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徐鲁青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隐语》

从复旦大学硕士毕业后，薛超伟陆续找到几份稳定的工作，但没有在职场坚持下去。因为内向社恐的性格，他在公司里不自由、很拘束，在热爱开会的老板面前说不了几句话。最后，他决定只为自己工作，全职投入创作。

他的作品《隐语》书写的，便是和他类似的社恐青年。薛超伟还原“社恐”心灵的真实风暴：一边害怕，一边渴望生活。他们面对城市，难于找到锚定自我的位置；面对上一辈，无法成长为能够取而代之的合格的“大人”；面对万花筒般激变的社会和人际关系，他们一边焦灼于无从融入，一边寻找属于自己的门径。从小镇、魔都、监狱、出租屋、寺庙和封锁期的家庭，书中的九篇小说都关注着这些生存夹缝里的隐没者。

《茫：士兵日记 1916-1919》

亚历克·特拉福德生逢乱世，总是思虑重重，一天，他吩咐儿子哈维到天花板上寻找一个神秘包裹，并把它烧掉。那是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记，用破旧军用防水布紧紧包裹，对此亚历克只说了一句：“那是定时炸弹。”

哈维没有依照吩咐毁掉日记，而是把它珍藏了起来。再后来，哈维的儿子出生、长大，第一次见到了这本日记，他决心把祖父的文字流传下来，这便是《茫：士兵日记1916-1919》的来源。

作为英国远征军的一员，特拉福德在1916年离开家乡，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曾横跨大洋来到埃及，转战比利时的防线，还走过战时伦敦的疗养院与街头，经过法国乡间被战火波及的田野。尽管在战争中禁止写日记，但他还是随身带着日记本，详细记录下朋友们的故事，他们如何死去、葬于何处。在这些战壕日记里我们看到，战争无关英雄主义，是死亡、疾病、敌人、恋情，这些生命最日常的时刻构成了战争。

《软弱的反叛者：太宰治传》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的太宰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度过了怎样的一生？

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想成为作家，21岁时和咖啡馆女侍投海自杀未遂。结婚后，写出了《富岳百景》及《斜阳》等作品，成为当代流行作家。1948年深夜，他与一位崇拜他的女读者兼女朋友自杀，享年38岁，留下了《人间失格》等作品。

太宰治曾至少五次尝试自杀，也主动地将自杀未遂的经历和体验转化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自杀既是太宰人生的一部分，也是他文学的一大主题。日本文学评论家奥野健男写作的这本传记《软弱的反叛者》，在太宰治研究领域颇有名气，他讲述了太宰治掩盖在软弱矫饰下的反叛的一生，试图还原他最为真实的面貌。奥野健男认为，“被选择的狂喜和恐惧同时存在”这句被太宰治写在了所有作品开篇的话，最能象征其本人。

《维塔：社会遗弃下的疯癫与文明》

巴西贫困移民卡塔里娜的晚年在“维塔”度过，她身体逐渐瘫痪，被人当作疯子，消磨剩下的人生。维塔是巴西一家吸毒者和社会弃儿康复中心，一位线人如此介绍它：“这是人类的垃圾场。你必须去那里。你会看到人们对人做了什么，现在做人意味着什么。”

在巴西，像维塔这样的社会遗弃空间并不罕见，患病者与无家可归的人都被留在这里等死。人类学学者若昂·比尔历时多年，在这本书中探索维塔的运作机制，以及患者卡塔里娜人生的旅程。通过与卡塔里娜对话、寻访她的亲属、追踪医疗档案，解开她写作的神秘词句，比尔追溯了她的命运和病理状况背后的家庭、医疗、国家及经济的复杂网络。她发现，在经历了12年多的错误诊断和危险药物治疗后，卡塔琳娜被带入了一个被市场力量、低效官僚机构和分解家庭关系所控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会为卡塔琳娜的命运负责。

《真实幸福的形而上学》

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幸福是什么？或许是一份合适的薪水、一个健康的体魄、一群亲密的朋友、一辆舒适的轿车、几个可爱乖巧且成绩优异的孩子。

