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心理咨询室里，当我们思索抑郁与焦躁情绪从何而来，回避型依恋和控制欲为何难以摆脱时，许多案例会向上追溯至原生家庭，或者自身的人格特质，但很少会有人想到，这些心理状况和一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被网络讨论褒奖的人际处理方式里，“拒绝内耗”、“尽早退场“或“人间清醒”等表达常越来越常见。为何人们会觉得陷入儿女情长的人不够强大？我们对感情与人际关系的理解，是否和收入不平等状况也有关系呢？

基尼指数的大小会影响人们的思维和情绪感知力，潜移默化地干涉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在《收入不平等》一书中，公共卫生学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与凯特·皮克特发现，在一个有着高收入差距的社会，我们的情绪与人际关系更容易受到负面影响。比如当社会的等级体系很严密时，人们就更可能被等级划分，随之对自身的价值产生更强烈的不安全感；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度会降低，社群关系也更加薄弱；让自己看上去是成功人士的压力，可能导向更长的工作时间和负债的可能。收入不平等不仅关乎看似遥远的社会公义，也与所有人的失落、焦虑、无安全感，以及爱相关。

《焦虑症的流行》

作者｜[英]理查德·威尔金森 [英]凯特·皮克特 翻译｜周媛 

别人也会有这种感觉吗？还是我确实出了什么问题？我确实觉得自己会在别人面前隐藏真实的自我。

——2012年，聊天网站“我只想一个人待着”帖子

为了验证我们的假说，看看收入不平等是否真的会让所有人对身份地位以及他人的看法怀有更强烈的焦虑感，社会学家理查德·莱特和克里斯托弗·惠兰对平等水平不同的社会中的人们的身份焦虑水平进行了比较。他们采用了2007年“欧洲生活质量调查”收集的31个国家（27个欧盟国家，外加挪威、克罗地亚、马其顿和土耳其）的35634名成年人的数据。

“一些人看不起我是因为我的工作岗位或收入水平”，受访者被要求针对这个问题，以同意的程度来给分。这看起来是个合理的衡量标准，足以看出不同社会中的人是不是或多或少在意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因此展开的竞争。研究者发现，在不同国家中，同意或者强烈同意这一观点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存在巨大差异。身份焦虑水平在罗马尼亚、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葡萄牙和马其顿等更加不平等的国家中更高，在捷克、丹麦、挪威、瑞典、斯洛文尼亚和马耳他等相对更平等的国家中则相对较低。其他西欧国家的不平等水平大多处于中位。收入不平等会提高社会中人们的身份焦虑水平，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它让人更强烈地感觉到社会顶层的人尤为重要，而社会底层的人几乎一文不值。而且，当金钱成为不可撼动的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时，所有人都会更担心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降低，身份焦虑会逐渐增强，而且，如你预想的那样，收入最高的人明显没有收入最低的人那么焦虑。但是，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任何收入水平的人的身份焦虑都比较严重。正如我们所预测的，更大的收入差距会加重所有人在社会评价体系中的焦虑感，让他们更担心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在更具有竞争性、更不平等、更注重物质的社会中，社会阶级的划分尤为重要，人们也更喜欢和他人进行比较，成功的主要标志就是在他人眼中过得很好，拥有所有象征成功的物质基础。支配行为体系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对可能产生社交威胁的局面格外敏感。据此，我们可以假设，当我们的社会地位更高，觉得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也会被身边人重视时，抑郁与焦虑的水平就会比较低，而当我们的社会地位极有可能下降，对人生的掌控也没那么强时，抑郁和焦虑的水平就会增高。

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当人们升到领导岗位，面对更多的要求，需要承担更多职责时，就会承受更大压力。然而，假如随着身份的提高，领导对自我的把控也变得更强，那么他们因为担当领导职务而承受的压力就会变小。

哈佛大学开设了针对企业主管的教育培训，有人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对担任领导职务（即负责管理别人）的人与没有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进行了比较。在考虑了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收入和性格等因素的影响后，研究者发现，领导者体内应激激素的水平较低，相较非领导人群，焦虑水平也更低。然后，研究者针对领导群体进行了单独研究，观察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他们对形势的掌控能力以及承受压力的能力。领导职务越高的人（即管理更多的人，有更多人直接对其汇报工作）体内皮质醇含量越低，焦虑水平也越低，因为职务越高，对周围的掌控力就越强。因此皮质醇含量更低，焦虑水平也更低。职务更高的人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控制力，他们承受的压力也更小。

