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巨潮 杨旭然

芒格在近日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中，表现出了非常直截了当的悲观态度：

“与六个月前相比，现在美国的每家银行对房地产贷款都收紧了很多。它们似乎都有大麻烦了。”

“现在很难再获得像过去那样的回报了”，但是“就在这个游戏变得越来越艰难的时候，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玩这个游戏。”

“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将永远繁荣昌盛。但我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还会跌跌撞撞地度过难关。”

这并非是他唯一一次表露出悲观态度，但却是较长时间以来最直截了当、最清晰明确的一次，这非同寻常。他的悲观体现在三个方面：对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悲观、对投资行业的悲观以及对美国经济整体的不乐观。

虽然芒格所表达的是对美国房地产、美国经济的担忧。但考虑到美国经济对全球巨大的影响力，我们对此应该理解为，美国经济的问题就是全球经济的麻烦，这在过去百余年的经济周期波动中早已被清晰验证了。

一场尚未发生的经济危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讨论，而美国似乎正是这场潜在危机酝酿的温床。我们看到高利率正在引发部分银行的崩溃，也看到通货膨胀所导致的消费力的下降，以及这些问题所导致的各种次生灾害。

硬币的另一面，是如今市场上充斥着过去几十年经济繁荣、财富创造以及印钞放水所形成的资本，而这些资本无一不想追求绝对的收益——就像芒格所说的，在游戏变得越来越艰难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想要玩这个游戏。

这种大环境下，投资变成了一项极难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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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格非常直接地警告，投资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投资者需要应对一段时间回报率较低的时期。”

这其中包括了两部分内涵。

首先是可投资标的不足。通常来说，资本需要寄生在企业的躯体之上获得收益，当企业的躯体不够健康，或发展表现无法满足资本对于增值的预期之后，资本就会选择放弃投资，或逃离已有投资。

对于巴菲特和芒格式的价值投资来说，这一点尤其明显。所谓科学理性的投资理念，就意味着尽可能减少在投资过程中承担的风险，尽可能安全稳定地获取投资收益，这就对被投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显然，目前适合进行这样安全可靠的投资的“宿主”越来越少，绝大多数企业都在面对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这直接导致巴菲特在近两年做出了很多看起来并不寻常的交易，包括对暴雪的投资被质疑内幕交易，对台积电的投资变成了短线操作，并且历史上第一次投资日本企业，而这与他所坚持的“美国国运”理念存在一定的冲突。

其次是资本的供给过剩。芒格这一次谈话之所以值得被重视，就在于他犀利地指出了资本过剩的现实问题。在此前这个问题虽然明显，并没有太多投资界的人士愿意承认这一点。

这个世界上所有可以被称之为“资本”的财富，都有强烈的增值冲动，它们对内表现为资产，对外则表现为商品——资本需要通过交换为其他资产（包括黄金白银、外汇货币、大宗商品、企业股权等等）而获得利益。这些资本与普通人的日常消费完全不同，它们的每一次流出都是为了回流，每一次交换都是为了赢取更多收益。

越来越多的资本作为商品出现在了全球资本市场中，去试图交换那些值得投资的企业股份，但值得投资的企业的供给却变得有限。这就意味着资本作为商品变得过剩了，在交换中处于弱势地位——必须付出更高的价码，才能进行理想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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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格承认自己和巴菲特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处于投资行业的黄金时期。

这过去几十年的黄金时期里，有低利率环境下充裕的资金，有要价不高的企业股东和创始人，也有不断冒出来的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的优秀公司，这些都构成了投资这个行业发展所必须的要素。

两人于弱水三千中只取一瓢，历史上蓬勃发展的沃尔玛、亚马逊们都入不得他们的法眼，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各个行业里最优秀的公司，同时也需要那些竞争压力最小的行业，也需要那些企业家需要投入聪明才智最少的领域。眼光只有如此挑剔，才能确保伯克希尔·哈撒韦仅需三十多人就能管理数以千亿美元计算的资产和几十上百家的企业。

如今符合这样要求的企业越来越少。在投资了雪佛龙、西方石油之后，巴菲特手握巨量美元现金再度陷入踟蹰。和以往不一样的是，这次不仅是对于投资本身的考虑，更进一步出现了对宏观经济、对“美国国运”的再评估。

芒格不认为可以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将永远繁荣昌盛（或许巴菲特也将在不远的将来有类似表述）。这是一种高等级智慧的体现，因为这是一种脱离了利益依附导向的判断。他看到了一个大国长达几十年的繁荣，并充分地受益其中，却没有因此产生无限度的迷恋与狂热，而是站在了理性和实际的一方。

投资者如果完全被屁股决定了脑子，自然无法对所处的环境产生正确判断。

 

芒格正在对美国国运进行新一轮的总结和反思。在大洋彼岸，中国也进入了历史的转折期。

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过去几十年，中国也同样面对了和美国类似的经济发展大环境：都有从左翼政治中解放出来的社会生产力，都有持续不断的科技进步与产业应用，也都有全球市场蓬勃的商品需求所带来的机遇。

这些都促使了两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最终也同样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但两个国家终究是两个国家，芒格对美国国运的再审视无法套用到中国国运身上。民族基因和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让两者只能渐行渐远。

在同样的潜在的危机面前，中国更加强调经济社会的平衡。我们看到，这种强调并非通过强制性的“二次分配”手段实现，而是通过鼓励商品生产与竞争实现的。更多竞争意味着大企业的部分利润被分流，也意味着消费者可以买到更低价的商品，从而降低生活成本。

这和西方世界滥用供给侧限制，保全大企业、大资本利益而不顾通货膨胀下的民生要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及，中国强调以“自主、安全、可控”为原则，去重构大量产业的竞争格局，鼓励发展那些以往被外资所掌控的行业，特别是科技产业，并驱动社会资本进入到这些领域进行投资，以解决这些行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问题。

“有形的手”发挥作用之后，财富的再平衡，利益的再分配就得以推进。可以说，我们正在看到的，本质上就是一场不见血的革命。而这场革命，解决的正是芒格所观察到的一部分问题在中国的体现。

只是这些政策的制定，并不需要等到芒格发出悲观信号，而是早已展开。

毕竟，对平抑经济周期的努力，对财富分配不均的警惕，已经牢牢刻印在这个民族的基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