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戴晶晶

近两年，在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和极端天气等冲击下，粮食和能源危机、高通胀等为全球经济发展前景蒙上阴霾。

继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之后，欧盟又于3月16日推出了《关键原材料法案》。这些政策加速了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大国间关键行业进出口管制频现，全球产业供应链挑战加剧。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Lawrence Wong）曾悲观地表示，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世界运作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与此同时，地区间也出现了部分行业的深度合作，如欧美间拟组建“关键矿产买家俱乐部”；以宁德时代(300750.SZ）、晶科能源(688223.SH)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将在美国清洁能源领域展开合作。

博弈与合作仍然并存，全球供应链格局却已开始重塑。在这样一个时代，有必要重新梳理供应链变化，反思全球化的内涵。

界面新闻就近期热门问题专访了加里·格雷菲（Gary Gereffi）。加里·格雷菲是杜克大学社会学系名誉教授、美国杜克大学全球价值链中心主任。他也是全球价值链（GVC）体系创始人之一，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理论奠基人。

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流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

格雷菲出版了十几本关于全球化、全球供应链和经济、社会的书籍，并发表了大量论文。2018年，他在中国出版了论文集《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发展：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和政策分析》。

格雷菲也长期关注中国的产业升级，主要涉及电子产品、电商、电动车电池等。2022年9月，他以主编身份出版了书籍《中国的新发展战略：全球价值链的自上而下升级》。

以下为采访内容，刊发时有所删节。

关键产业将有国际竞赛

界面新闻：您去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新发展战略的新书，是什么促使了您写了这本书？

加里·格雷菲：中国的产业多元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时间推移，中国打造了多条出口产业链，涉及传统消费品、中等技术产品，以及高科技领域。但中国在多元化方面如此成功的原因，似乎并没有被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等地方充分理解。

一直以来的研究似乎过分强调了中国自上而下、政策导向的发展战略。我认为，还需要用自下而上、从市到省的视角看待问题。同时，也必须尝试研究企业发展战略，以及中国企业如何在多个领域与跨国公司竞争。这需要运用全球价值链的方法，观察中国不同地方所有的特定行业。

过去两年，全球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巨大影响，但中国在国际贸易上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说，中国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并迅速改变其生产体系。

界面新闻：您近期在关注哪些产业价值链？

加里·格雷菲：2021年，拜登政府发布了《供应链百日审查报告》，提到了半导体、电动车电池、关键矿物和制药四大关键领域。半导体是非常顶尖的产业，每个人都对半导体领域发生的事情感兴趣，我也在追踪这个行业。我同时在关注制药工业，对疫苗技术的突破和全球分配的问题很感兴趣。

此外，我也被中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产业吸引。中国电子商务领域非常有活力，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公司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人口的互联网使用水平可能比世界任何地方都高，所以能激发出很多创新。

最后一个是人工智能，这是未来关键产业之一，就其发展潜力而言，目前还处于新生状态。

围绕上述产业将有大型的国际竞赛，许多公司都将试图推出新技术和新产品。

界面新闻：宁德时代是目前全球最大动力电池供应商，近期宣布将为福特公司在美电池工厂提供技术。这将是一种普遍或合理的合作吗?

加里·格雷菲：这是合理的，也可能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对于动力电池技术，中国和美国，或中国和欧洲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对任一方都非常重要。

这一合作表明，在某些领域中国已经成为领导者之一，国际公司也已经认识到中国这些技术成果的重要性。

领先国家经常会陷入的危险是，由于想要保证自己的领导地位，有时会试图自己完成一些事情。但技术前沿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地快，技术的输入可以来自世界其他不同的地方。

任何国家或公司如果不与其他技术领导者建立联系，并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几乎不可能长期保持领导地位。

