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燃次元 陶淘

编辑 | 曹杨

随着演唱会的“火热”，与演唱会捆绑的“黑暗”生意也开始“暗流涌动”。

2022年11月，杭州草莓音乐节门口，研一在读生露丝，在支付给“黄牛”等同于票面价的380元费用后，才发现黄牛手中根本没票，“更为夸张的是，黄牛竟然要鬼鬼祟祟地带我‘钻铁皮墙而入’，我必然是不同意的，并当即让黄牛退钱。”

“黄牛原本还非常蛮横、不想退款，在我表示不退款就报警后，他才不情不愿地把钱还我，当时觉得自己运气很差。”露丝吐槽道，后来，自己又找到了另一位在门口卖票的小哥，“这回，我是亲眼看到了小哥手中的票后，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终于进了音乐节现场。”

露丝的经历，只是后疫情时代下，大型线下音乐演出票务乱象的序曲。

今年2月中旬，自大型涉内地、港澳台艺人的相关演唱会、音乐节重新恢复审批以来，包括周杰伦、薛之谦在内的演唱会门票，几乎都出现了“开抢即没”的情况。

在小红书上，关于演唱会抢票的“保姆级”攻略比比皆是。ID为“唐唐的追星日记”的小红书博主分享到，“想要抢到偶像的演唱会门票，应该提前填好身份证、邮箱、地址等个人信息，将定位改为演唱会所在地，提前选好票档，只等提交。”

不过，再多的攻略在抢票大军面前，似乎都是徒劳。很大一部分观众手中的票，最终不得不来自价高且难辨真伪的黄牛之手。

在与“爱豆”（网络用语中指偶像艺人的意思）阔别3年之久后，大三学生艾琳专程从武汉飞到香港，一连看了两场韩国男团NCT Dream的演唱会。

但距离还远不能代表艾琳对自家“爱豆”的喜爱程度，票价才是，“我从票务手中以均价4400元/张的价格，购入了2张票面价值为1688元/张的门票，总共花了8800元。”

只不过，并不是所有歌迷都可以支付溢价如此之高的门票。

森森是周杰伦的忠粉，在官网抢门票失败后，不放弃的森森曾与几位微信票务进行过沟通，之后又逛了几圈二手交易平台，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购票，“票价翻了好几倍，再加上住宿费、交通费等，实在太贵了。”

在众多抢票大军看来，官网票难买，一方面确实是有很多粉丝“守”在电脑前“蹲点”，但另一方面，或是大部分票都落入了黄牛手中。

ID为“胖头鱼”的小红书博主在名为《问题来了，黄牛票哪里来？科普帖，来补充！》的笔记中写道，“我们所说的黄牛其实可以定义为票务，只是做大和做小。原则上来讲票务是和剧院等主办单位保持紧密关系，因为爆款只是偶然，更多的是不好卖，所以就会交给票务（处理）。”

换言之，主办方本身就在二手票的“食物链顶端”，官网渠道所占票的比例，无从得知。

除此之外，在许多粉丝们看来，今年演唱会门票难抢价又高的另一原因，在于 “主办方急着挣钱，粉丝们急着看idol”。

针对黄牛泛滥、观众买票难的问题，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方梓楠表示，“在售票前，可以考虑制定政策措施，要求活动主办方向文旅部门报送演出门票数目及渠道代理情况，并予以公示等行政举措，来前置售票的规范性；在售票时，应规范‘人证合一’，同时对 ‘倒卖票证’‘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的做法，进行相应地惩处。”

不过，演出票务市场的顽疾已存在多年，根治之路，还任重道远。

01、买不到“正价票”的观众

3月1日下午5点15分，森森手机闹钟上标记的“周杰伦嘉年华巡回演唱会（呼和浩特站）”抢票提醒铃声响起的第一秒，他一个激灵，立马打开票务平台点击“抢票提醒”链接后，进入场次界面，锁定价格为800元的门票待付款页面，紧张地看着时间走向5点18分的 “00:00”，然后按下付款按钮。

