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每日人物社

经历了过去几年的艰难，2023年，所有打工人的期待都是：多赚点钱。人们涌向最适合搞钱的北上广深，或是遍布工厂的江浙沪，重新开始漂泊的打工生活，发誓要把曾经失去的找回来。不过，在“全员搞钱”的氛围里，新的矛盾和内卷也来临了。

文 | 徐晴

编辑 | 金匝

运营 | 刘璇

气氛先烘托上

搞钱重新回到人们生活的中心，从它成为一种日常开始。

这个春天，走在北京街头，戴着“钱”字样发夹的年轻人行色匆匆，打开拼多多，这款“北京市爆卖”、售价9.9元的金色单品，已经被全国各地的网友拼单了至少10万多次。类似的爆款，还有印着“暴富发财”“人间清醒，搞钱要紧”的手机壳，“存款超亿元留念”的银行帆布袋，销量动辄1万起步。就像网友在评价中说的，钱虽然还没赚到，气氛先烘托上。

▲“北京市大卖”的“钱”发夹。图 / 拼多多截图

某些时刻，搞钱也是一种信仰。每天早晨八点半，位于北京二环的雍和宫门口，会准时排出300米的长队。根据官网公告，如今这里一天内预约接待的人数达到了6万，甚至要提前9天放出预售票，相比去年同期限额的4万人，足足增长了一半。来这里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姻缘树下嗤之以鼻，财神殿前长跪不起”，不谈恋爱，一心搞钱。整个雍和宫，东配殿的财宝天王像前最热闹，为了“请”一个象征事业和学业的绿色香灰琉璃手串，有人愿意排队三小时。连雍和宫地铁站附近的野生算命大师，都学会了“你明年有大财”的话术，吸引年轻人驻足。

当搞钱的欲望足够强烈，信仰就会变成行动。头部VC投资人张梦溪今年多了不少出差的行程，曾经线上沟通、电话讨论的项目，终于可以实地跑一趟。火车票也变得难买了，一共五站的路程，前三站他在8号车厢，后三站在3号车厢，只能这么分段换着坐。三月，他去见一家公司的高管，两个人没有提前计划，但在苏州、昆山、盐城三个地方都碰了面——对方在三天时间里抵达三个地方见了十拨不同的人，张梦溪的行程一样密集，“像两条振动的线，恰好相交了三次”。

搞钱的热潮下，连打工人痛恨的加班都可以接受了。《三联生活周刊》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关于“五一当天三倍工资你愿意加班吗”，34万人参与投票，57%的人选择了“愿意加班，搞钱”，只有22%的人明确选择“不愿意，要休息”。数据显示，越是年轻的人越想搞钱，80后、90后、00后中，愿意加班的比例越来越高，分别是52%、55%、60%。

跳槽是搞钱的一条捷径。北京的互联网行业猎头Tina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阵仗——每天一睁眼，来自各大招聘网站的提示信息超过200条，都是投递过来的简历，如果周末两天没上班，她再打开电脑，几百条弹窗会让电脑陷入卡顿。去年，她给一家招聘网站充了上万元会员，才能保证正常的招人需求，今年并没有充，但收到的简历比去年还要多30%。

投递简历的人不只是年轻人，还有许多中年人。一位80后候选人告诉她，“公司在哪里不重要，我可以为了公司搬家”。Tina也是80后，在北京组建了家庭，她默默想：“刚毕业的人为了公司搬家不稀奇，这个年纪了，还愿意跟公司同进退，真的是蛮大的牺牲。”

2022年，前互联网大厂员工李暮经历了常态化裁员，她所在的事业部是不赚钱的职能部门，有一半同事被裁掉，她感到慌张，想要跳槽。去年下半年，李暮参加了7次面试，甚至拿到过一个涨薪10%的offer，考虑了几次，最终还是留在了原公司。她很难做出决定，不敢接受变化，毕竟，到处都在裁员，万一跳过去遇上业务变化，“还是在老东家被裁掉给的赔偿多”。

但到了今年春天，不一样了，一切都是新的开始，终于可以毫无包袱地迈开步子。李暮觉得，经济环境会随着放开变好，人要在有选择的时候抓紧行动。过完春节，她迅速从北京辞职，带着行李和一只猫搬到上海，入职了位于上海的新公司。虽然跟男友变成异地恋，但她对自己说：“30岁之前，最后卷一把。”