福特的电动汽车生产战略可能并不是汽车行业最佳，但通过与中国公司合作，福特将有机会在生产规模或者某些技术、系统投入方面迎头赶上，也能进入全球市场。

我是这些技术合作的忠实粉丝。但这很困难，甚至国家之间的合作比在国家内部更容易实现。例如，英特尔和微软建立合作关系就比较困难，因为它们都是美国的行业领导者。但如果其中一家公司与另一个国家的领先公司合作，就会容易一些。

在重构中增加供应链韧性

界面新闻：过去几年，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危机等为世界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如何看待俄乌冲突下，欧洲面临的制造业压力？

加里·格雷菲：在一些大型战略产业方面，欧洲或已落后于北美和东亚，如半导体、互联网产业，和人工智能等。俄乌冲突无疑让欧洲在难民危机和能源封锁等方面感受到了更多的负担。

整体来看，欧洲正在通过欧盟委员会制定欧盟层面的战略，以试图在某些关键领域变得更有竞争力。

但欧洲仍然很不稳定，英国脱欧（Brexit）对英国和欧盟造成了伤害。欧盟面临着内部分裂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难民、移民问题引起的。

不仅是俄乌冲突，叙利亚战争下阿富汗和叙利亚难民也在持续涌入欧洲国家，给欧洲部分地区的政治模式带来了挑战。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等北欧国家的福利国家模式，开始承受很大的压力。

欧洲有众多国家，均存在各自的国界和政府政策。这导致欧洲没有单一的大市场，研发和项目投资分散在各个国家，比美国和中国等独立国家更难发展整体经济。欧洲无法像美国和中国一样拥有像亚马逊或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型互联网公司。

不过，欧洲仍然有非常强大的公司和具有竞争力的领域，如汽车和航空等关键行业。尽管存在着协调方面的挑战，欧洲必须努力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界面新闻：疫情等“黑天鹅”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如何提升价值链或供应链的韧性（resilience）？对中国企业有什么建议？

加里·格雷菲：一是在不同的行业中发展伙伴关系，这能够保持技术联系；二是制定有助于处理全球范围内信息收集和交换的新法规。

实际上，欧洲拥有非常强大的有关数据隐私的法规。这挑战了美国的大公司，比如Facebook和谷歌。这些公司从个人用户侧收集了大量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用于改进公司策略。明确私人和公开信息的新国际标准，将非常重要。

中国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挑战之一也在互联网领域。中国在电子商务方面有很多创新，但需要为进入更激烈的外部市场做好准备。所以韧性问题不仅在能源密集型产业，还需要针对信息密集型产业制定战略。

再全球化、重构全球供应链，也能够加强供应链韧性。选择性回流是一方面，与合作伙伴建立多元化的联系则可能超越地区，回到全球层次。

美国和日本或韩国并不相邻，但它们也有很多技术上的合作。中国一直在追求多元化的国际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开始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非洲、中亚，甚至欧洲的重要方式。目前，中国供应链韧性的很大部分在于它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

界面新闻：关键矿物供应链中断，将影响全球产业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矿产安全问题，您如何看待？

加里·格雷菲：关键矿物的重要性已经被提升了，这个领域正在发生变化。首先，人们对锂、钴和钽等关键矿物质的关注度越高（编者注：钽在军工、医疗、工业方面是很重要的稀有金属），越多的国家开始寻找这些资源储备。澳大利亚是许多矿产的主要生产国，他们还在寻找更多。美国和加拿大也找到了一些。

但这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开采矿物只是第一步，加工它们一直是个大问题。即使是澳大利亚或美国等拥有矿藏的国家，也通常把它们送到亚洲等地进行加工，因为其中往往存在污染环境。为了闭合矿产供应链，发达国家需要提供清洁的加工技术，但目前这些技术非常昂贵。

我认为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在一些开采地直接进行矿产加工。现在矿产处理遇到的一个瓶颈是，采矿国家可以分散到世界各地，但处理国家少得多。

