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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高级别财经工作会议首提“人口安全”,有何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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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高级别财经工作会议首提“人口安全”,有何深意?

此次提出“人口安全”的概念,也表示国家从安全角度出发,加强了对人口问题的重视程度。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赵孟 实习记者 梁珺怡

界面新闻编辑 | 翟瑞民

日前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这次会议首次提出,要更好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优化人口结构,维护人口安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此前在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改为中央财经委员会。界面新闻梳理发现,截至目前中央财经委员会已召开12次会议,这是人口问题第一次被列入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研究议题,其中“人口安全”的提法尤为值得关注。

“人口安全”这一概念出现较早,但在过去我国人口规模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业内关于“人口安全”更多着眼于“保持低生育率”,官方层面很少提及。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率陷阱,2022年人口总量首次出现负增长,“人口安全”在官方文件和会议中开始被频繁提到,其内涵也已经发生变化。

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财经工作会议,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中首次出现有关“人口安全”的表述,这意味着什么?

中国人口学学会会长翟振武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当下“人口安全”的主要内容是针对目前生育率较低、人口负增长等问题,这对国家未来发展可能造成的损害较大。此次提出“人口安全”的概念,也表示国家从安全角度出发,加强了对人口问题的重视程度。

2023年第2期《人口研究》发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贺丹和刘中一的文章认为,“人口安全”概念作为新时代人口发展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人口学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理念的实践、阐释和丰富。“人口安全”不仅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人口领域的直接体现,而且对政治安全、国防和地缘安全、经济社会安全、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篇题为《从人口安全视角完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再思考》文章追溯了“人口安全”这一概念发展背景时指出,虽然“人口安全”作为一个基础性、战略性问题在历史上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其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最早见于2003年有关部门举办的“人口、社会与SARS”研讨会。

文章介绍,在当时的会议上,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负责人首次提出了“人口安全”的概念。不过,由于专业背景和时政热点等因素的羁绊,当时“人口安全”的内涵多关注人口自身发展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内部要素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外部要素之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此后在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国家相关部门组织包括10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针对人口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于2007年正式发布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是“人口安全”问题的概念或提法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相关文件中(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

受到此标志性事件的鼓舞和激发,以人口学者为主的研究者群体围绕“人口安全”理论与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由于“人口安全”概念在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人口安全”与人口问题在概念边界上的模糊以及“人口安全”理论研究没有新的实质性突破,导致这一领域研究和讨论热度逐渐降温。

界面新闻注意到,这一时期业界对“人口安全”的相关讨论,存在一定程度的“历史局限性”,更多着眼于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

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虽然此次会议并未提及人口安全,但当时我国正值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的过渡时期,人口形势已悄然发生变化。

前述文章指出,“人口安全”不像军事安全、政治安全那样边界清晰、相对独立,而是与其他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在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之中,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换句话说,“人口安全”问题往往牵涉到其他传统安全问题,大多情况下很难独立解决,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中,人民、国土、民族等概念都与人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讨论总体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时,“人口安全”作为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议题。

在此期间,“人口安全”问题也引起社会各界关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南昌航空大学副校长、农工党江西省委会副主委罗胜联建议,将“人口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议题,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特别工作小组,调查以往人口政策的制定过程, 对误导和渎职者追究责任,对人口学会和计划生育部门进行重大改组,促使人口观念和相关机制回归到能维持民族繁衍的正常状态。

人口学专家黄文政、全国政协原常委李崴曾多次发文或通过相关渠道建议,应将“人口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议题,在国家战略层面探讨人口趋势对国家安全各领域的影响,以及何种人口政策才能保障我国的安全利益。“必须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管理,如果是地方来管理,无法构成大的循环,无法满足人口红利产生的时间跨度要求,只有国家有能力建设机制进行调度和保障。”黄文政说。

2016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指出,“今后15年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阶段,人口自身的安全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等外部系统关系的平衡都将面临不可忽视的问题和挑战”。这是“人口安全”概念再一次进入国家政策决策层面,且上升到国家人口战略规划的高度。 

对于中国人口安全的面临的新形势,前述贺丹和刘中一的文章指出,“人口安全”风险的概念内涵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人口发展形势发生根本性转折的重要历史时期。虽然我国育龄妇女基数大,生育潜能仍在,但影响生育的结构性压力凸显,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低生育长期化态势明显。

“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迫切需要纳入‘人口安全’的视角,从促进人口发展和维护人口安全两个维度共同发力:一是在人口发展战略中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二是加强人口监测预测预警,防范各类人口风险;三是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实施应对少子化国家战略;四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高防范化解风险能力;五是完善人口安全保障体系,促进家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该文章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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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高级别财经工作会议首提“人口安全”,有何深意?

