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经纬创投

福建省（4200万）的人口数量接近西班牙（4700万），GDP（0.89万亿美元）与瑞士（0.84万亿美元）相当，在国内排名第9。

但福建省的人均GDP有1.9万美元，在国内排名第4，仅次于北京、上海、江苏，在全球相当于希腊（2万美元）和波兰（1.8万美元）。但在40多年前，福建省GDP还排在全国第25名，堪称一部逆袭史。

并且福建不是通过大肆举债发展起来的，标准普尔全球最近发布的一项分析发现，福建是中国信用状况最好的省份之一。

福建的自然条件不算最优，有很多崇山峻岭，难以开垦，这些山峦叠嶂确实阻隔交通，这是自古以来的瓶颈。但福建人更加意识到“要想富先修路”，福建省竟然是中国第一个实现“全省县县通高速”的省份。这样的地理环境更加培养出闽商的特殊风格——吃苦耐劳、务实进取，勇于开拓高风险高利润的前沿行业。

思想是经济实力的上游，当一座城市成为某个领域思想上的高地，就早晚会取得更大的优势。当我们在这层意义上谈论城市的时候，我们真正在谈论的是人的集合，人又带来了“事”，带来了产业聚集。2008年保罗·克鲁格曼因其对新经济地理学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核心观点就是，地理位置和城市的生产效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国共有接近700座城市，除了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外，还有诸多新兴城市极具潜力。比如福建厦门，就拥有全省排名第一的人均GDP。

中国很多省份都只有单核（例如四川）或双核（例如山东），但唯有福建是“三核驱动”：省会福州、经济特区厦门、制造业重镇泉州，三大核心城市各司其职、各有偏重，发展均衡。

厦门又是最优美、宜居的城市。当你下班后开车穿过鹭江道时，鼓浪屿星星点点的灯火会抚慰疲惫的身心；高崎机场与厦门港繁忙的航班，又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繁华……你能感受到这座城市传递的信息是：你应该在一个更优美的环境下，生活和工作得更好。

这也是我们举办经纬创融汇的原因——传递城市的信息，为有抱负的人才和创业公司找到他们的志向所在。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厦门，来看看厦门的经济地理、产业聚集，以及政府引导基金，是如何帮助城市崛起的，Enjoy：

厦门概况。来源：厦门工信局

1、经济地理与产业聚集

在研究中国的城市变迁史时，一个很直观的问题是，在城市与城市的竞争中，为何一些城市更容易成为经济中心，而另一些则无法脱颖而出？

新经济地理学给出了一些答案，城市的竞争力体现在产业聚集，而其中的变迁自有一些特殊规律。当一种产业在某个城市取得初步成功时，如果有适当的激励措施，这个城市就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人才。当这个产业的规模经济、技术水平都提高之后，这个城市就会成为该产业的主要集聚地，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成本和市场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产业也可能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

产业也会在不同区域之间出现转移，这种转移存在一个客观条件的临界点。比如一个储能组件有50个零件，这50个零件基本都能在A地周边30分钟车程内配齐，这无疑是一个很完整的产业链。而在另一个地方B，30分钟车程内只能找到几个零配件。

那么很明显，对于生产储能组件的厂家来说，没有迁移到B地的理由。但如果经过几年的发展，大部分核心零件都可以在B地30分钟车程范围内配齐，并且配齐剩下零件也无须花费太大的成本，而B地的劳动力、政策优惠等条件又比较好，就可以说，产业转移的临界点已经到来。

在这个临界点出现之前，想要有产业转移是一件千难万难的事情，但这个临界点一旦出现了，转移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可以注意到，产业转移的前提和目标，都是能否形成产业聚集，产业聚集为什么那么重要？

在新经济地理学里，区域经济的发展有一大核心要素——密度（Density），而产业聚集就是规模经济最重要的体现。陆铭教授曾在《大国大城》里提出，规模经济体现为三大效应：

第一是分享（sharing）——分享固定投入。生产者有固定投入，比如说基础设施，比如说开发区建设，都有大量固定投入。人口越密集，分享基础设施投资的企业和人就越多。从消费者角度来讲，也有固定投入分享，比如说在餐馆吃饭，餐馆客流量越大，平均每个消费者分摊的餐馆投入成本就越低。

第二个效应是劳动力市场的匹配（matching）。作为生产者，要招聘什么样的人在大城市里都能招聘得到，在小城市你就可能招聘不到，因为不够专业化。反过来从劳动者这个角度来讲，你学冷门的专业，在大城市更可能找到专业匹配的工作。温州的企业做大后，常常会搬到上海来，原因就在于，当企业升级了，需要更高技能、更专业的劳动力（比如设计师）和生产型服务业，温州就满足不了这些需要了。