无法依靠跳槽赚更多钱的人，开始尝试做副业或是兼职。一夜之间，烤淀粉肠的摊位像春天的新叶一样，出现在各个地铁的出站口、小区大门、学校、公园里或是桥洞下，淀粉肠特有的香味和滋滋的油炸声，会吸引一个饥肠辘辘的加班人花4块钱买上一根，用油脂和碳水抚慰心灵。另一个可以与之媲美的是摆摊照相，在各大知名景点，年轻人拿起单反相机赚钱，人像拍摄10元2张，如果需要调色和精修，每张照片价格上浮5-10元。

春节假期，台州女孩小月数不清第几次刷到了“转行卖烤肠的”的帖子，同是会计，那句“成本500，一天流水400”让她动了心。按照网友提供的模板教程，她在网上买了爆款推车、卡式炉、烤肠机器、淀粉肠和蘸料等原材料，2月下旬到大学附近出摊。白天，她坐在办公室里核对账目，晚上6:30到9:30是副业时间，第四天时，一天的流水超过了200元，小月非常兴奋，按照每个月摆30天计算，副业的收入一定会超过她的工资。

对小月来说，赚钱是为了脱离原生家庭。她才25岁，但两年前开始，父母催婚、相亲都来了。去年冬天，她相了十多次，一次都没成功。有一天，妈妈脸色凝重，说：“因为你没有结婚，你爸失眠了，半夜坐起来问这可怎么办。”她觉得父母用爱绑架了自己，心想，要是我能靠自己买车买房，他们还管我吗？

▲小月副业卖淀粉肠的同时，把自己的经历发到了小红书上。图 / 受访者提供

与小月同龄的王小橘则是个“兼职卷王”。2021年，她大学毕业，从长沙到北京发展。经历了两份“很坑”的工作，她去年入职一家小型的收纳公司，才干了几个月，公司濒临倒闭，两间办公室退租了一间，仅剩的7个人跟老板在狭小的空间里大眼瞪小眼。

感染新冠后的那一周，王小橘阳了，居家休息时，顺势被公司裁了员。从年初到现在，她一边找工作，一边做兼职，前前后后做过展会礼仪、监考、试衣模特、舞蹈助教、导游和探店博主。兼职的报酬不一，最多的是展会礼仪，“一天青春值400块钱”，最少的是监考，4个小时100元。有时会遇到奇葩的雇主，比如做导游的那一次，她先去北京周边的景区踩点，但雇主一直没有分给她游客，白跑了一趟。

王小橘把自己做兼职的经历发在小红书上，成了“爆款”。有大学生给她留言：我我周末有空，哪里有兼职？还有一个女孩给她发私信，说自己刚来北漂，没有找到工作，生活费快花完了，“你能不能帮帮我，带我赚钱？”一位40岁的大姐问她，能跟你一起做兼职吗？连她吐槽某个兼职不靠谱的帖子，都吸引了一大堆回复“求带”的网友。实在回复不过来，王小橘拉了两个群，到现在，加起来有小1000人。她有些吃惊，“想搞钱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王小橘吐槽一个兼职的帖子，有很多人回复“求带”。图 / 受访者提供

流动

幸运的少数人能够拥有选择搞钱方式的权利，但大多数普通打工人，只剩下进厂、开滴滴和送外卖的选项。网络上流传着一个村子里挂的红色横幅：“疫情后想致富，外卖小哥是条路。”今年2月，正是外卖行业的淡季，美团开启“春风送岗”行动，新开放50万个骑手、站长等配送服务岗位，斥资1个亿，用各种方式招聘新骑手，但没想到，用工荒没有来，50万个岗位以光速饱和。

来自山东的外卖员罗颂是在短视频上刷到了广告“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八”，因此来到了北京。在朝阳区一个不到120平的四居室，塞进了包括罗颂在内的30位外卖骑手，大家睡上下铺，没有公共区域，行李箱摞在床底。租住在这里，就像沙丁鱼被装进罐头，找不到缝隙，也没有隐私。

滴滴司机成野曾经在黑龙江老家的县城开出租车，两年前，为了和舅舅一起承包900亩地种大米，他借了几十万高利贷，但那块地被涨起来的河水淹了两年，高利贷没还上，成野变成了“老赖”，妻子选择跟他离婚。经历了人生最大的震荡，成野得出的结论是，“你真要过日子，过的是钱，不是感情”，他比任何时候都明白钱的重要性。

