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陈振芳

“幼儿园关停潮”近期多次登上社交媒体热搜，其背后的人口负增长问题备受关注。

2022年，中国新生儿跌破千万，出现了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但从整体来看，作为人口大国，截至2022年末，中国的人口总量仍高达14.12亿人。

“目前中国大陆地区提前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惯性已经消失或跌出世代更替水平的区间，未来一段时间仍会保持负增长的变化趋势。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期。”近日，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在接受界面教育书面专访时指出。

这一阶段人口负增长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大陆地区人口增长由正转负；二是人口结构少子老龄化矛盾凸显；三是人口质量显著提升，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四是人口负增长区域分布不均衡；五是城镇化进入高质量常态化发展阶段。

随着新生儿减少，受教育程度提升，经济产业升级，“人口红利”正转移至“人才红利”。

“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人才引领驱动”。

国内各地也纷纷打响人才争夺战。杭州“虹吸”北京、上海人才后，放开了大专生落户限制。中国香港也开始在内地抢人，并引发“高校新旧C9”之争。

“中国‘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发展动力依旧强劲。‘人口红利’既要看总量，更要看质量，既要看人口，更要看人才。”3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时指出。

李强表示：“中国适合劳动年龄人口近9亿人，每年新增劳动力1500万人，人力资源丰富仍是中国一个巨大优势或显著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经超过2.4亿，每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14年。”

陈功告诉界面教育：“人才红利的背后是中国人口质量显著提升，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每十万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超过1.5万人。此外，人口健康水平有所提升，2021年平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8.2岁，人才红利和健康红利存在巨大潜力。”

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对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调整的紧迫要求”。

“剧烈的人口变动会给整个教育系统带来巨大的冲击。中国出生人口数的不断下降必然会导致学龄人口的变化，进而影响对教育资源和教师的需求。”陈功对界面教育称，人口负增长将对教育供需端造成以下三方面的挑战：

第一，人口结构与教育结构不协调。

按照目前的师生配比标准，人口负增长对幼儿园、小学、初中学段的影响和波及程度可能会更大，面对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应未雨绸缪，提前实行平缓的学校撤并工作，适度调节入学标准，平稳应对，减少公共财政资源的浪费。

第二，质量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不匹配。

出生人口数量的下降，很大程度是由于父母对于孩子质量要求提高导致的。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是，有的幼儿园、小学一席难求，有的却招不到生。人们对教育教学方式改革的要求更加迫切，应与目前多元化、内涵式的教育需求相呼应来打造全面、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第三，人口发展转型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比如东北地区的人口负增长问题由来已久，也有许多省市尚未进入到人口负增长阶段。另外，中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日益凸显。乡村教育的“量盈质缺”与城镇教育的“质强量弱”现象在基础设施、教学水平、师资经费等资源方面体现尽然。

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阶段，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仍值得重点关注。农村空心化所带来的资源闲置、教育经费配置效率不高与部分城市“学位紧缺”的问题并行，在制度设计层面，应当更多地顾及地区间的差异性、人口变化阶段的特殊性和人群间的公平性。

陈功认为，短期内，城镇化仍是发展大趋势，空间上人口的腾挪将为应对人口负增长赢得时间。比如，上海、北京等地在90年代后人口自然增长率相继降到零以下，由于人口流动，并未导致两地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人口负增长的影响。

“人口负增长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将成为确定趋势，这不只是中国会面临的问题。”陈功称。

一个典型案例是，二战后的“婴儿潮”给诸多国家教育系统带来影响。“婴儿潮”一代进入学龄，从幼儿园到大学不得不扩招教师、建设学校、扩大招生规模。而“婴儿潮”过后，又有很多教育机构被迫关停或者改为照料中心。

中国的舆论场也经历了计划生育时代的“人口过多”，再到如今的“新生儿太少”的两极声音。但陈功认为，这些论断有失偏颇。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目前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仍有近9亿人，劳动年龄人口丰富依然是中国目前保有的人口优势。尽管近年来出生率不断下降，但出生人口的绝对数量并不少。202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出生人口数为956万人。

同时，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延长、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于孩子发展质量的重视，不可避免地缩短生育期、淡化“养儿防老”的观念，对孩子数量的追求会减少。但这不意味着中国的出生率会像数学函数一样一直减少、甚至越来越快。

应对人口减少，陈功建议：“应倡导从关注人口数量红利转向对人口第二次红利、人口性别红利、人口健康红利、人口素质红利的把握。”

人口素质红利方面，未来大国间的博弈不再是人口数量的博弈，人力资源总量更能决定长期经济发展潜力，也是应对人口负增长冲击的关键要素。随着人口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持续增长，决定了未来很长时间中国仍保有人力资源储量的优势。

人口二次红利方面，在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健康低龄老年人数量增多的背景下，发展银龄产业，激发老年人消费需求，能促进经济发展。老龄化社会也会刺激产业结构的更新，从而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人口性别红利方面，在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和和性别平等观念日益普及的前提下，女性劳动参与率能够进一步的释放和提高。

人口健康红利方面，即将进入老龄期的队列，其整体健康素质和储量为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挑战提供机会窗口期。

另外，在“健康中国”的战略下，应当将视线更多的投向全民健康，即从围产期（妊娠28周后到产后1周）到老年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提高健康储量，使健康长寿成为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