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毒眸

“产业在往前走，但是我们的青年创作者对科幻电影的认识，进步不大。”在3月24日举行的剧本可视化与科幻影视创作论坛上，担任蓝星球科幻电影周主席的中国导演协会副会长王红卫对青年创作者的欠缺直言不讳。

作为国内第一个科幻电影节展 ，蓝星球科幻电影周从2019年创立？起就定位于寻找科幻电影更多维度的面向。不论是《流浪地球》出现之前还是之后，“科幻”这一类型在国人的观念里仿佛总与视效大片有着扯不断的联系，但真正要让这个品类达到繁荣，当然不可能每一次都是类《流浪地球》。

在今天这个AI狂飙、虚拟科技突进的时代，科幻电影从概念搭建到创作手段又在面临巨大变革。王红卫介绍说自己每天都会被ChatGPT这类信息的密集轰炸搞得“心惊肉跳”。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一键生成一部短片，这对普通观众而言可能看的是一部科幻片，在我们这些传统的影视从业者看来，不啻为一部‘惊悚片’。”

作为国内第一个科幻电影节展，蓝星球科幻电影周从2019年创立起就定位于寻找科幻电影更多维度的面向。而作为一家“内容+科技”公司，博采传媒也在内容与制作流程上探索着中国科幻影像的可能性。

蓝星球·博采幻象电影计划，在蓝星球科幻电影周的框架下，搭起了由博采传媒提出“剧本视觉化创投模式”，在本次创投大会亮相。

在普遍中小成本的创投活动中，来自青年创作者的科幻种子正在萌芽，并落地成预览片。“剧本视觉化”毫无疑问是本次创投的最大增量，一共五个项目获得了在博采传媒虚拟制片体系下制作预览片的机会，并在创投大会现场，接受来自评审、产业嘉宾和媒体的检验。

这对于创作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剧本视觉化的成果能作为导演视听能力的确证，某种程度上减少投资人对缺乏经验的青年影人的疑虑，但虚拟制片体系极简化的制作流程，也在要求导演具备强大的事先规划能力。

“导演们！时代已经变了，现在的导演和过去的导演不同了。”蓝星球·博采幻象电影计划首席制作导师鲍德熹在现场真切呼喊，在技术提升的语境下，导演能力要追上影视工业化的进程并不容易。

“小成本”与“科幻”互斥吗？

在《流浪地球》之前，科幻在国产片中亦有身影，但普遍是作为亚类型而出现，并非电影最重要的标签。

在21世纪之前的中国科幻电影，基本可归类于社会性电影或儿童片，代表作有1980年《珊瑚岛上的死光》和1988年的《霹雳贝贝》，科幻只是故事元素上的点缀。进入21世纪，商业电影中偶有的科幻色彩，也是让步于作为核心卖点的其他类型，例如王晶的“科幻警匪片”《未来警察》和周星驰的“科幻喜剧”《长江七号》。像《流浪地球》一样有着完整的世界观和核心科学设定的影片几乎没有。

同时，行业内对科幻类型的认知极大程度地受到好莱坞的影响，将“科幻”与“特效大片”建立起严密的关联。在蓝星球科幻电影周策展人马贺亮看来，从《星球大战》之后，科幻就开始成为好莱坞的商业片类型，到了90年代电脑CG技术逐渐成熟之后，特效开始广泛地被运用到好莱坞科幻大片中，而内地在02年电影市场化改制之后才开始迎来商业电影，“所以好莱坞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它直接用二三十部电影塑造了我们对科幻电影的认知。”

但科幻电影显然不是天然只有这一种面向，作为艺术片大师的戈达尔和塔可夫斯基都曾涉足科幻。只是在国内，放弃和大特效、大场面绑定关系的长片仍太过罕见。此次蓝星球与博采传媒从征片展映到创投，都尽可能展现科幻的更多可能。

博采传媒创始人、CEO李炼讲到科幻电影创作，特别提到：“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拿到几个亿去拍电影，尤其是第一部，但这并不代表这个人就没有idea，没有拍片能力。”

直到如今，尽管有了《流浪地球》的示范效应，国内整体的科幻电影创作仍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王红卫提到，“我估计2023年能开机六百部左右电影，科幻片只有1%-2%，最多也就10多部。”

值得欣喜的是，在本届创投上，有不少在科幻片中新鲜而丰富的面向，比如将科幻与民俗故事相结合的、与传统戏曲相结合、与藏区文化相结合的等等，这都是此前国产科幻片中鲜少出现的视角。

不过，在王红卫看来，目前的青年创作者仍身陷窠臼，不管是科幻电影创投，还是其他的泛类型电影创投中交上来的科幻电影剧本，都有两个核心问题。

其一是科幻电影的基础是“科”而不是“幻”，它需要有一个科学的点来作为核心设定，“现在比较普遍的是他想了一个故事，突然觉得它改头换面，好像就可以变成一个科幻电影。这样本质上还是在跟非科幻的故事在一个竞争逻辑里。”

其二是大部分的商业电影或许可以绕过价值观的问题，在一个价值观的舒适区里去做，但科幻电影很难。因为科幻电影是建立在现有日常生活经验发生了变化的前提下而讲述的，在这样情况下的人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需要更加深入的思考的，“一个好的科幻电影它必然是一个思想实验，而思想实验能否实现，其实也考验的是你面对的所有观众是不是和你一样能对这个问题提出思考。”

