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翟瑞民
中国人口总量近60年首次负增长，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就鼓励生育问题发声。
界面新闻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经媒体报道的至少有20位代表委员，提交了有关支持生育的建议或提案。代表委员们从政策目标人群、妇女权益保护、生育成本、观念引导等方面，给出了许多具体建议。虽然不少建议在过往两会期间被反复讨论，也有一些是首次提出。
究竟哪些提案和建议更具可行性？构建生育友好环境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专家指出，三孩政策实施以后，各地支持生育措施陆续出台，但全国总和生育率仍未见明显反弹，显示政策力度仍有提升空间。从世界经验看，鼓励生育是一件投入高、回报慢的工作，但人口负增长将对国家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将波及每一个人，鼓励生育“做总比不做强”是学界共识。
鼓励二孩三孩，别忘了一孩
生育支持政策首先应该明确目标人群。梳理过去两年各地出台的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是各地政策覆盖的主要人群。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首次提出应“重视一孩”，生育支持政策不能只给二孩、三孩，一孩才是生育萎缩的主因。贺丹的建议引发热议，这是因为，一孩被认为是一个家庭的“刚需”，不管是否有支持政策，一般家庭都会生育至少一个子女，因此常常被政策制定者忽视。
以育儿补贴政策为例，据界面新闻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至少10多个地区实施育儿补贴政策，但仅有深圳市和陕西省宁陕县，针对一孩家庭发放补贴。比如，近期出台育儿补贴政策的杭州市解释，2017年以来，杭州一孩生育率总体平稳，但二孩出生率直线下降，适龄市民对于二孩及三孩生育意愿明显偏低。因此，杭州将育儿补助对象确定为二孩和三孩家庭。
但从全国范围数据看，一孩生育率已不容乐观。作为国家卫健委直属智库的负责人，贺丹给出了具体数据，中国总和生育率从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分孩次看，一孩生育率从0.7跌至0.5，一孩平均生育年龄从26.4岁升高至27.4岁，能生且愿意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家庭数量明显减少。这显示一孩生育的萎缩和推迟是拉低全国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
贺丹建议，取消孩次差异和户籍限制，坚持公平、包容、友好的生育支持导向。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异，从全周期、全过程的视角设计生育支持政策措施，避免出现一孩不补、二孩少补、三孩多补的差异化递进式支持政策。
贺丹呼吁重视生育一孩家庭的建议获得广泛支持，但避免差异化、递进式支持政策的观点仍有不少人持保留意见。人口学专家何亚福告诉界面新闻，所有孩子都应该一视同仁，对一孩家庭进行支持，这也是学界绝大多数人的观点。但他认为，如果从鼓励生育的效果来看，“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异”值得商榷。
何亚福认为，养育二孩的经济压力比一孩大，养育三孩的经济压力又比二孩大。大部分已婚夫妇都愿意生育一孩，而愿意生育二孩的夫妇较少，愿意生育三孩的夫妇就更少了。生育的孩次越高，补贴金额越高，这样更有助于鼓励更多夫妇生育二孩三孩。
从世界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把各个孩次都纳入补贴范围，并且孩次越高，补贴金额也越高。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从2022年8月起，育儿补贴金额为：第一胎每月5000元（新台币，下同），第二胎每月6000元，第3胎以上每月7000元。
贺丹指出，一些地区的育儿补贴政策仅覆盖户籍人口，造成新的福利二元分割，建议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户籍限制，将生育支持政策与户籍脱钩，保障流动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政策待遇。何亚福表示，目前许多地方都已经将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提供公共服务和便利纳入居住证登记制度，逐步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推动育儿补贴覆盖新市民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何保障育龄妇女权益？
育龄妇女是生育主力，因此如何减轻育龄妇女生育压力、构建生育友好环境，成为三孩政策出台后各地着力的重点。
一般而言，未缴纳生育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较在职职工要承担更高的生育医疗成本。对此，农工党中央在提案中建议，应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尤其是育龄女性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生育保险，生育孩子产生的费用可以比照在职职工报销。
随着社会对女性权益保护的重视，近些年我国分娩镇痛试点工作成效显著，有效提高了分娩母婴安全和产妇的就医感受。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学院麻醉学系主任黄宇光建议，推进分娩镇痛护理在基层普及，同时在全国范围将分娩镇痛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独立收费，以推进快乐分娩舒适医疗在基层医疗机构的常规开展，惠及基层百姓。
对于一些有生育意愿，却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自然生育的家庭，代表委员们也予以关注。根据中国人口协会此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患者超过5000万，占育龄人口的12.5%～15%，这部分“想生不能生”的家庭基数庞大，他们往往只能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生育，但面临高昂的费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希肯国际文化艺术（集团）公司董事长安庭就建议，应该由国家财政部门联合社保部门牵头顶层设计，尽快在中国全面整体将辅助生殖的所有内容纳入社保报销范畴。同时，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框架范围内，各地尽快完成辅助生殖医疗服务价格的定价标准，门诊治疗中常见的宫腔内人工授精术、胚胎移植术、精子优选处理等涉及人群广、诊疗必需、技术成熟、安全可靠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甲类报销范围。