“根本进不去付款界面。”回忆起抢票的全过程，森森表示，等到终于点进去时，票已售罄。

5点58分，周杰伦在呼和浩特站的第二场演唱会门票开抢，森森的“悲剧”也随之重演了一遍。

更辛酸的是，森森在抢票前自认为做好了万全之备，并为此信心满满。

“那天下午，我号召办公室另外3位小伙伴一起帮我抢票。在让他们都提前添加好自己的身份证号码、邮箱、配送地址等一切可提前填写的信息后，就等一键发送。”森森直言，彼时的自己甚至已经在幻想抢到票之后，定呼和浩特哪个酒店性价比更高。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残忍。”森森表示，3月1日抢完两场演唱会门票均无果后，就已经知道，自己拿到原价票的梦碎了。

但想上“黄牛的车”也并非那么容易，毕竟不是谁都能负担得起，远高于票面价价格的门票。

“我先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搜索的门票，价格简直高到离谱。”森森表示，一位闲鱼票务告诉自己，周杰伦呼和浩特站900元/张的票，出价竟然达到了3500元/张，溢价将近300%。

不想放弃的森森，又通过好友推荐填加了一位票务代理的微信，对方表示，“票面价值900元/张的票，现在的价格为1700元。”一番讨价还价过后，对方依旧紧咬住1550元/张不放，无奈之下，森森只得作罢。

同样经历了抢票大战的还有艾琳。

艾琳是韩国男团“NCT Dream”的粉丝。此前，NCT Dream的演唱会门票在内地的票务平台大麦网上开票了1次，在香港的票务平台快达网开票了2次。3次门票释放，艾琳每次都发动全宿舍5位小伙伴帮她一起抢票。

“没有一次成功过。”艾琳表示，NCT Dream在香港的演唱会，原本只开3月25日那场，官方售票渠道也只有快达1个，“但因为第1场演唱会开票后，门票瞬间售罄，再加上内地的观众也很多，主办方就又加演了3月24日（提前于原定场次一天）那场，同时也开放了大麦网的售票渠道。”

“可能因为3月24日是后加场，演出票供给增加了一些，虽然自己没有抢到，但这场演出的票价稍有下降。”艾琳告诉燃次元，没抢到票，但又必须去看idol的演出，最后只能选择了从票务公司手中拿票。

“我买的两张票的原价都是1688元，但是25日场的门票入手价是5800多元，24日的则是2900多元，溢价幅度差异还是挺大的。”

尽管花费了高达8800元的门票费用追星，但艾琳觉得很值得也很幸运，“贵是贵了点，但幸好票是真的，我也见到了久违的idol。”

02、纵深的灰产

艾琳之所以强调“票是真的”，是因为非正规渠道售出的演出票，不仅价格高，而且真假难辨。

截至4月3日，燃次元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搜索“演唱会”，相关投诉量达14362条，涉及的核心诉求包括“假票退款”“假的演唱会门票”“演唱会门票问题”“买演唱会门票被骗”等等。其中，要求假票退款涉及的核心票务（黄牛）渠道包括大河票务网、转转客服中心，以及二手交易平台闲鱼上的卖家等。

图/与“黄牛”的有关投诉 来源/黑猫投诉 燃次元截图

“森森们”演唱会的门票之所以价格又高、又难抢，是因为盘根错节的演出利益链条压缩了官方票源空间；与此同时，疫情3年，主办方与黄牛党需回笼资金，同时观众抱持的极大热情，客观上给演出票带来了更大的溢价空间。

胖头鱼在笔记中写到，“主办方和黄牛是‘一家亲’。”

