因其“仿转创”成果寥寥而受人诟病,如今科伦博泰在ADC领域拿到了阶段性里程碑,可以说是“终见一道曙光”。

大额交易背后,科伦博泰做了Seagen“平替”?

科伦博泰高投入带来的显著问题就是公司的持续亏损。从招股书可以看到,科伦博泰目前尚未实现盈利,2021年全年及2022年前9个月,公司净亏损分别为人民币8.90亿元和3.21亿元。需要指出的是,2022年9个月亏损收窄,还要归功于和默沙东合作后对方的预付款项带来收入的大幅增长。

从招股书还可以看出,科伦博泰营运资金主要源自母公司的大额借款。截至2021年及截至2022年9月30日,科伦博泰来自科伦药业的借款分别为23.58亿及27.61亿,同期分别录得的负债净额为26.44亿元及29.44亿元。今年1月3日,公司尚未偿还大股东科伦药业的25亿元借款进行了债转股。

科伦博泰已经申报4款ADC新药,分别靶向HER2、Trop2、Claudin18.2、Nectin-4。后续的创新也继续围绕ADC,包括双抗ADC、免疫刺激ADC、核药、双效ADC、非肿瘤ADC等新型ADC技术。其创新药研发持续“烧钱”但没有商业化产品,造成了科伦博泰当下的局面。

近年来MNC一直在寻找ADC技术平台及赛道上的产品,据科伦博泰称,有不少公司在寻求与其接触、合作,但就财务状况来说,科伦博泰也在寻求可以尽快“委身”的对象。

从和默沙东的三笔交易来看,虽然总交易金额亮眼,但首付款并不高:

去年5月,科伦博泰将TROP2靶向ADC药物SKB264在中国以外区域的研发、生产和商业化权益有偿许可默沙东,首付款为4700万美元;

7月,科伦博泰再将CLDN18.2 ADC产品SKB315和基于SKB315的产品相关权益授权给默沙东,首付款为3500万美元;

12月,公司将七项用于治疗癌症的临床前ADC资产向默沙东授予独家全球许可,以及获得若干其他临床前ADC资产的额外独家许可,默沙东同意支付首付款1.75亿美元。

首先是多个产品共同打包卖出这个价格,其次是首付款占总体交易金额比例明显偏低,并且授权中的重要产品SKB264已经到了临床III期,并在去年获得CDE突破性疗法认定,用于治疗晚期或转移性三阴乳腺癌,如此接近终点的管线,默沙东给出的价格是:不超过13.63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以及产品上市后的净销售额提成。

但科伦博泰在ADC领域的技术与经验积累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在Trop2、CLDN18.2靶点,公司处于第一梯队。结合默沙东反复考量Seagen后又放弃高价收购,科伦博泰和默沙东达成的应是一笔各取所需的交易:MNC丰富了管线,提高成功率,而科伦博泰得到了资金,能支持后续研发,以及摆脱“拖累”母公司的标签。

这种海外巨头的licensing交易,为其带来远高于公司本身商业内涵的价值加成,也会抚平一些转型期的阵痛。如果科伦博泰能够持续与默沙东推进合作的标的资产,将为更多参与全球FIC、BIC竞争中的公司打造样本。

ADC事件频频,中国公司寻找全球站位

近期ADC领域的消息频繁,包括DS-8201国内获批上市治疗乳腺癌、石药集团Nectin-4 ADC授权给Corbus、康诺亚与乐普生物的Claudin18.2 ADC授权给阿斯利康,等等。

各种合作消息的发布,显现出国内企业在ADC研发流程的优势受到认可。ADC的生产制造要涉及多个环节,对药企的工艺与质控体系研发能力有很高要求,需要药企在大分子和小分子上都有足够经验,也要有深厚的linker技术积累。ADC原理清晰但很微妙,抗体、、linker三个部分需要反复试验平衡,并针对不同的肿瘤、不同的组织组合。大型药企期望的技术平台、临床数据,以及在生产制造上的经验和耐心,是国内企业所拥有与擅长的。

默沙东与科伦博泰的合作,正是因为看了SKB264的临床数据、非临床数据及药学数据,后来双方针对264项目成立了合作开发委员会,在临床、CMC各专业和管理层的紧密合作过程中,默沙东对SKB264项目和其背后的linker、及公司ADC技术平台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于是很快便有了第二个项目合作。

不止是药企,国内一些初创Biotech也收到了合作询问,MNC的BD四处“撒网”,以丰富自身的ADC管线。

业界普遍认为在PD-1之后,ADC资产将成为MNC的“标配”。目前来看ADC可以单独成药,但对ADC的应用探索还处于初期,其疗效的天花板较低,想往一线用药方向发展,可能需要通过联用才能进一步提升疗效。因此,PD-1与ADC的组合的确成为了风口,手中有PD-1的MNC都在寻找ADC下手,以弥补后续管线。默沙东一直在寻找新一代“K药”,缓解专利过期和销售见顶的压力;与Seagen绯闻不断的辉瑞面临管线断崖,公司表示约250亿美元的营收额需要由通过BD获得的资产来完成。

Seagen后续管线不给力是不争的事实,主要产品Adcetris、Padcev有增势但看起来没有成为大单品的潜力。这给了国内企业更多机会,尽管MNC对购入的资产不会专一投入,但由ADC出海切入,中国药企和Biotech可以在全球市场中寻找自身站位。

不过,业内人士也表示,想不做Seagen的“平替”,靠国内公司拿手的差异化创新还是不够的,“虽然大家都在讨论和期待下一个DS-8201,但想打造这样的产品,还需要技术创新上有真正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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