2021年初，听说“去北京跑滴滴可以挣钱”，他借了几万块钱，来北京租了一辆车，一个月的租金4800元。他计划，一天跑够800块钱，一个月能挣两万。在西二旗附近的村子，成野租了一个月租800元、不到10平米的小房间，没有Wi-Fi和热水，洗澡要到公共的澡堂刷卡。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他因此称之为“盒子”，“晚上回去，在盒子里睡一觉，第二天接着跑”。

刚到北京，成野以为疫情可以很快过去，没想到会持续到年底。没被隔离的时候，他在西二旗趴活儿，下班的时间，路上的人还没有往常一半多。软件上蜂巢状的热力图一点都不热，他把地图放大再放大，寻找能接单子的地方，“只要是来一单，就说句不好听，10块、20块钱也挺高兴的”。

但如今，生机恢复了。行驶在西二旗后厂村的路上，成野指着软件里的路线图，“你看这一条红色，几百米的路，等二十分钟”。他常年在北京西二旗趴活，亲眼见证了嘈杂的汽笛声、人声消失后又回来，软件里接新单的提示音叮叮作响，他嫌弃拥堵的北京，但接到单后又有掩饰不住的喜悦。

每天晚上7:00，各个互联网大厂的班车还没发出的时候，成野会把车停在离快手总部大约200米的一块空地上，脱掉鞋子，横躺在后排，开始“围栏”——把出发地设置成西二旗，目的地设置成通州或者丰台，等符合标准的单子派给他。如果是去年，可能需要等待两个小时，甚至一整晚，但现在，最多半个小时，他就能接到满意的长途单，然后在心里小声庆祝：“钓到大鱼了！”他给自己设置每天的赚钱目标是1000元，跑够这个数再回家。

作为世界工厂，国内的电子厂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市值超百亿元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有一半办公地址位于江浙沪，那里也是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遍布着大大小小近3.8万个服装厂，也是打工人的首选。

明兰在南京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工作，帮周边大约100多家的服装厂、电子厂招工，她发现，今年初六还没过，就有大量工人陆续抵达了南京。三月的一个清晨，南京的一个劳务市场被黑压压的人挤满，拿着安全帽、铁锹或是帆布袋的人还在往里挤，晚到的人只能在市场外的马路上等待。

那些头部工厂，比如东莞的华为、郑州和深圳的富士康、上海的特斯拉和宁德时代，因为底薪和夜班补贴更高、加班时间可控，每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7000-10000元，是工厂中的金字塔尖。而工厂最密集的城市，要数聚集了三星、比亚迪、富士康等企业的深圳，每年能吸纳70余万搞钱人。

老家在达州的男孩顾山，去年刚毕业，曾在成都附近的德阳工作，当时因为封控，他连德阳的知名景点都没有去过。他渴望外面的世界，想在20多岁的年纪体验更多样的人生，赚更多的钱。今年2月20号，他坐了28个小时的火车，到深圳寻找机会。

一下火车，林立的高楼、各地的口音、提着大包小包行李迅疾赶路的异乡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大家都走得很快，越接近地铁，人越像是要跑起来。深圳不像德阳，白天的商场里竟然没什么人，下班后才会有人逛街。这里太热了，各个维度上的，顾山融入人群，把上车时穿的棉衣换成了T恤。

到深圳的第一天，顾山住进了四人间的青旅，一晚40块的低廉价格让它成为外地人来深圳的第一站。同房间的另外三个人分别来自河北、广西和湖南，年纪在20-40岁之间，正寻找工厂、电销或是信用卡催债的工作。顾山在那里住了4天，找到了一个月薪7500元的跨境电商运营的岗位。

如果有一张足够大的地图，可以看到人们向着深圳这个搞钱城市流动的轨迹。地铁客流研究博主阿牛整理过一个数据，开年以来，地铁客流量最高的五个城市中，深圳位居第四，其余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成都。今年2月17日，深圳地铁客流量达到了848.73万人次，刷新了2021年12月31日跨年夜创下的最高客流纪录。时隔一年，终于有人再次在地铁上捡到背包上的钥匙扣，还没吃完的半个包子，或是人字拖的鞋底，复习如何通过助跑挤进已经错过了三次的地铁。

回到水域

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当人们走出家门搞钱，池塘里的水终于活泛起来，给不同生物提供更大的空间。

最先回暖的是基本服务的行业——衣食住行。不管是在北上广，还是江浙沪，一到中午饭点，商场里全是人，所有餐厅都在排队，叫号声、收款提示音、人们聊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在北京的国贸商城，中午已经很难找到一家不用排队的饭店。