此次提出“人口安全”的概念,也表示国家从安全角度出发,加强了对人口问题的重视程度。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赵孟 实习记者 梁珺怡

界面新闻编辑 | 翟瑞民

日前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这次会议首次提出,要更好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优化人口结构,维护人口安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此前在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改为中央财经委员会。界面新闻梳理发现,截至目前中央财经委员会已召开12次会议,这是人口问题第一次被列入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研究议题,其中“人口安全”的提法尤为值得关注。

“人口安全”这一概念出现较早,但在过去我国人口规模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业内关于“人口安全”更多着眼于“保持低生育率”,官方层面很少提及。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率陷阱,2022年人口总量首次出现负增长,“人口安全”在官方文件和会议中开始被频繁提到,其内涵也已经发生变化。

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财经工作会议,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中首次出现有关“人口安全”的表述,这意味着什么?

中国人口学学会会长翟振武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当下“人口安全”的主要内容是针对目前生育率较低、人口负增长等问题,这对国家未来发展可能造成的损害较大。此次提出“人口安全”的概念,也表示国家从安全角度出发,加强了对人口问题的重视程度。

2023年第2期《人口研究》发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贺丹和刘中一的文章认为,“人口安全”概念作为新时代人口发展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人口学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理念的实践、阐释和丰富。“人口安全”不仅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人口领域的直接体现,而且对政治安全、国防和地缘安全、经济社会安全、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篇题为《从人口安全视角完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再思考》文章追溯了“人口安全”这一概念发展背景时指出,虽然“人口安全”作为一个基础性、战略性问题在历史上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其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最早见于2003年有关部门举办的“人口、社会与SARS”研讨会。

文章介绍,在当时的会议上,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负责人首次提出了“人口安全”的概念。不过,由于专业背景和时政热点等因素的羁绊,当时“人口安全”的内涵多关注人口自身发展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内部要素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外部要素之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此后在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国家相关部门组织包括10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针对人口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于2007年正式发布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是“人口安全”问题的概念或提法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相关文件中(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

受到此标志性事件的鼓舞和激发,以人口学者为主的研究者群体围绕“人口安全”理论与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由于“人口安全”概念在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人口安全”与人口问题在概念边界上的模糊以及“人口安全”理论研究没有新的实质性突破,导致这一领域研究和讨论热度逐渐降温。

界面新闻注意到,这一时期业界对“人口安全”的相关讨论,存在一定程度的“历史局限性”,更多着眼于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

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虽然此次会议并未提及人口安全,但当时我国正值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的过渡时期,人口形势已悄然发生变化。

前述文章指出,“人口安全”不像军事安全、政治安全那样边界清晰、相对独立,而是与其他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在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之中,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换句话说,“人口安全”问题往往牵涉到其他传统安全问题,大多情况下很难独立解决,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中,人民、国土、民族等概念都与人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讨论总体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时,“人口安全”作为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议题。

在此期间,“人口安全”问题也引起社会各界关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南昌航空大学副校长、农工党江西省委会副主委罗胜联建议,将“人口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议题,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特别工作小组,调查以往人口政策的制定过程, 对误导和渎职者追究责任,对人口学会和计划生育部门进行重大改组,促使人口观念和相关机制回归到能维持民族繁衍的正常状态。

人口学专家黄文政、全国政协原常委李崴曾多次发文或通过相关渠道建议,应将“人口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议题,在国家战略层面探讨人口趋势对国家安全各领域的影响,以及何种人口政策才能保障我国的安全利益。“必须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管理,如果是地方来管理,无法构成大的循环,无法满足人口红利产生的时间跨度要求,只有国家有能力建设机制进行调度和保障。”黄文政说。

2016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指出,“今后15年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阶段,人口自身的安全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等外部系统关系的平衡都将面临不可忽视的问题和挑战”。这是“人口安全”概念再一次进入国家政策决策层面,且上升到国家人口战略规划的高度。 

对于中国人口安全的面临的新形势,前述贺丹和刘中一的文章指出,“人口安全”风险的概念内涵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人口发展形势发生根本性转折的重要历史时期。虽然我国育龄妇女基数大,生育潜能仍在,但影响生育的结构性压力凸显,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低生育长期化态势明显。

“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迫切需要纳入‘人口安全’的视角,从促进人口发展和维护人口安全两个维度共同发力:一是在人口发展战略中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二是加强人口监测预测预警,防范各类人口风险;三是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实施应对少子化国家战略;四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高防范化解风险能力;五是完善人口安全保障体系,促进家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该文章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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