此外，中国还存在数量庞大的失独家庭，其中一些年龄相对较轻，但已经过了最佳生育年龄的人士，具有强烈的生育意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祝连庆日前对界面新闻表示，现行政策未能有效保障他们的各项权利，在全社会普遍“不愿生”的背景下，支持有强烈生育意愿的群体拥有一个孩子，减轻他们的抚养压力，对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也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女性来说，分娩后的身体、精神状态变化，也不应该被回避。由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抑郁症研究所发布的《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数据显示，中国每5个产妇中就有1个抑郁症，63%的女性曾患产后抑郁，20%的女性曾在怀孕期间患上抑郁症。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齐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燕建议，进一步强化孕产妇抑郁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常规筛查；加强社区医院产前、产后健康宣教；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协助疏导孕产妇情绪；以及强化对产后抑郁女性的社会支持，将孕产妇抑郁诊断与治疗费用纳入生育保险报销范围。
让想生的家庭敢生
生育成本高昂，一直是阻碍家庭生育的重要原因，2023年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委员从住房、教育、税收、就业等方面，给出了具体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甘华田教授表示，随着我国逐步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祖辈在参与婴幼儿照料看管方面将受到更多限制，从而会进一步加剧婴幼儿照料问题。为此，必须加快发展婴幼儿照料、托管服务业，规范服务标准，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甘华田建议，鼓励地方在降低养育、教育成本方面大胆创新，比如降低多孩家庭教育成本，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减轻育儿家庭医疗负担，实行6岁以下儿童免费医疗等。全国人大代表、注明编剧赵冬苓也建议，应该对2024年后出生孩子免除学费至大学，引发热议。
对于婴幼儿照料难题，全国人大代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裴红霞指出，无人照护已经成为制约广大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为此，她建议加快制定托育领域的专门法规制度，深化完善政府支持体系，探索更多以奖代补、税收优惠、一次性扶持等鼓励措施。
上海市奉贤区政府副区长张娣芳则带来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动家庭托育点建设减轻育龄青年养育压力的提案》。她表示，家庭托育点在服务时间、形式和内容等方面更加灵活多样，可以与托班等托育资源形成有力互补，更好满足家长们的托育需求。
所谓家庭托育点，通常指个人、家庭或机构在居民住宅中以收费的形式为0至3岁婴幼儿提供照顾服务，其特点是嵌入社区，方便家长接送，面积不大，投入成本低，服务灵活，收费合理。
张娣芳建议，国家层面尽快制定出台推动家庭托育点建设发展的相关政策和规范性文件，为各省、市、区因地制宜推进家庭托育点建设提供政策依据和基本参考，比如给予政府补贴，减少税费，提供场地、专业培训和奖励等。她还建议国家层面将家庭托育服务纳入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专业体系。
针对女性为生育而付出的职业发展机会等隐性成本，全国人大代表、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屠红燕建议，通过政策支持、组织保障、环境打造为女性营造良好创新就业环境，引导、鼓励、扶持女性自主创业，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跨越式发展。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企业在产期女性职工休假期间支付的工资、生育津贴、岗位空缺填补支出等相关费用，给予一定扣除。
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中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心竹还提交了《关于“全职妈妈”再就业的提案》，建议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设立与“全职妈妈”密切相关的单行条例；增强法律实施的强制性，加大执法力度，对违反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给予严厉处罚，确保“全职妈妈”享有平等的再就业权利。
引导“不想生”群体转变观念
社会进步以及竞争的加剧，让女性在学业、家庭和生育的之间出现选择失衡，导致许多人的生育观念发生变化，“不想生”的群体不断扩大。
贺丹表示，医学上认为30岁之前是女性的最佳生育时期，本科、研究生毕业大约在22岁、25岁左右，即使毕业就结婚，考虑到两年左右的初婚初育间隔，意味着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处于最佳生育时期的年限仅有6年和3年。为此，她建议，“将小学、中学教育年限由6年缩短到5年，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实施‘十年义务教育’，使大学毕业生最佳生育年龄时期延长2年。”
缩短学制的建议已并非首次出现在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阮诗玮也认为，传统学制延长了女性的受教育时长，这对“生育黄金期”造成消极影响，建议将基础教育学制缩短为10年，并改为义务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林怡建议，落实父母育儿假和男性陪产假可以平衡两性生育用工成本差异，营造有利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同时，也可以强化男性育儿责任，分担女性育儿压力，有利于提高女性生育意愿。
这一建议呼应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庄渝霞的研究。庄渝霞曾提出“产假+育儿假”捆绑方案，特别是探索强制休父亲育儿假，可以解决长期单系抚育的制度安排，对应女性群体长期的呼声，转向双系抚育。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祝连庆则注意到，当前各种举措主要聚焦于延长产假、发放育儿补贴等看得见的方面，忽略了年轻人生育观念已经改变这一看不见的原因。为此，他提交了《关于设立“生育文化节”，加强生育观念引导的提案》。
他建议，在全国范围设立“生育文化节”，弘扬传统的“多子多福”“儿女绕膝”等正向生育观。参照过去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形式，在全国范围为三孩家庭颁发“三孩家庭光荣证”，传播多子女家庭的生育经验，减轻人们的生育焦虑。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也建议，对于生育内驱力不足的“不想生“人群，应该弘扬中华传统优秀婚育文化，改革福利制度，提高生育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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