在广州，钱静开了一家传统小吃+咖啡的新型餐厅，推出了一个打工人套餐，一杯咖啡加一份牛杂，价格29.9元，这成了店里最火爆的套餐，每个中午都能卖出去大约100多份，月销量达到了3000份。南京新街口百货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今年3月，商场销售额同比增长20%，客流增长了75%。

咖啡、奶茶作为打工人的必备好物，市场恢复得迅速。美团外卖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2月期间，咖啡外卖订单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1.9%，在各餐饮品类中位列第一。三四线城市比一线城市的增长速率更快，比如，咖啡消费热度最高的五个县城分别是：延吉、义乌、昆山、张家港和江阴——除了“小首尔”延吉，其余都是搞钱的代表性地域。

90后林子华从事二手餐饮回收工作，主要回收的是奶茶设备。在贵州，他有一个大约600平的仓库，今年开年，这个仓库再也没有装满过：他创建了小红书、抖音账号，每天都有人私信联系他，询问价格。一位30多岁、有餐饮行业经验的男士，上午联系他一起去店里看了机器，当场就把东西搬到了自己要开的新店里，那是林子华这三年来最快的一次成交。

去年还不是这样的光景，有人连设备、装修都准备好了，钱不够了，店没有开起来；还有人是之前刚找他买了设备，过了两个月，店铺关闭，又把设备卖了回来。今年三月，林子华店里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这意味着开新店的人也多了一倍。

赚了钱，才有消费。人们又重新在周末或假期里出远门，去往长沙、大理、三亚，或是出国到东南亚。机票和酒店都涨价，泰国旅游局曾公布数据，来往泰、中的重点城市机票价格是疫情前的1.5倍，中国游客每趟旅行平均开支从5万至5.4万泰铢飙升至6万甚至15万泰铢——大约是人民币1.2万-3万元。

外出团建都变多了。在京郊，90后艾博开了一家高端民宿，过去几年来的都是带孩子出游的家庭，现在变成了打工人组团。他的院子价格不低，全包下来，一天得两万多元，即便如此，预约的团建单子还是把整个三月占满了。

房地产市场重新喧嚣起来。1月和2月是楼市最好的时候，上海的房产经纪人文子连开了两单，一个800万，一个300万，这给她带来了大约3万多元的收入——简直是意外之喜。去年的许多个月，她是靠公司的保底薪资生活的，到手只有4000元。整个2月，上海成交了1.9万套房，是2022年1月至今的单月最高成交量。全国的趋势跟上海一致，根据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数据，今年2月份，全国8个重点城市二手住宅成交套数为79438套，环比增长78％，同比增长96％。

挂出房子的房主、预约看房的买家出现在傍晚和周末，经纪人们开启忙碌模式。每周二是链家的休息日，但文子的同事们都说，“在家待着太无聊了”，每个周二晚上，门店里灯火通明。

一位北京的货拉拉司机在2022年倍感失落，活儿都少了，仅剩的单子来自一些公司。几年前经济环境好的时候，企业从外环往内环搬，疫情时是反过来，从内环往外环搬。“能搬到燕郊还算好的，说明还能继续运转一时半会儿，有的直接搬到一个农村，找个院子，把东西一放，门一锁，基本就是不行了、倒闭了。”如今，从写字楼的租赁情况中，可以看到新兴公司正在大量涌现。北京一家物业管理公司的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去年年底，写字楼带看数量约为一周5组，但今年第一季度可以达到一周10-15组，甚至20组。还些城市甚至给新注册的公司开辟捷径，比如在武汉，新企业注册的手续办理从平均一天缩短到了半天，上午办手续，下午完全可以拿到公章。

商会、政府，都尽可能让水流向更远的地方。去年12月，第一架包机落地日本，从96位浙江的纺织行业从业者参加亚洲纺织成衣展开始，载着中国商人出国“抢单”的飞机已经抵达过东南亚、南美、非洲、欧洲和美国。根据广州日报的报道，有些运营商的客包飞行量同比增长了六七成，客户大多是出海拓展业务的制造业企业，一个运营商遇到了两年未见、如今重新联系起来的老客户。

各地文旅局长的竞争是白热化的，这关系到当地最直接的消费。有的换上民族服装，有的扮成神医华佗，最会营销的还是淄博，先靠着小饼夹烧烤成了年轻人周末必去的打卡地，又宣布清北在校生可以五一免费游淄博，只需要付来回的车票。连上了几个热搜之后，淄博开通了“烧烤专列”，增加了二十几辆大巴专线，更是安排了一批局里局气的“180+西装帅哥”举着广告牌去接站。还没到五一，淄博已经被游客挤爆了，火车站周末发送旅客量连创新高，上周末刚创下的纪录，下周末就又被打破。

