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毒眸

上映两周之后，《不止不休》的票房停在5500万左右，在大量新片的攻势下，排片已经低于1%，就像导演王晶在回忆制作过程时说的一样，“片名叫《不止不休》，但是做这个事情一定是有止有休的一天的。”

《不止不休》作为一部商业电影样本，身上有太多特殊性，新电影公司+新导演+新题材的排列组合，再加上自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后时隔三年才终于登陆院线，更加拔高了行业内外对它的期待。

有了期待，自然就会有满足，也会有失望。王晶在电影上映之后会不自觉地去留意各种各样的评价，他理解有观众认为“有点一拳打出去，没有一个着落的地方的感觉”，但这恰恰是他认为“记者电影”应该有的特殊性。

当然，也有许多他坦承的遗憾，这些遗憾或许来自处女作的经验不足，也来自于影片命途多舛的经历。但不论如何，这部并不完美的作品在国产商业片序列中始终有着多于一部电影的意义。它关乎于青年导演的创作观、关乎于“老带新”的成长通路、关乎于国产电影的行业面向，更关乎于每一个人讨论这部电影时的那些声音。

没有定论，但让讨论存在

“电影是一件很难做平衡的事情。”谈及影片的制作过程，王晶表示，取舍是最困难的过程。

《不止不休》的剧本创作阶段就不停地被否定。不像国产商业电影中的那些成熟类型，能有前人的作品以参考——描写记者成长的电影，从立项时起就注定少有确定性，需要主创团队先“自裁”。

王晶透露，尽管一开始确定了以描写个人成长为主，但将核心外部事件确定为乙肝报道，经历过一次彻底的推翻，“最开始那一版的剧情，有很多更drama的设置。比如肉眼可辨的反派和外部压力、激烈的戏剧冲突，还写了很多法庭戏。但是这些都成型了以后，突然我又开始反思，好像你去讲一个非黑即白的故事，讲调查记者深入虎穴舍身取义的故事，听上去很顺理成章，也可能会更好看，但那个事情是不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呢？”

寻找特殊性，贯穿着《不止不休》的创作始终。记者作为一个鲜少被搬上大银幕成为主角的职业，如果它在电影中起到的功能和警察、侦探或者检察官是差不多的，那么，属于记者的特殊性是什么？这是王晶在创作之时不断叩问自己的问题。

想了很久，王晶发现，“没有定论”或许才是记者这个职业的真正内核，“比如说新闻伦理，大家都在讨论，但谁能说清楚新闻伦理有什么样确定性的结论吗？没有的，它很多时候是无解的。”

王晶也坦承自己太贪心，想要的太多但最终无法都得以保留。比如关于矿难的报道，其实有更圆满的结构；又比如苗苗饰演的小竹这一角色，在剧本中也绝不仅仅是韩东的“贤内助”，而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人物：一个患有抑郁症的女孩。原剧本中小竹大概有三四十场戏，有细致的关于韩东和小竹在生活层面的塑造。

但这些内容最终都没能得以与观众相见，而是在取舍的过程中成了那个“无奈被舍弃”的部分。谈及第一次做导演的经历，王晶给这个结果打61分，而给过程打99分。“它不是一个创作的过程，而是一个弥补遗憾的过程。可能在外人看来，这个片子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调整后在变得越来越好，但是我在做的时候，其实是在填一个又一个的坑。这个是我最切身的感受，如果我可以跟过去的自己提醒几句的话，我会说，有几场戏你一定不能太放过自己。”

王晶提到的这场难以释怀的戏，是在水站门口韩东力劝几位乙肝患者站出来讲述自身困境。由于剧组第二天要转场，那场戏是熬了六七个小时大夜拍完的，王晶永远记得白客在拍倒数第二个镜头的时候，体力透支地躺在水桶上，已经不是他自己了，“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我可能会哪怕放弃掉后面一些别的东西，也会把那场戏再多拍一两天，让它有它该有的容错性或者准确性。”

有不少遗憾，但也有幸运的部分，王晶提到最喜欢的一场戏当属编辑部开选题会。剧组邀请了12位真正的资深前媒体人，寓意“亚瑟王的十二骑士”。来到现场之后王晶完全交给他们自由发挥，一位前辈提议了一个老话题——受害者在凶案现场遇害的照片该不该被呈现在受众面前。

“其实开机五六分钟以后，我就已经拍到我所有想要的东西了，但我不忍心喊停，有点自我感动。因为突然发现，有一帮人他们在讨论这样的问题，他们为这样的问题争吵，未必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讨论本身就挺重要的。”

让讨论本身继续存在，或许就是《不止不休》不止作为一部电影的意义。

找到王晶

很少有青年导演的处女作是关乎社会议题的，国产电影的两种普遍面向大概是，作为大众娱乐消费品或者作为自我经历的影像投射——电影本应具备的社会性功能，常被弱化与遗忘。

这与王晶的理念并不相符，2003年入学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他，接受到的电影教育与社会性难以分割。他还记得在视听语言课上第一个拉的片子是肯·洛奇的《面包与玫瑰》，讲是在美国打黑工的墨西哥女孩玛雅为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而进行斗争的故事。