斯特林大学的心理学家亚历克斯·伍德和他的同事也研究了职务高低的重要性，他们的论点是，如果社会地位对于精神健康如此重要，收入作为地位的一种标志，也应该与精神健康息息相关。获得收入的多寡最为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

他们抽取了一个非常大的样本，在全英国选出3万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了一种能够比较绝对收入水平与收入级别影响力差异的数据模型。他们发现，如果是为了预测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收入级别的参考价值比绝对收入水平要大，甚至在将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房产拥有情况等因素纳入考量后也是如此。研究者还证明，无论最初的心理状态如何，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的收入级别和接下来一年中精神状态的变化存在关联。那些企图自杀的人也是如此：人们在收入分配中所属的级别远比他们实际赚到多少钱更重要。即在一段时间内，不是具体薪资，而是人们的收入在这个社会群体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着他/她到底会出现怎样的抑郁症状。

现在，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收入不平等会让人更多感受到社会评价体系带来的威胁，从而激活支配行为体系，于是，我们渐渐理解了更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对精神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已有数项研究表明，谢里·约翰逊和同事发现的一些与支配行为体系相关的失调症状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更为常见。

美洲开发银行的研究者收集了93个国家共8万人对2007年“盖洛普调查问卷”(Gallup Opinion Poll)的回复。尽管这项调查问卷中只有受访者对抑郁症的一些主观感受，因而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其结果还是很能启发思考。在所有受访者中，共有将近15%的人反馈自己在前一天有抑郁症状。但很明显，在某些国家这个比例要低很多，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则高很多。这些差异与平均收入水平无关，但与收入不平等密切相关。与居住在乡村的人相比，城市里的人似乎更强烈地感受到不平等的影响。有些研究专门针对特定人群。比如，在针对23个高、中、低收入国家的17348名大学生开展的一项调查中，在控制了家庭财富和其他因素的变量后，研究者发现，更高水平的收入不平等会导致更严重的抑郁症状。

一些研究已经表明，收入差距更大的地方，精神分裂症也更为常见。覆盖面最大的一项研究通过107种不同的衡量标准，对26个国家中精神分裂症患病率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中患病率也更高，研究者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中，社会凝聚力更低，对社会地位的比较也更频繁。

现实就是，不平等会带来真实的痛苦——不管我们怎么定义这种痛苦，它都切实地存在。更明显的不平等加强了社会地位产生的威胁和自我的身份焦虑，唤起一种羞耻的情绪，让我们本能地想要退缩、屈服、从属于他人。而当社会阶级金字塔更高、坡度更陡，对自己身份地位的不安全感不断增加时，会出现更广泛的心理层面的负面后果。也就是说，身份竞争越激烈、焦虑越严重，人们就会越不友好、越少做出利他行为，越有可能欺辱别人。

研究进一步证明，虽然影响程度不同，但不仅仅是个别个体，而是整个社会都会遭受损害。除了感到沮丧之外，努力想要追上他人这件事也会让我们失去同理心。更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破坏整个社会的凝聚力。肯特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德弗里斯和他的同事选择了参加过一项网络人格测试的志愿者作为样本，来验证他们的假说，即不平等会营造一种竞争更激烈、人心更涣散的社会氛围。

他们测量人们在“亲和度”量表——该量表衡量人们对别人的态度及行为，指标包括乐于助人、体贴、相互信任，而不是试着给他人挑错、冷漠、粗鲁或是好斗上的得分。研究者们想要验证，生活在更加不平等社会中的人在应对更加鲜明的阶级划分时，“亲和度”水平是否会更低。即使是将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城镇化水平、平均收入水平和种族等因素纳入考量后，他们的猜想依然得到了证实。

牛津大学的社会学家玛丽·帕什科夫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她发现，在收入不平等更严重的欧洲国家，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帮助邻居、老人、移民、病人和残障人士的意愿都更低。人们并不会更加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反而很容易被不平等带来的各种困难束缚，从而变得灰心丧气。另外一项更深入的研究收集了24个欧洲国家的实验数据，证明了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公共生活的公民参与度(加入娱乐、政治、慈善、宗教或其他专业团体、俱乐部或机构组织的意愿)明显要低许多。多年来，我们也很清楚，在更不平等的地方，对他人的信任度会变低。很显然，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的凝聚力会变小。

之所以随着不平等越来越严重，人们的公共生活参与度会降低，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不断增长的社会评价威胁：人们选择退出公共生活，因为它给他们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增大，整个社会也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人们越来越自我封闭，左邻右舍之间关系疏远，同时更担心自己的外表，怕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更倾向于“离群索居”。当人们感觉被人排斥或者受到威胁时，这种心理过程不仅会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还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收入不平等》，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