随之而来的第三个效应是学习效应（learning）。劳动力专业化以后就越做越好，这叫自己跟自己学，积累经验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大学生为什么毕业以后愿意留在上海？我们很多人说大城市里大学生多，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大学生其实不傻，一个人在选择自己的就业地的时候，他考虑的是终身的收益，大学生初次就业后的起薪虽然只有几千块，但是他在一个会计事务所里干一年，跳个槽，收入可能会翻一倍。这就是学习效应的体现。

除了自己跟自己学的“干中学效应”，更为重要的是，生活在大城市里，还能够向周围的高技能劳动力学习，在与别人的交流中提高自己，这叫做“人力资本外部性”。经济学家认为，城市里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学生要在大城市扎堆。为什么现在大城市人越来越多？因为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了，现代经济里面越来越多的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什么全世界一流的演员、教授、医生、做咨询的和金融的往往都在大城市？他们难道不知道大城市比较拥挤，并且房价贵吗？都知道，但他们还是到大城市来，因为规模经济、匹配效应和学习效应。

来源：王建康：基于引力模型的福建省城市经济联系研究，华侨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

说了这么多理论，现在我们回到厦门的经济地理。厦门自经济特区成立以来，主要着力点在哪些产业上呢？

今天的厦门，主要围绕四大支柱产业集群：电子信息、机械装备、商贸物流、金融服务，并且正在培育壮大四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文旅创意，还前瞻性地布局了更前沿的六个“未来产业”：第三代半导体、未来网络、前沿战略材料、氢能与储能、基因与生物技术、深海空天开发。总体上，厦门形成了一个“4+4+6”的梯次发展产业体系。

来源：厦门市工信局

以新能源产业为例，目前厦门市新能源产业集中在锂离子电池制造，已落地企业有厦门时代（宁德时代全资持股）、中创新航（中航锂电）、海辰新能源等，在2022年已经实现了产值603亿元。同时，宁德时代还与厦门大学签约，建立了厦门时代新能源研究院，研究方向主要涉及智慧能源、储能技术、高功率器件、下一代动力电池等前沿领域。

厦门的另一大特点是“口岸型的交通要地”，也被称为“东南沿海大通道”，已经和世界上200多个国家与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厦门也是一座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至2022年末，厦门累计引进外商投资企业18034个，实际使用外资397.1亿美元，64个世界500强企业在厦投资115个外资项目。

厦门港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四大国际航运中心之一，厦门口岸连续三年获得“中国+大海运集装箱口岸营商环境测评”最佳成绩。在2022年，集装箱吞吐量1243.47万标箱，居国内第7位。货轮航线173条，其中133条是外贸航线，可以通向55个国家和地区的149个港口。

拥有一个优质的港口，在现代贸易中非常重要。就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而言，水运比陆上运输要便宜很多。而且，对于中国绝大多数的贸易伙伴，包括北美和日本，中国并没有陆上运输线与之连接。因此，越靠近沿海大港口的地方，参与国际贸易的成本就越低，吸引投资就更多，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对来说就快一些。

这个经验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成立的，大的海港很多都是（或曾经是）制造业的中心。而当一个城市的产业升级到以服务业为主时，其历史上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源优势仍将保持，从而继续增长，制造业中心往往转型成为知识和信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中心。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加入了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发展了出口加工型的制造业，于是，到大港口越近，便距离国际市场越近，其劳动生产率也越高。

当然，厦门的陆路运输也不逊色。福建省“依山傍海”，境内山地、丘陵面积占了80%以上，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崎岖的地形曾经是人员、货物流动的一大阻碍。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全省花大力气打通“血脉”，串起所有县市和主要城镇，福建抢先实现了全省县县通高速。

通过沈海、厦蓉、厦沙等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干道，与中西部高效衔接。在铁路方面，厦门地区已经形成“四干（福厦、厦深、龙厦、鹰厦）两支（海沧港区支线、东渡港区支线）的“铁路骨架”，厦门市已经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铁路枢纽城市，去上海5小时、深圳2.5小时、福州1.5小时抵达，与周边地市、中西部路网的无缝连接。

厦门还是中国“一带一路”大战略中，衔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陆海枢纽城市。通过中欧班列可以直通欧洲、中亚与俄罗斯，通过港口可以覆盖东南亚、印度与日本，厦门是唯一真正实现无缝衔接的“陆-海”枢纽城市，通达欧洲中亚及俄罗斯12个国家34个城市。

在现代空运方面，厦门空港是中国大陆六大口岸机场之一，2022年开通运营城市航线174条，客货运洲际航线9条，建设中的新机场年吞吐能力8500万人次，预计在2026年投用。

了解国际经济格局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朋友，应该明白这个枢纽地位的巧妙之处。

2、政府引导基金是如何帮助城市崛起的

2022年，厦门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7802.7亿元，增速排名全国15个同类城市首位。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最快，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医药产值分别增长40.7%、16.4%和27.9%，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1.3倍、45.9%。

