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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显男性自我，爱情想象贫瘠：《消失的她》为何令人不适？

这种厌女的感觉究竟从何而来？当我们看完影片，除了能吐槽一句“不要靠近男人，会变得不幸”，到底还剩下什么？

尹清露 · 来源：界面新闻

《消失的她》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界面新闻记者 | 尹清露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在端午档电影中，由陈思诚监制、崔睿导演的悬疑片《消失的她》稳坐票房首位，截至6月27日，票房已经突破10亿。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其不稳定的口碑，豆瓣评分一路跌落至6.6分。正如某些影评指出的，它看似是女性题材，实际上透露出强烈的厌女色彩。公众号“俗女老王”发文指出，女性视角只不过是障眼法，这是一部很明确的男性电影。

《消失的她》改编自前苏联电影《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何非（朱一龙饰）与妻子李木子在潜水课上相识，在去往泰国的结婚周年旅行中，木子神秘失踪，一名性感的陌生女子（文咏珊饰）在此时现身并声称自己就是木子，何非找来跨国律师陈麦（倪妮饰）帮忙。此后情节一波三折，观众最终发现杀害木子的人正是何非，其目的是继承木子的丰厚家产。陈麦的真实身份是木子的闺蜜沈曼，作为一名获得国际大奖的戏剧导演，她找来假木子与其他剧场演员，希望拆穿何非的谎言，找到木子失踪的真相。电影上映第二天，“朱一龙从迷人变吓人”的词条窜上微博热搜，不少观众还表示，看完以后“恋爱脑都治好了”。

单纯看剧情简介，电影似乎并无太大问题，那么这种厌女的感觉究竟从何而来？看完影片除了能吐槽一句“不要靠近男人，会变得不幸”，我们还能做什么？

为女性发声，却仍以男性为主体

《消失的她》十分强调情节不断反转带来的爽感，最大的反转便是沈曼用一场“戏剧”成功为闺蜜复仇、把何非送进监狱，这也为影片打上了“girl helps girl”的标签，仿佛替女性观众出了一口恶气。

然而，这样的结局无法掩盖观影过程中的不适。究其根本，全片只有何非拥有相对完整的个人叙事。他出身底层、做过外卖员和调酒师，试图在上海闯出一番天地，却因为发现赌博这一通往成功的捷径而走上自我毁灭（并毁灭妻子）的道路。相较而言，三名女性角色是相当职能化的——木子安静内向而容易相信他人，这构成了杀妻的铺垫；沈曼看似英姿飒爽，但关于她的细节都是为了叙事服务，比如戏剧导演的职业是为了最终的反转，喜欢在红茶里加柠檬片的习惯是为了说明她和木子的闺蜜关系，就连她与木子成为朋友的契机也是廉价的“过命梗”——沈曼儿时遭遇校园霸凌，在跳楼之际被木子临时救下。至于那名美艳的假木子，她的形象是典型的男性视角下的“蛇蝎美人”（femme fatale），身着一袭红裙，为了假扮成木子而忍痛以火印在大腿伪造胎记。然而，她如此拼命帮助沈曼的理由被一个镜头轻巧带过：假木子抬起割腕过的手，暗示自己也曾遇到过渣男。

在《女性的思想》一书中，日本社会学者上野千鹤子曾如此分析近代日本文学：她认为，对于男性创作者而言，只有成为男人梦中的合作演员并奋力表演，才会出现女人占据优势地位的脚本。男人看似因为自己编织的梦而被女人玩弄于股掌，然而事实上，那不过是他们自己预先写出的脚本罢了。

这种“甘愿被女人玩弄”的心态，鲜明地体现在何非与假木子在海滩晚餐的戏份中，此时的何非决定借坡下驴，似是而非地与假木子调起情来，但这段戏码存在的意义更像是满足男创作者的意淫心态，也出现了许多男性凝视与迎合凝视意味的台词（“把你们告到内裤都不剩”、“老公，我就是要玩死你”）。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说男性对女性的想象总是逃不开“圣母-荡妇”的二元刻板印象，真木子和假木子就正好位于这两极之上。就如上野所说，大多数男性作家之所以选择文学，是因为可以投身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并沉浸其中，而如果不通过“女人之梦”，他们就无法看到和走进自己的内心。真假木子围绕男人的异性恋想象产生，归根结底是男性内在风景的一部分，自然也不会动摇父权制的规范秩序。