两极分化

到了新的水域，也要面临新的波动。在趋于稳定之前，水面像人的心态一样摇摆不定。

3月，出国旅行的人流还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河南焦作的导游宋宇带了一个去泰国的团，人数只有十几个，为了降低机票的成本，跟另外的五家旅行社拼一架飞机。为了盈利，旅行社把导游的薪资压低到100-200元一天，宋宇的一个同事，带团去了一趟香港，一个礼拜赚了不到1000元。但接下来的五一，出行的人骤然增多，从郑州飞往曼谷的飞机突然增加到了5架，还出现了999元的特价机票，注定是人挤人的一个节日。

楼市度过了一个“小阳春”之后，又有回落的迹象，挂牌出售的房源、库存的房源比买房的需求更多，想要把老破小置换成新房的人，等了一春天也没有置换出去。文子说：“周末好好约个带看都很难，好容易出来一组客户，结果人家说还要对比一下新房，客户的选择性会很多，整个市场一直在变。”

钱静觉得，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当下的餐饮行业，那就是两极分化，那些离写字楼、办公室近的店面，租金涨了20%，而那些冷门位置，人流量少的地方，反而优惠了20%。

投资人张梦溪关注过这样一组数据，今年1-3月，电动车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涨了120140%，但与此同时，有些航线外贸的海运价格跌到了去年的两成。他关注过抖音上一位做货车司机的主播，上海、宁波、舟山等地的海港，空置的集装箱堆成一座小山，远远看去，像个巨大的像素块。上海港实在堆不下了，有的空箱子被运到了南通。张梦溪不自觉地担忧：“我们是世界工厂，但疫情过去了，大家都复工了，出口的订单少了。”他觉得，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市场更扑朔迷离了。

普通人搞钱的同时，也变得保守了。钱静在餐饮行业浮沉了5年，据他统计，在2019年，到店消费的客人有10%会使用美团的团购券，如今，这个比率上涨到了30%。而与那个月销3000份的打工人套餐相比，他店里一个售价29.9的香槟咖啡单品，一天也就卖10份。在这两个细小的数据中，他看到了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恢复的只有消费频次，没有消费水平，人们还是倾向于刚需消费。年轻人开始存钱、储蓄、提前还贷，绝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吃上，恩格尔系数直接拉满。

小企业的老板、创业者都更加谨慎。小月做副业的同时跳了槽，从月薪4000元的会计，转行到银行里做销售，专门给工厂老板、小微企业主推销贷款产品。这份工作不容易，每次给工厂老板们打电话，他们虽然不会立刻挂断，详细地询问给多少贷款利率、有没有优惠政策，但最后还是说：“暂时不需要，以后需要再找你。”

张梦溪发觉，几年前，创业者与投资人聊天会说“明年营收翻3倍”，如今的谈话焦点是：“如何保护我们脆弱的现金流。”钱最多的一级市场，投资人们的共识是：“要么保险赚钱，要么一次赚个大的，绝对不会干那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在AIGC成为新风口的此刻，张梦溪的投资逻辑是，要么投早，在公司刚成立、甚至没成立的时候投，赌概率，一旦成功，拿几十、几百倍回报；要么投晚，投即将上市的公司，赌胜率，赚得可能不多，但大概率会赚。至于B轮、C轮、D轮，他会更少参与。

另一位投资人沈添亲身经历了募资的困难，一位出资人出了三轮钱，一轮比一轮少，到现在，已经不想再出了，对方表达了歉意，说“更愿意拿自己的钱提升自己的产业”。

内卷

波动之下，数量庞大的打工人涌入并不宽阔的河道，还要面临更激烈的内卷。

年初，李暮开始新一轮面试，她意识到，大厂已经不再能跳一次涨薪30%，只涨10%-20%是常态。对岗位的要求变得严格和精准，学历、经历、职级、薪资，都有具体要求，而HR挑剔的态度代表着他们知道供大于需，总能找到符合标准的人。

天平逐渐向用人单位倾斜，求职者们很容易一脚踏空。Tina曾帮一家物流公司招聘高管，一位大约45岁的候选人已经进入谈薪阶段，想协商能不能加2-3k薪资，公司没有理会，直接转身去谈下一个候选人。事实上，这个岗位去年一整年都没有招到人，今年才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应征者。“所以公司要求一下子上来了，能接受你就谈，接受不了我就谈下一个，就是这么快。”

