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镜象娱乐 顾贞观

《不止不休》上映前曾被外界寄予厚望，难得的现实题材，相似的孤胆英雄为弱势群体发声，人们都希望它能成为下一部《我不是药神》。

遗憾的是，《不止不休》的成色并没有《我不是药神》般接近完美，在角色塑造、内核表达、弱势群体关注上，它都缺了一份直击灵魂的深入。但即便有缺憾，《不止不休》仍是一部难得的好电影，因为它回望的是一个时代的伤痛，也带来了一份关于千禧年的记忆。

千禧年至今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过去几年，这段时期的影像叙事在电影市场相对缺失，但如今，我们在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导演的镜头里，看到了千禧年前后的的样貌，看到了它留在大众身上的印记。

《不止不休》里，纸媒的黄金年代与神舟五号的升空这些节点性微观叙事背后，蕴藏的是继第五代与第六代导演的代际更替后，新生代导演关于当下时代的现实表达。

回望的价值

《不止不休》中，前半段的叙事以记者韩东为主体，后半段的叙事以乙肝患者为主体，两段叙事未能深度融合，衍生了一系列问题，使得影片的矛盾冲突、深刻感、力量感、刺痛感均没有达到“不止不休”的程度。

同样是普通人为了弱势群体奋斗的故事，对比《我不是药神》就可以看出问题。《我不是药神》中，程勇从“商人”蜕变为“弱势群体的共同体”，他的成长与转身一直处于“求药难”这一核心矛盾中。而《不止不休》的叙事是分散的，韩东的成长与乙肝患者的困境某种程度上是割裂的。

影片临近尾声的高潮戏份中，导演通过韩东与乙肝患者的对话将两线合一，并以“学历的歧视”与“乙肝患者受到的歧视”让两个群体达成共情，这一逻辑可以形成闭环，但缺乏说服力。因为韩东被歧视，源于这个社会约定俗成的能力衡量标准，而乙肝患者被歧视，源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污名化，本质并不同。

而这，也让韩东的成长线与乙肝患者的困境呈现都有些隔靴搔痒，一方面，乙肝患者与普罗大众被置于绝对的对立面，置于单一的道德立场下，另一方面，在追逐正义的过程中，韩东内心的矛盾和认知的变化呈现不够详尽，这也导致他的人物弧光不像程勇一般饱满。

此外，影片中还存在一大硬伤，即韩东所面临的“前途与正义的抉择”，是一个可以被推翻的戏剧前提：一者，两家报社都在跟进代检事件，撤稿与否并无区别；二者，韩东与黄江的对峙中，前者未讲述撤稿原因，后者也未追问，客观来看，作为资深记者，黄江不可能意识不到“乙肝歧视”这一选题的价值。

作为王晶的长片处女作，《不止不休》并不完美，但这并不妨碍它是当下电影市场难得的、珍贵的存在。这份珍贵，在于影片的写实性与它的回望价值。

2003年，距离世界卫生组织病毒性肝炎专家委员统一乙肝名称仅过去二十多年，影片里借医生之口提到了一个关键信息，早期甲肝与乙肝甚至是被混淆的。当时，整个社会“谈乙色变”，相关政策的滞后、医疗卫生知识普及的不足等等，共同导致了公众认知的异化，于是，乙肝群体成为被歧视的存在，这是一个时代的伤痛。

影片开场，导演很巧妙地安排了一段“伪纪实影像”，虚构的电影故事和几近真实的伪纪实影像融为一体，将观众从影院带回了那段真实的伤痛过往中。

如今，虽然搜索“乙肝患者”，还会出现“一起吃饭会被传染吗”此类联想词，但整个社会对乙肝的普遍认知已经扭转。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也让医疗卫生知识的普及不再像二十年前一样困难，这在新冠疫情期间便已体现。

但正如电影中所言：“这事上发生的事，有哪件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呢？”，每一段时代伤痛，又有哪一个不足以带来长久的警示？乙肝与艾滋病都曾被污名化，如今，乙肝已经被正名，但对于艾滋病的污名化与歧视仍在继续。未来，或许还会有新的被异化的疾病与群体，届时个体与社会又将如何自处？