在解决科学设定难题和价值观难题上，王红卫给青年影人的建议是更加大量地去阅读国内外的科幻小说，尽可能地从文学中汲取营养。

创投的一次升级

“这次是我过去参加各个创投以来，我自己反思跟收获最多的。”曾奔波于不少国内创投活动的阿里影业总裁李捷如是说道。

反思与收获的核心，是此次创投首创的“剧本视觉化”环节：五个项目各自有5天的时间制作数字资产、5天时间进行虚拟制作、5天时间进行剪辑和声音制作，最终完成一个10分钟的短片，在创投现场放映。

在李捷看来，过往阿里影业参与的创投项目，大概有10-15个，但真正进入到成片阶段的只有1-2个，“我们发现年轻导演在影像方面的经验跟能力，是个天然的问题，他毕竟没有实际拍过长片。而有了这个预览的形式之后，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创投导演在文本上的能力，也可以看到他在影像上的能力，我们才能真正知道他要拍的电影成功率有多大。”

不只是在创投场景中，李捷甚至表示，未来在公司的投资决策机制中，有没有可能也将剧本可视化作为一个重要的选择项，“因为对投资方来讲，我们的每一分的投资，包括我们投入的预算和时间精力，它都是可以被有效管理的。”

此次博采传媒提出剧本视觉化创投，并投入5部预览片的全流程制作，初衷也是希望让行业中各个链条都更科学可控，能够把更多资金、时间与精力投入创作环节。

谈到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种创投新模式，李炼分享：“在剧本环节，其实我们经常看不见其中随处可见的bug。所以为什么太多时候我们看到剧本Pitch跟最终拍出来的东西往往货不对板，这是行业一直存在的问题。虚拟拍摄作为未来的电影创作工具，前端的剧本视觉化是特别重要的手段。在这个阶段，导演还有主创在勘探场景，测试技术，确定表演，完善调度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在修正剧本中的各种bug。

预演是真正视觉化创作的第一步，导演可以充分试错，主创团队的任何成员，都可以在这个阶段参与创作，去寻找想要表达的氛围。而预览环节所有的数据，都可以继承到后续环节中，并且可以继续进行创作端的优化，每个环节都是迭代的过程，让最终实现的效果越来越好。这是我们之所以要开发整个流程，提出「剧本视觉化」创投，去推动整个行业变革的很重要的出发点。”

过往亦有不少的创投尝试过，给创作者资金以实拍剧本中的片段，从而印证自身的影像能力。但这种方式一方面对主办方的资金链考验较高，另一方面这对一些拍摄条件或后期条件要求较为苛刻的项目来说，也较难满足它们的需求。

比如此次创投项目中的《乌金与飞铁》，剧本中有大量的雪地、高原、山峰等场景，如果实地拍摄，风险与成本均难以估量。但借助虚拟制片系统，这些场景和特效均可以轻松满足。导演德格提到，“要什么机位、什么天光，我不需要等，包括我需要一些气氛，比如山中的雾气、风沙，我可以在勘景的时候加进去，这对创作来说非常的有效率。”

但这对于导演的工作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前去探班的万玛才旦导演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设置的场景你心里得非常清楚。无论是你通过想象还是通过实景的考察，必须先搭建起来这样一个场景。所以你必须非常明确，你的想象力也必须非常强。”

在作为评审的鲍德熹看来，这是新一代导演必须具备的素质，“如果你还是在思想上依靠‘我的摄影在哪里？’、‘我的美术在哪里？’、‘我的动作指导在哪里？’那对不起，你只是一个执行人，你还不能叫导演。你要告诉投资人为什么让你来拍这个电影而不是别人，靠的就是你巨细无遗的所有功课。”

当然，初次接触虚拟制片系统的青年导演，难免也有因时间太短和预料不足而带来的遗憾，获得最佳剧本奖和最具潜力导演奖的《一万小时》导演刘晓黎告诉毒眸，“预览片中的场景和光效肯定可以做的更好，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示意。”

虚拟制片系统本身的架构逻辑是与传统拍摄不同的，需要创作者适应。《21世纪人类制造计划》的导演陈晓蒙告诉毒眸，“演员的脸部表情、身体动作和镜头语言，是三次记录的过程。在传统实拍环境中，摄影机与演员之间彼此是互动的，而在虚拍的环境中，这种有机的过程被分开了，它可以实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也需要创作者事先了解更多技术才能熟练驾驭。”

两位导演都提到，目前的虚拟拍摄对演员细小的动作捕捉和表情捕捉的精度仍然不足。也因为每个人只有5天的虚拟制作时间，在如此有限的时间里，在角色表演和人物细节的表现上，预览片能提供的参考则相对有限。

当然，技术永远处于迭代的过程之中，2019年的《曼达洛人》掀起了世界范围内关于虚拟制作的讨论热潮，2022年，由博采出品、全虚拟制作的科幻短片《诞辰》，也获得第 12 届柏林短片电影节(Berlin Short Film Festival)“最佳科幻短片，而到了今年AIGC俨然已成下一个风口，其对电影内容创作端能带来多大的变革犹未可知。

王红卫提到，“我刚出来从业的时候还是胶片时代，现场是没有监视器的，能看到成像的只有摄影机的寻像器。后来到了数字影像，我们开始有了现场监视器，新一代的我们学生已经习惯了坐在监视器后面去看想要拍什么。当一个全AI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是很难想象，新一代的电影人的去构思的方式和我们这一代会不会产生根本性的不同。”

新一代创作者的能力和观念是否能匹配上技术高速发展的步伐，是最艰难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