因为打工人的涌入，深圳的岗位相对饱和了。顾山住的青旅附近有一个大广场，每天都有一大群人在等待招工、进工厂。第一天他去问，是进深圳本地的工厂，隔了一天再问，深圳已经不缺人了，这些人要先拉到广州，再进厂。离开青旅之前，顾山听说，有一个人已经在这住了十几天，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这样的状况，在江浙沪一带更突出。人多了，岗位却因为去年工厂的倒闭潮变少，还有一些厂效益不好，往年招30人，今年只招5、6个填空缺，甚至有工厂内部裁员，裁掉高薪的老员工，换低薪的新员工。

3月，整个南京的工厂平均时薪从去年的25元下调到17元。有些汽车零部件厂的门槛再次抬高：身高不能低、不能太瘦、不能戴眼镜。还有一些电子厂，曾经不需要经验，进厂再慢慢学，现在“没有经验，人家直接面试都不让你面试”。

跨越几千公里寻找机会的工人们很难放低预期，他们会货比三家，明兰说：“这半个月我一直被放鸽子，前一天说好的我会去面试，第二天我在那等，人家不来了。”

她的工作越来越困难。去年招技术人员，工厂给的提成是2000元，今年变成800元或是500元，如果工人进厂上班不满15天，没有任何提成。为了维持收入，许多劳务派遣公司从只收客户的钱变成两边收钱，像房产中介一样，介绍工作成功，工人要给200元中介费。有些公司为了防止工人拿到名额但不去面试，还要工人交100-200元的押金。

工人们被分成两半，一半在来的路上，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想在南京找个好工作。明兰总是接到外省号码打来的电话，一接通，对方开门见山地问：“包吃住吗？”另一半已经来了两个月，辗转中认清了现实，要么随便找到一个岗位进厂，要么回老家。老家工厂的待遇跟这里差不多，离家又近，生活成本能少一些。

某种程度上，打工人的心态是共通的，信息流通更快的互联网人直接进入了接受现实的状态。最近联系Tina的求职者已经不再要求涨薪了，只要稳定性更高，能从小厂跳到中厂、大厂，或是从非核心岗位跳到重要的业务部门，他们甚至可以接受平薪跳槽，尤其是年纪大的候选人，他们唯一的目标是：不做随时会被裁掉的螺丝钉。

但无论如何，那种强烈的不确定性消失了，自由的春天带来一种希望感，就像掉进水里的人重新浮出水面，大口呼吸，想做些什么。张梦溪说：“形势不敢说好，但是至少大家可以开始卷了。”

2023年的春节，成野为了多赚点钱，没有回东北老家过年，而是留下来接了新年的第一单。想起那个单子，成野还是觉得开心，“半夜11点，从学清路打车到房山跟涿州的边界”，客人是个公务员，值班结束，不想再赶高铁，直接打车回家。70多公里的路程，让成野挣到了200块钱，跑完这趟，他回到村子里的出租屋，给自己买了两瓶啤酒，开着短视频跨了年。

最近，阿木在研究新酒单，研究可不可以在店里做一些文化活动，或者邀请会做烘焙的朋友入驻，在菜单里加上新产品。生意一天天好起来，他估计，到4月，这家小店就可以回本了；做二手餐饮设备回收的林子华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今年准备做个四五百万。

在深圳，顾山跳槽到了一家新公司，底薪比从前更高，还有加班费，一个小时25块钱。他找到了一个城中村里的小公寓，月租1100元。由于房子太密，他住的二楼晒不到太阳，隔音也不太好，晚上跟爸妈视频的时候，得小点声。顾山的爸妈在东莞的服装厂打工，出来的比顾山还早两个礼拜。全家都出来搞钱了，达州老家的房子将会空置一整年。

民宿老板艾博和餐厅老板钱静甚至在今年有了新的扩张计划，艾博拿出了大约300万的存款，准备再建几个院子，原有的院子全部设备升级，泳池、影院、KTV全换成专业的，亲子乐园也修建起来，他甚至愿意为此停工几个月，为了“更好的未来”。钱静则在广州又开出了两家餐厅，他觉得，这是机遇与危机并存的一年，不往前走，就可能被淘汰。

上个月，银行销售小月终于开了第一单。有个服装行业的老板，疫情时候工厂倒闭了，他最近贷了大约10万块钱，“先放在手上，万一哪天东山再起呢”。

▲最近，顾山去爬山，在山上看到了美丽的日落。图 / 受访者提供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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