“黄牛手中的票主要有四种来源，其中，三种都与主办方有关，第一种，是主办方将热度一般的演出以团购价给予非官方票务，交给对方低价处理；第二种热门演出，主办方会将票溢价出售给非官方票务，主办方和非官方票务公司都可以从中牟取利润；第三种则是非官方票务公司的黄牛，通过在微信群发展自己的下线，将票分发到下线手中；第四种是纯粹的个人黄牛，赚取买卖之间的差价。”胖头鱼写到。

艾琳告诉燃次元，自己购买的NCT Dream演唱会的门票，就与上述第二种情况极为相似。“我是在朋友的推荐下，找到了一家成立于2008年、名为Skyline的票务公司。他们以十几年的‘口碑’为演唱会门票保真做‘背书’。”

“与此同时，该票务公司在与买家商量好价格后，不会在发货前涨价，但一锤子买卖的定价基本都要溢价100-300%。”艾琳透露，自己也问过对方票从哪里来的，对方虽然没有说明是来自主办方，但话里话外就是“正规渠道”拿到的票，“保真”。

燃次元在小红书联系上的、通过微信群发展“下线”的大学生票务代理小圆，或属于胖头鱼提到的第三种情况。

小圆告诉燃次元，自己每次都是从票务公司直接进货，拿到明星演唱会门票后，一部分用来直接销售，另一部分会适当加价给到自己的“下线”——即二级代理销售，“之后，‘二级代理’是否加价和我无关，再赚多少钱也全凭个人能力。”

燃次元了解到，成为小圆的“下线”，需要先交298元/位的代理费。之后，她会将下级代理拉入群中，进而分享票务引流方法。至于二级代理能拿到的票价，小圆表示，“一般会在票面价的基础上加100元左右。比如，薛之谦郑州站717元的票，给二级代理的价格是817元。”

按照艾琳和小圆所透露的情况，如果演出门票被非官方票务公司与代理瓜分，那么，通过官方票务网站售卖的比例就会被大幅压缩。

艾琳还透露，“Skyline在演唱会售票群中曾告诉粉丝，香港的票务市场公开允许将70%的票分发给不同渠道，官方票务网站只售卖30%。”燃次元就此比例向Skyline的官方微博进行求证，截至发稿，对方未予回复。

此外，艾琳还表示，“内地官网能拿到的票源占比我并不清楚，但以我多年的抢票经验来看，多半也不会太高。”

而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之所以消费者会觉得今年的票如此难抢，很大程度是因为主办方在今年格外 “饥渴”，“因为过去3年，大型音乐厂牌、演出公司在疫情的痛击下均受到了重创。”

即便一些公司能坚挺到今天，但在资金方面大规模承压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当演唱会等大型线下活动开放审批时，对音乐演出公司而言可谓是久旱逢甘霖。

“基于此，他们今年给到非官方票务代理的价格就会比往年高，黄牛们的票价基数也就此抬高了。与此同时，看到演出市场迅速苏醒，入局的下级代理变多，票经手的代理链条变长，票价进一步被抬升。” 一位业内人士对燃次元分析道。

如上述业内人士所说，曾经在摩登天空工作的莉莉表示，线下演出曾是摩登天空的主要业务，也是公司的收入来源。“但去年，整个公司只举办了6场演出，而在3年前，这个数字至少是两位数。没有来源，公司也只能节流。2021年与2022年底，公司经历了两场裁员，去年年底的那场，我不幸也‘中了彩’。”

据艾琳透露，对粉丝而言，强悍的竞争对手，还包括靠技术在官方平台上代抢的电商平台。

燃次元在淘宝上搜索“演唱会代拍”“演唱会抢票”，与之相关的卖家数量不乏百余家。在经过与部分代抢客服沟通之后，燃次元了解到，代抢票价基本会在原价基础上加价300-500元。不过，也有更夸张的。比如，周杰伦某场演唱会第一排的代抢票价高达24800元，而原价则为2000元。