对于美国而言，如果矿产仍需要其他地方加工，那供应链始终存在依赖性或脆弱性。

更大的问题是，当获得矿产存在限制时（如非洲存在冲突的矿产），有公司会开始尝试技术创新，让这些矿产不再被需要。例如，我研究了很久的智利，它多年以来都是铜主要供应国。铜的主要消费行业之一是铜传输线，但后来人们发展了玻璃纤维工业，取代了铜来传输信息。由于这项技术创新，30%-40%的铜需求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在半导体领域，硅一直是重要的原材料。但因为硅已经达到了加热以及芯片之间连接尺寸的极限，有机构和公司已经在开发完全不使用硅的更小更快的半导体技术。

所以短期看，任何开发出清洁处理技术的国家或者公司，会拥有一定优势。最终，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场技术竞赛，导致稀土元素或一些矿物在未来变得不那么必要。

区域价值链与过去的全球价值链同等重要

界面新闻：您如何看待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这类具有一定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对中国有何影响？

加里·格雷菲：这是个好问题，它会伴随我们一段时间。

实际上，在拜登政府之前，从特朗普甚至奥巴马政府开始，由于中国对顶尖技术进行了布局，美国就认为需要与中国展开战略性竞争。

当拜登政府发布关于四个行业的《供应链百日审查报告》时，基本上是在表示，供应链是国家安全问题，而不仅仅关系到经济的繁荣。

过去特朗普政府发布进口管制、与中国有贸易摩擦，主要针对的是消费品，而不是高科技产品。目前，我认为包括半导体在内的部分行业，中国和美国都不太希望合作或达成协议，因为这些行业与国家安全问题息息相关。

回到我之前的观点，单个国家做任何事情都非常困难，在所有领先的行业，仍需要技术合作伙伴。美国正在努力在这些关键行业中寻找可能的合作伙伴，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两三年。美国和欧盟之间存在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来试着确定合作伙伴。

我认为美国正在努力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不陷入去全球化的陷阱。有人觉得，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联系过分广泛，已经损害了本土的制造业，应当将产业迁移回美国。

这是一种反全球化运动。但将大型、复杂的产业，或像运动鞋或自行车这样的传统产业，都从全球搬回美国，是不现实的。美国必须非常谨慎地决定将哪些产品的生产搬回美国。

在半导体行业，美国颁布了价值50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同时也会在制药行业看到美国的回迁现象。但在大多数其他行业，我认为合作关系将持续。

美国和中国之间仍有一些重要的合作领域，例如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等这些更大的议题。两者可以做的是找到能符合各自利益的领域，健康和循环经济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界面新闻：您如何看待关于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争论?

加里·格雷菲：我们所处的时代，区域联盟和区域价值链变得更加重要，甚至与过去的全球价值链一样重要。与其把反全球化或去全球化的争论看作是对国家经济的回归，不如把它视作区域经济、区域体系和区域价值链的增长。

东亚的电子产品拥有非常强大的区域价值链；欧洲在飞机工业方面存在非常重要的区域价值链；美国在汽车工业等产业，与墨西哥、加拿大等国联系非常紧密。

我们即将看到，不同类型的区域伙伴关系、贸易和投资，其中每个大国都将寻找他们觉得更舒服的、不涉及战略问题的邻国进行合作。

界面新闻：您能否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您对未来全球化趋势的预测？

加里·格雷菲：对我而言，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区域供应链或区域生态系统将是其中的一部分；战略国际伙伴关系是其中的另一部分。

与去全球化相比，我认为再全球化才是真正的思考方式，即如何以新的方式重新配置供应链，而不是舍弃它们。

所以我完全不同意新加坡官员说的“全球化黄金时代已经结束”的这个观点。在很多领域，比如气候和移民问题，国家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无法想象退回到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可运行的世界。

此外，我认为美国最大的优势之一是它有很多大学。如果美国对国家安全的担忧，阻碍了人员和思想的流动，那它将是失败的。

这可能是全球化仍然重要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人口和思想的流动以及跨文化的丰富，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富有。我不希望经济、军事或技术上的战争，削弱世界各地人民相互联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