《不止不休》没有给出答案，电影也很难给出答案，但它通过回望乙肝患者的群体经历，提供了一次思考的契机。

《不止不休》回望的不止是一个时代的伤痛，在“做记者，同情心只会影响你的判断力”、“感想不是新闻，事实才是”这些台词背后，纸媒的黄金时代与一代人的新闻理想被浅浅带出。如今人人皆是媒体，新闻行业曾奉行的准则被冲淡，新闻先驱邵飘萍贯彻一生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也被逐渐遗忘。

纸媒时代与自媒体时代的功过是非，电影并未触及过深，但它对纸媒黄金时代的怀念，或许也在提醒人们，对当下的新闻与信息需保持应有的警惕。

电影叙事的代际更替

《不止不休》的珍贵之处，也在于它聚焦的是千禧后的时代，是更当下的电影叙事。纸媒的黄金年代、互联网的崛起、非典、神舟五号发射，这些真实的节点性微观叙事，是导演王晶的成长记忆，也是八零九零两代人共同的成长记忆。

很长一段时间内，谈起现实题材影片，我们都需要回望得很远，《霸王别姬》《活着》《悲情城市》《三峡好人》等皆是经典，但这些老一辈导演的作品距今都已有时日，它们聚焦的时代也是更靠前的。谈起近年来广为人知的当代现实题材力作，似乎只有《我不是药神》。

在不少人看来，老一辈导演电影主题的自我重复，是现实题材的聚焦点一度停滞的关键，但客观来说，生活是一代人的影像，电影是生活的载体，每一代导演的创作都离不开自己的所处的宏观时代与自身的成长经历，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王家卫1963年跟随父母从上海迁往香港，所以他的电影中随处可见对六十年代香港社会的着迷以及关于上海的乡愁，而他初到香港时感受到的繁华与孤独，则成为了他多部电影的灵感与主题，《阿飞正传》《东邪西毒》《重庆森林》，讲述的都是关于怕被拒绝、孤独、逃避、归属感的故事。

百年电影史中，一代代导演们的电影叙事与价值立场一直处于不断交替中，香港传统电影导演与新浪潮电影导演，内地第五代导演与第六代导演皆是如此。《大红灯笼高高挂》《黄土地》《霸王别姬》中，第五代导演聚焦的是一个时代的沉重与苦难，《三峡好人》《北京杂种》《苏州河》中，第六代导演看到的是变革时代的微观个体与边缘人物。

如今，如张艺谋等老牌导演依然高产，他的《悬崖之上》《一秒钟》也皆是佳作，但它们关注的仍是较远的年代，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也需要更近的视角。

2021年的《爱情神话》是一部罕见的都市类型片，新生代导演邵艺辉的镜，记录的是当代人的生活状态，是上海人极具烟火气的市井生活。2019年的《春江水暖》，创作初衷源于新生代导演顾晓刚对家乡富阳巨大变化的深刻感触，在影片的中国式家庭故事背后，我们看到了近年来城市的变迁、代际生活观念的鸿沟、城市中不同群体的生存方式。

新生代导演立足于自身体验的写实创作，续写了现实题材电影的动态发展。

如今，电影行业并没有“第七代”的说法，这也源于外界尚未在新生代导演身上看到更强烈的共性。确实，他们并不像第六代导演和香港新浪潮运动中的导演那般，受强烈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从而催生了集体标签，但在他们的作品中，仍能清晰看到千禧年后的时代留下的烙印。

《不止不休》中，韩东手中承载着“理想与道义”的笔杆飞向太空，这在一部现实题材作品中或许略显科幻，但它与现实中神舟五号的升空形成了鲜明呼应，个体的梦想与国家的前进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本的隐秘暗喻。

个体对于变化中的时代的认知，在诸多新生代导演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流浪地球》两部中被称赞最多的，是影片区别于好莱坞大片的中式哲思，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集体主义迸发出的光辉，都是当下时代孕育出的思想。

这种时代的烙印历经沉淀后，或许会成为新生代导演的共性与显著的身份标志，不过，即便他们的创作最终很难诞生整体的趋同性也无可厚非，因为这是一个分众化和多元化的时代。重要的，是这些新生代导演关注的是当下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