在大量技术代拍、代抢的面前，真人粉丝往往会败下阵来。

但森森也透露，想要便宜、避坑的同时，又尽可能实现看演唱会的想法，可以考虑去现场碰运气，当然需要牺牲掉观看演唱会的完整体验感，“我有一位朋友，曾经蹲守在周杰伦某场演唱会的举办地门口，等到演唱会开场半个小时后，顺利从黄牛手中半价买下了原价1200多元内场票。”

03、票务困境何解？

尽管当下演出市场，因沉寂许久后的供不应求导致票价上涨，甚至一票难求。

但事实上，对于整个演出市场而言，二级市场的票务乱象由来已久。热门演出门票一售即空、黄牛票价高且真假难辨等问题，一直是观众的痛点。

方梓楠表示，从提升用户购票体验的角度来说，票务平台应该从门票核验机制出发，落实购票、转票、验票全流程的实名制，以提高黄牛收票、屯票的难度和成本。从技术层面来看，则可以考虑引入区块链技术，使门票流转过程可查可鉴。

其实，近5年来，自从线上黄牛激增，一些官方票务平台已经对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活动的门票售卖机制进行了优化。

据大麦网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很多演唱会都是订单限购，一般是每个账号最多购买2张或者4张，且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号。与此同时，大麦平台的电子票只支持线上转赠，转赠过程中根据不同演出的要求可能需要完善接收人的姓名、身份证、手机号等信息。

“用身份证来限购的机制，对同一购票者同场次大规模购票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该工作人员表示。

此外，正规票务平台也一直在打击各种“机刷”“人肉代抢”的“黄牛”行为。例如，“2019年林俊杰‘圣所2.0’世界巡演”中，票务代理一方，多次取消了“黄牛”订单，并且将这些票重新上架，向普通观众销售。

只不过，即便如此，如今的线上卖票、转票与退票机制，对于黄牛而言，仍有空子可钻。“只要手握多张身份证，比如N张就可以凭借限购来购买2N张（4N张）演唱会门票，可以转赠的数量依然不少。”艾琳对燃次元表示。

“而如果禁止实名制转赠，确实会进一步限制黄牛，但同时也会进一步限制普通观众的出票需求。”一位资深票务工作者告诉燃次元，“如果有观众因为工作原因，或者身体不适等原因，自己去不了演唱会现场，那既不能转赠，又不能退票，就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上述工作者还表示，“彻底放开退票，在方便了普通观众的同时，也会给黄牛带来一定的便利。比如，一些并不火爆的演出门票，可能由于黄牛判断错误，在开票初期大规模被抢购，而临近演出的时候又被黄牛退掉，这样就会给主办方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由此可见，买票与转票的实名措施背后，还存在多方复杂的因素需要考量。

在方梓楠看来，官方票务平台和主办方对票务乱象的整治，是缺乏动力的，“单从经济利益上考虑，对黄牛采取措施需要在技术、人员上有投入，但却并不会为票务平台带来任何直接的经济收益。主办方还涉及和非官方售票渠道分成，两者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因此，自身整治也意味着‘利空’。”

“在行政和司法方面强化有关措施，或许对演出票务行业的规范化更加有效。”方梓楠进一步补充道。

“譬如，在售票前，可以考虑‘要求活动主办方向地方文旅部门报送演出门票数目及渠道代理情况，并将相关数据予以统一公示，并结合特殊票源采取限流措施’等来防范风险。在售票期间，应及时拦截 ‘倒卖票证’‘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的做法，并进行相应地惩处。”方梓楠表示。

身为消费者的艾琳则建议，官方网站释放出的门票占比应该高一些，“如果规范了官网票的市场份额，基数增大了，观众能抢到的几率至少会大一些，哪怕票价高一点我们也能接受。”

不难看出，尽管与整治票务相关的建议有很多，但正如上述多位票务工作者所说，“演出市场的‘黄牛’乱象已是旧疾，想要根治，仍道阻且长。”

*文中露丝、艾琳、森森、小圆、莉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