这样亮眼的成绩背后，政府引导基金功不可没。厦门作为东南经济重镇，也是引导基金的重镇，拥有多支表现亮眼的引导基金。

厦门的政府引导基金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当时国家十二五规划期间，推出了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当时厦门就已经决定拿出资金，参与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

一个城市的政府引导基金做得好不好，能否带来产业聚集效应，主要与相关部门是否重视它密切相关。厦门一直很重视金融服务业，很早就把引导基金作为主要发力点。

举个例子，例如厦门市产业投资基金，在全国来看也是政府引导基金中的佼佼者。从规模来看，厦门市产业投资基金规模超1200亿元，这是在厦门市产业投资基金理事会、市财政等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所形成的。

这些钱不仅仅是投出去就结束了，它们还撬动了4倍以上的社会资本。此外，更重要的是被投项目与厦门产生往来，无论是业务上，还是人才上，所带来的产业带动效应非常重要。

从具体执行角度，厦门市产业投资基金的受托管理机构是厦门创投，其母公司金圆集团是一家由厦门市委、市政府组建，市财政局作为唯一出资人的市属国有金融控股集团，牌照非常齐全，拥有包括银行、信托、证券等14张金融牌照，是厦门资本招商和产业投资的核心门户。

厦门市产业投资基金的另一大目标是，对产业链关键领域“补短板、锻长板、填空白”，所以厦门市产业投资基金所参股的基金，重点布局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也是东亚国家“举国体制”的一种现实体现，由政府对新兴核心产业进行调控和“集中力量干大事”。

我们在这次厦门行中，访谈了多位引导基金人士，我们也在尝试总结各地引导基金的不同策略风格。总结来说，如果拿合肥模式作为一个benchmark，厦门的策略是更重视生态。

在政府引导基金中，合肥是一个成功范例，扶持出了京东方、蔚来、欧菲光、晶合集成、康宁玻璃等重大项目。合肥从直投开始，逐渐布局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并基于这些核心项目又延扩上下游产业链，把整个产业链带起来，再通过基金去布局产业链上下游。这样的做法非常有格局，不仅获得了投资收益，更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产业聚集效应。

总结合肥在引导基金上的打法策略，是更加“控盘”，出资额占到基金规模的较大比例，然后再根据自身产业链情况，强调投资于短板环节。

另一种策略是更强调投资生态。厦门的特点是，金融业本身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厦门更重视股权投资生态，也就是通过返投等制度性约束，包括基金投资的项目或者招商引资带来的项目，来形成特定产业聚集。厦门不会过于强控盘，而是通过立体化的政策，例如专门的股权投资优惠政策，去吸引GP把基金落地在厦门。有一项内部的统计数据证明，近两年来厦门新上市的企业中，有超过一半以上都有引导基金的参股基金介入。

这种强调生态的策略，也令厦门获得了持续性的发展。厦门在2015年时，整体基金规模大概在500亿，通过8年左右的发展，如今厦门整体基金规模超过4000亿。这些基金有一个共性，就是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以市场化的方式让它们首先去筛选本地的优质项目，然后扶持他们，例如海辰储能就是典型例子。

厦门也非常重视链主企业，因为它们非常重要。一个产业链上下游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奔着链主企业而来，一座城市能不能给它们提供相应的应用场景，有没有相应的产业人才和研发人才，都关系到一个产业链能不能真正的在这深耕落地。

所以对于引导基金来说，如何在早期下重手，去吸引产业链上的主导企业，如何先对自己适合发展什么产业，有一整套理性、客观的分析；之后再去进行产业链分析，去系统性地“强链、补链、延链”，这也是厦门正在努力的方向，厦门从去年开始，也推出了产业链招商基金，更加聚焦在产业链策略上。

来源：厦门工信局

政府引导基金在国际上已有多年发展历史，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SBIC（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它在1953年成立，由美国联邦政府管理，当时以融资担保模式来促进小微企业的发展。另一个例子是以色列政府主导的YOZMA基金，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推动国内的科技创新创业。

我们以以色列YOZMA基金为例。在YOZMA基金成立之前，以色列人对于促进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进行了很多尝试，如“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曾使以色列国内新技术不断涌现，然而由于创新型企业资金的需求是长期性、阶段性的，因此，多数创新型企业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的资助下，只能完成产品的研发环节，很难取得商业成功。

1992年，以色列政府拨款1亿美元，出资设立了国有独资的YOZMA基金，这1亿美元被分为两部分，主要针对两种运作模式，一是直接投资，即以2000万美元直接投资于起步阶段的创新型企业，从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于早期的创新企业；另一部分是母基金，即以8000万美元与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合作，发起成立了十个子基金。

