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外媒消息，当地时间5月19日，英国当代著名作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于美国弗洛里达家中去世，享年73岁。

马丁·艾米斯，1949年生于牛津文学世家，为著名小说家金斯利·艾米斯之子。马丁·艾米斯与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并称英国“文坛三巨头”。

1974年，艾米斯凭其处女作《雷切尔文件》摘得毛姆文学奖，并被誉为“文学天才”。此后艾米斯借其一系列风格多变的作品步入文坛巅峰：《金钱——绝命书》（1984）入选《时代》杂志“一百部最佳英语小说”；《时间箭——罪行的本质》（1991）和《黄狗》（2003）先后入围布克奖提名。

得知友人的死讯后，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说，“他（艾米斯）总说想要留下一架子著作——可以骄傲地说，‘从这儿到那儿都是我写的。’如今斯人已逝，朋友们会非常想念他，但我们还有他留下的满架著作。”

在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2018年对伊恩·麦克尤恩的专访中，麦克尤恩曾肯定他与马丁·艾米斯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友谊，即使他们的写作风格并不相同，“我跟马丁·艾米斯、萨尔曼·鲁西迪、朱利安·巴恩斯都是朋友。我从1973年左右就开始在伦敦居住，在那里遇到了我的很多朋友，他们现在也仍然是我的朋友。……当我明天回到英国，我会和朱利安·巴恩斯吃饭，马丁·艾米斯上个月来找过我们。”

为了纪念这位作家，我们从今年再版的马丁·艾米斯自传《经历》中节选了部分章节，展现了他与文学前辈索尔·贝娄的交往，以及对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文学遗产的评论。

“我们若想看清任何东西，死亡就是镜子所需的黑色涂层”

撰文 | 马丁·艾米斯  翻译 | 艾黎

1985年，在伦敦，命运把贝娄和我又带到了一起。我们三人做了一场以讨论为形式的深夜电视节目。索尔和我一起坐了一两次出租车。还有一次晚饭，我的第一个妻子安东尼娅·菲利普斯也来参加。索尔像是在独自旅行。我现在知道了当时他和第四位妻子——《祸从口出的他》（1984）一书的题献人——的婚姻结束了，或者近了尾声。但那时我对他的私人生活没有什么好奇心。我想说的是，我对他的感情总是基于文学上的敬慕，而这种敬慕也不断地塑造和刷新我对他的感情。在他的书页中，他会“阅读”一张人脸，一个人的气场，那样的时候，我对他的敬慕简直无以复加。这些“阅读”不仅仅是印象式的描述，它们见微知著，具有《圣经》的风格。所以，那个时候我发现他的目光灼灼，像是在检测。我感觉得到他的注视在检测我。他能看着我的脸，非常明确地告诉我等在我面前的有多少麻烦。 

1987年初，我被邀请为在海法举行的索尔·贝娄会议写篇文章。会议是由著名的以色列小说家约书亚（Abraham B. Yehoshua，1936—2022）组织的。我接到的任务是评论将要出版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一书。我和妻子一道飞到以色列，很晚才到了海法的宾馆，宾馆的厨房已经歇业很长时间了。我记得我们要到了一只苹果和一只番茄。第二天一大早，电话里传来一声粗暴的叫嚷声：我被告知“会议转车”正在前庭等着出发，发动机轰轰的转声现在都听得见。我饿着肚子，衣冠不整地坐车到了一幢像是多层防空洞的大学建筑里，听了一系列美国学者的演讲，比如“装入笼子的现金收钞机：《悬挂的人》中的存在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各种张力”。索尔也在。有人听到他说，这类东西他要是得再多听一会儿，准得死，不是因为心碎，而是因为沉沉的死气。之后，“索尔·贝娄会议中心”的现场不怎么见得到索尔·贝娄。（也不怎么见得到我。）不过，最后一天，我和小说家艾伦·列利丘克、阿摩司·奥兹做报告时，他没有退缩，坚定地出席了。

赞美了天气的灿烂，赞美了小说的出色后，我接着说道：

我极度的自得还有如下的理由：贝娄一直在读菲利普·拉金的诗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里的这位叙述者在巴黎长大，在鲍里斯·苏瓦林、亚历山大·科耶夫等极有分量的思想家的影响下长大。他们谈论地缘政治、黑格尔、在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写出来的书叫做Existenz什么的（注意结尾有力的“z”，而不是更为温和的“ce”）。我在威尔士的斯旺西长大，菲利普·拉金经常在家中出入。他不会谈论后历史的人类。他会讨论过早谢顶而引发的一场场的心理剧。贝娄引用拉金：“每个人身上都安眠着由爱而得出的生命的感觉。”拉金“也说过人们梦想‘如果得到过爱，他们会做什么。无所疗愈之痛’”。没错，“无”——即，死亡——确实能疗愈那种伤痛。对拉金来说，爱不是一种可能。因为对他来说，死亡横跨在爱之上，令爱变得渺小而可笑。他于1985年去世。到了贝娄这个年纪，他已经去世好多年了。对他来说，死亡把爱挤了出去。对贝娄来说，像是反了过来。按书名的说法，更多的人是死于心碎。嗯，拉金从来没有心碎过，不是那种意思上的心碎。这部新小说想告诉大家很多很多，但其中一桩是，你需要心碎，让你继续是个凡人……叮嘱一句，得是合适的那种心碎。好吧，不管你是否需要，你必定会得到的。

生命竟然会如此依循同一主题，我觉得惊讶极了。今天（1999年7月13日），我读到艾伦·布鲁姆《美国思想的封闭》（1987）一书中的这一段落：“很少有人能够接受自己灭亡……面对我们在意的事，却没有足够的宇宙的支持。因此，苏格拉底把哲学的任务定义为‘学会如何去死’。”这让我想到了贝娄的说法：“我们若想看清任何东西，死亡就是镜子所需的黑色涂层。”这一说法又把我带回了拉金和他的诗行，“双眼想躲开死亡的对视，那昂贵的代价。”昂贵！没错，它确实是昂贵的：令人咋舌，望而生畏，倾家荡产，花了大价钱买来。可是，就在1985年11月21日，他整理好自己的睡衣和梳洗用品，离家去医院，还集聚了轻松、幽默和慷慨又再写了一封信：给我的父亲。拉金对握着他的手的护士，说了最后的话“我要去躲不过的地方了”。他在最后的屋子，对着最后的女人，说了最后的话。

会议结束了，我们都往南边去——去耶路撒冷。在那儿，索尔和我交了朋友（我自认为如此）。

“索尔·贝娄在一定意义上是不是您的文学父亲？”

当我们的交往众所周知，在采访时，经常（不是不受欢迎的）会碰到这个问题，我一般是这么回答的，

“但我已经有了位文学父亲了。”

那时，在1987年，这一说一点不错。

书摘选自马丁·艾米斯的自传《经历》，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发布，小标题为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