当然，这一时期的电影教育与电影观自有其时代上的特殊性，因正好碰上国内电影市场自2002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彼时根本没有人想到，它未来会成长为世界前二的票仓。电影学院的学生是相当迷茫的，在市场和艺术之间该拍什么样的电影，谁也没有案例。

2006年《疯狂的石头》上映之后，才给了年轻人一个样本，看到了一种在小成本与商业之间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指引了后来一批年轻创作者的处女作创作，王晶也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直到他接到了陌陌影业打算做“一部记者题材电影”的提案，王晶感觉，好像一下子找到了社会性的可能，“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要拍一个怎样的故事，但它听上去有一点点尖锐，有一点点挑战，正因如此这个东西才好玩，才有它的独特性。”

找独特性，某种程度上也是王晶找寻自我的过程。上大学之前，王晶在全省最好的高中读书，用“不正常”来锚定自我的位置。听摇滚乐、接触先锋戏剧、看电影......在周围人都向高考这一共同目标狂奔时，他痴迷于各类青年亚文化。但从他走进电影学院的第一天开始，听到同学们过往的经历，他意识到他一点都不特殊，“原来我的独特性可能是靠很多浅显的外部符号可以界定的，但是当我进了电影学院以后，我发现这些东西已经没法帮我找到自己的独特性了，就只能开始找自己更内在的东西。”

从那时起，王晶陷入了漫长的自我怀疑当中，他提到，一开始在构建韩东这个角色的成长路径时，最能跟他建立精神共鸣的，不在于那股执拗的理想主义，而在于他和自己有着一样的自我怀疑。

而帮助王晶确定自己“内在的东西”的，是多年来与他亦师亦友的贾樟柯。

贾樟柯时常谈起故乡对他创作的影响。起初王晶不甚理解，他认为人跟故乡的链接只是一些情感上的链接，“但有一次我回太原，去我小时候长大的街道上溜达，我一下子才后知后觉地明白了贾导说的人和故乡的链接是什么。”

“是你从哪来，那个才是你唯一独特的东西。”

在王晶成长轨迹中，贾樟柯的身份不断变换，一开始是偶像，后来是师长，再慢慢地变成朋友甚至家人。在学校上学期间，《小武》就让王晶看到了未来作为一名导演的可能性，“很多人都说山西导演是一个帮派，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本来是不产这种人的，只是说因为有一个人在了，然后后辈们看到他跟我们说一样的话，跟我们的成长空间是相似的，所以他拍了一部电影，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拍。”

不单是这种可能性的鼓舞，多年跟随贾樟柯在各部影片中工作，让他从电影工业的语境里重新学习了怎么当一个导演。王红卫曾半开玩笑地对他说，王晶上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北京电影学院，一个是“贾樟柯电影学院”。王晶觉得这话很准确，“其实年轻的创作者确实需要多花一点时间了解电影工业本身是什么，我花了有十多年的时间在学习这件事情。”

但回到这次处女作的创作过程，实际上贾樟柯对他的干预并不多，他们之间的合作更像是一种陪伴的关系。他曾屡次提到在现场的一个细节：贾樟柯经常一个人跑到现场，拿一张导演椅在200米远的位置坐下，静静地看上几十分钟，然后向他确认现场没有什么问题之后，就独自离开了。

某种程度上，既要“教”，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感，或许是电影行业“老带新”的传统中难能可贵的一部分。在电影上映当天，贾樟柯发了一条微博，“大部分观众分不清监制和导演的区别，遇到强势的监制，经常忽略真正的导演。三年来我在旁边看到了王晶导演的专注、付出，以及他的痛苦和不解，今天电影可以完整上映了，应该是他的节日，我愿意远远地为他祝福。”

影片中的韩东与黄江，仿佛就是与这对师徒关系的一种互文，在《一亿人的反歧视主张》登报之后，黄江的署名默默地跟在韩东之后，他时而是响亮的，时而也可以是沉默的。

评价本身就是意义

《不止不休》的上映，不仅是王晶等待了三年的“节日”，对一部分观众而言，也是观影预期累积的三年。这三年中，世界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也势必给影片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命运。

王晶毫不掩饰自己是一个对外界评价十分在意的人，在他看来，只要不是情绪性的发言，不论是好的坏的意见他都十分欢迎，“因为那些好的或不好的声音，大家争论的那些东西，不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做这件事的原因吗？”

让讨论存在非常必要，王晶也能理解，作为一部社会题材的青年导演处女作，难免会被拿来与《我不是药神》相比较。但比较的声音越多，越是说明这样的电影过于稀缺，“如果有两部电影，只是因为讲的都是‘有一群需要被关注的人，他们遇到了一种生活困境’，就需要被拿来做比较的话，我会想说是不是这样的电影也太少了。”

不单是少，而且伴随着漫长的等待，观众还会在少数的样本中注入更高的期待。王晶表示，“可能在三年的等待时间里面，大家自己脑子里已经想象出一部电影了，但这个东西可能跟我原本拍的电影就没有关系，也不是我们宣发主观上想告诉大家的样子，但观影预期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形成了。”

如果有的选，王晶希望《不止不休》能再早一点点上映，因为现在，“好像我们在谈论一个已经有点过时的问题”。

但停顿了一会，王晶似乎又觉得不是那样的：“你说那些讨论真的已经过时了吗？好像也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