YOZMA基金在进行投资时，采用参股形式进入子基金，通过杠杆作用撬动更多资金投入其中，以有限合伙的形式进行运作，保证了基金的市场化运作。基金投资方向明确，选择了通信、IT等新兴产业，体现政府产业导向，推动了以色列高新技术发展。

1998年以色列累计有90家以上的创业投资基金投资于高科技产业，基金规模达到35亿 美元。1997年，以色列有22个企业在美国上市，3个在欧洲上市，以色列政府通过YOAMA私有化方式实现逐渐退出，政府退出取得的收益远大于1亿美元，筹资额占到当年本国GDP的2.7%。

YOZMA基金的成功运作有效培育了民间创业风险投资。到2002年，以色列共有创业风险 投资基金131个，总资本100亿美元。基金激励了业绩优良的国际团队，到以色列兴办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其人才、知识、经验扩散效果十分显著。“YOZMA计划”成功打造了以色列的“硅谷”，使以色列这个资源小国跃升为全球科研领域发达国家。

来源：潇端，熊婧：政府创业引导基金运作模式借鉴——以以色列YOZMA基金为例，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在以色列产业投资基金发展过程中，政府引导作用尤其突出。政府几乎不参与产业投资基金的管理，而是在相应领域发展中发挥引导作用，赋予社会资本自由的管理权力，提升资金利用效率，以较低的资本回报资金投入到产业投资基金中，获得了较好的社会资本收益，并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加入其中。

通过曾经YOZMA基金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总结政府引导基金的四大特点：

政府适时进退，纠正市场失灵；

明确政府角色，避免政府失灵；

投资方向明确，体现政策导向；

汇聚多方力量，撬动多维资金。

最后，用兰小欢在《置身事内》中对政府引导基金的分析来总结，一讲到对高科技企业的资金支持，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硅谷风格的风险投资，但在移植和适应我国的政治经济土壤的过程中，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实现了嫁接，就产生了政府引导基金。

这种地方政府投资高新产业的方式，脱胎于地方政府投融资的传统模式。在地方债务高企和“去产能、去杠杆”等改革的大背景下，政府引导基金从2014年开始爆发式增长。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既是一种招商引资的新方式和新的产业政策工具，也是一种以市场化方式使用财政资金的探索。

在本次厦门创融汇中，共有196家全国最一线的政府引导基金、国资投资机构，与88家经纬生态圈公司见了面。在与部分与会者的交流中，我发现城市的地理位置、营商环境、产业集群、政府意识，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其中创业者最关心的，特别是处于早期阶段的创业者，最关心的往往是营商环境和人才政策。

而厦门恰好在这两点上，都是佼佼者。在营商环境方面，2022年国家发改委组织了一场全国城市营商环境的评价活动，厦门名列前茅。此外，在2022年综合信用指数中，厦门在36个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排名位居前列。

在人才政策方面，厦门出台了很多细则，我们不一一列举，就拿其中对高层次人才的安居政策来说，厦门综合采取“租、售、赠、补”相结合方式，设定了高层次人才的评价标准（A+、A、B、C类），例如对于新引进来厦工作的A+类人才，可按“一事一议”提供不高于200平方米免租10年的人才住房，在厦工作满10年、贡献突出的，经人社局认定可无偿获赠所租住房或领取1000万元。

对A、B、C类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标准分别为每人200万元、160万元、130万元；租房补贴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10000元、8000元、6000元；住房面积分别为最高150平方米、120平方米、100平方米。

厦门对人才引进给予奖励。来源：厦门工信局

厦门的基础服务保障，包括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等概况。来源：厦门工信局

福建向来人多地少，闽商因而更坚定地在非农业领域另谋出路，其吃苦耐劳、务实进取，勇于开拓高风险高利润行业前沿的性格，一向名声在外。

而厦门以整体很高的人均GDP，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也走在前列，同时这也并不是搞平均主义，恰恰是去除那些人为的阻碍，通过市场配置来实现机会均等，藏富于民，让每个人、每个区域都尽可能地挖掘出各自的相对优势，在差异化的市场竞争中找到一条发展之路。

某种意义上来讲，人类文明就是聚落形成和演进的产物，而聚落的某种终极形式就是伟大的城市，核心是城市里的人和人做的事。厦门，一个如此宜人的城市，自然会吸引那些在高强度工作之余，对生活质量最感兴趣的人。

References：

1. 厦门市工信局：《投资指南》

2. 兰小欢，《置身事内》

3. 陆铭，《大国大城》

4. 陆铭，《向心城市》

5. 吴振强，《厦门的兴起》

6. 中欧商业评论，《福建逆袭史，在低调中率先走向共同富裕》

7. 萧端，熊婧（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政府创业引导基金运作模式借鉴——以以色列YOZMA基金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