熟悉巴迪欧的读者很少会把他和“幸福”联系在一起，他自己也如此说道：“要么我涉及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罗伯斯庇尔等，这些革命和这些人物都或多或少带有‘恐怖’这一标记；要么我求助于大量令人费解而非愉快的诗歌，如马拉美、佩索阿、华莱士·史蒂文斯或保罗·策兰。更不用说，我的主要导师中有几位很难被视为快活的人，至少在最初的阅读中如此，就像笛卡尔或帕斯卡、黑格尔或克尔凯郭尔。”

在《真实幸福的形而上学》中，巴迪欧讨论的重点却落在了幸福上，他明确了哲学的任务并试图重新给出幸福的定义：“真正的哲学，不断奋起反抗世界的不公正”，“只有当个人接受成为主体时，才有幸福”。对巴迪欧来说，生命里不可或缺的是：论证、思想的普遍逻辑、对新近诗歌的认真阅读、对大众示威游行的危险介入，以及没有保障的爱，因为“任何幸福都是一种对抗有限的胜利”。

《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

十多年前，如今是四川大学副教授的黄博第一次站上讲台，被一群学生追问——“秦始皇长得帅吗？”他回忆那个时刻：“当时我正侃侃而谈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地位，我当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从来不曾想过的问题。显然，面对同样的话题，历史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之间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这也是他写作《如朕亲临》一书的缘起，他希望暂时抛开学术研究的包袱，冒险尝试另类的写作方式。他戏称此书为“三无之作”——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刻，但胜在情绪饱满、生机勃发。黄博找寻宋代皇帝御容故事之种种：拥有象征意义的宋代帝王肖像，在两宋的外交往还、军事对峙中发挥了“如朕亲临”的神奇效果，更在北宋的败亡离散中，催生出一幕幕“誓死保卫御容”的故事。同时，透过御容殿的迁转与重建，以及皇帝肖像对神仙与先贤圣人的“角色扮演”，他也揭示了仪式背后皇权与士大夫、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为宋代政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

如果达·芬奇有个与之才华比肩的妹妹，会发生什么？

在19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身为艺术史学者的琳达·诺克林展开反思，写下了著名的《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一文，正式吹响了艺术领域女性主义的号角。文章标题来自诺克林与一位画廊老板的对话，老板向她抱怨：“琳达，我真希望能在画廊里挂一些女性画家的作品。可是，为什么就是没有杰出的女性艺术家呢？”

她一针见血地在文中提出批评：不管女艺术家多么天才、多么勤奋，在现有的制度构成和社会分工条件下，女艺术家始终无法获得和男性同行类似的艺术成就。诺克林也探讨了缺少伟大女性艺术家的深层原因，包括性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问题。2006年，诺克林又发表了《“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30年以后》，进一步解构了对“伟大”的理解，并反思了当初的那些批评和愿景，跟进了30年来的改变和现实状况。这两篇文章一并收录在这本《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50周年纪念版中，是国内首次引进出版。

《无情之地：冰峰168小时》

“绳索向下扯了几英寸。你能坚持多久，西蒙？我心想。再过多久，你就会和我一起掉下来？”

1985年，25岁的乔·辛普森和21岁的西蒙·耶茨登顶难度堪比喜马拉雅诸峰的南美山峰——修拉格兰德峰，创造了西壁线路的首攀纪录。比登顶更难的，是活着回去。在下山的路上，乔摔断一条腿，西蒙尝试用绳子把他放下山去，然而在过程中，乔悬在了一堵冰崖中间，无法继续活动，他的身下是深不见底的冰隙。西蒙在上方拉着绳子苦苦支撑一个多小时，直到再也坚持不住，只能从背包里拿出刀割断了绳子。

回国后，西蒙的举动受到众多谴责，为了替好友辩护，乔写下这本书，还原两人直面绝望、死里逃生的过程。后来，他们的故事被改编为电影《冰峰168小时》，电影导演凯文·麦克唐纳如此评价：“它使你恐惧，让你面对道德难题和抉择，也展示了一些重要的主题：宽恕的本质，世界的冷酷与孤独，以及虽有缺陷但依然关键的人类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