那么沈曼是否逃出了这一秩序呢？在片中，她被强调的情感是与木子的姐妹友谊，也如某些网友看到的，这种情感甚至超越了友谊的范畴。然而，这名人物的有效性同样值得怀疑。在《暴力女性电影：男性可以暴走，女性为什么不可以？》一文中，酷儿电影研究者海德薇格认为，在刻画复仇的女性时，她们的反抗往往需要某些可以被理解的理由，比如被男权深深伤害，《末路狂花》中的路易斯就是因为曾被强暴而开枪将男子射杀；另一种方式是将其描绘成女同性恋，比如《女魔头》中的沃诺斯和西尔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削弱她们越轨行为所造成的破坏。

沈曼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何况她的行为并没有真正“越轨”，而是属于一场大型“戏剧”——不对现实机构造成任何损伤（杜江扮演的假警察出现在警察局外、用于逼供何非的假医院则建造在一片荒地上），仅仅是把一名犯罪的男人送进了监狱。

诸多观众评论认为，片中的女性互助情节还算感人，败笔在于结尾，当何非看到木子怀孕的B超照片时，他幡然醒悟并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似乎说明在男人眼中孩子比妻子的性命更重要。但是按照前述分析，我们不如说这个结局才是符合本片一贯叙事的，为闺蜜复仇是因为她遇到了“坏男人”——言下之意便是，如果男人是“好的”，那么结局本应该是婚姻幸福和传宗接代。

用“妻子怀孕”来抚平男主角的伤痛，近期上映的电影《温柔壳》的剧情也如出一辙。导演试图表达两名精神病患（分别由王子文和尹昉饰演）如何相爱并相互救赎，但当两人离开医院组建家庭，叙事明显开始倒向男主一边，他发病更频繁，病症也更为复杂，女主角的病情却奇迹般地稳定下来。她需要负责照顾丈夫和他同样患有精神病的老爸，还要在怀孕的情况下在美甲店上班。这不禁让人质疑，得到治愈和救赎的到底是谁。

纯爱和理性算计之外，爱情还剩什么

与对女性角色的薄弱想象一脉相承，电影对于爱情的刻画也相当浅薄、非此即彼。影片前半部分，何非追求木子的情节可谓“纯爱”：作为潜水教练的何非邀请木子一起去海底看星空，采取微信轰炸直到对方被打动。谜底最后才渐次揭晓，原来锲而不舍的追求只是因为看上了木子继承的巨额财产，“去海底看星空”则变成一句不祥的预言——何非正是在泰国海底潜水时借机杀害木子的。似乎在主创眼中，爱情关系有且仅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冰冷的算计，要么是滤镜满满的幸福，且后者极有可能只是虚假幻梦。这一逻辑延续到了后续的宣发和观众回应中，热搜词条写着“恋爱脑必看”，抖音视频下方则出现了不少反串评论，称本片是“绝世小甜剧”，朱一龙是“绝世好男人”。

摇摆于“清醒”与“恋爱脑“之间，这似乎已经是年轻人的某种常态，《消失的她》正迎合了这一点。这一状态也体现出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在著作《冷亲密》中命名的“情感资本主义”，在今天，情感成为可被评估、检查和量化的实体。重点在于，它“促成了一个痛苦的自我，一个由心理缺陷来定义身份的自我，它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改变的命令，才能被重新纳入市场之中”。于是，我们越来越割裂超理性世界和私人世界的联系，而后者越来越被自我制造的幻想支配。易洛思继而提到，幻想从未像如今这样丰富和多元，但它们可能因为逐渐与现实脱节而变得软弱无力。

值得注意的是，“自我理性化”与“自我制造的幻想”看似相反，实则一体两面——正因为现实中的感情充满算计，所以要逃遁到恋爱幻想之中。从观众的微博评论中经常可见这样的句式：“看完《消失的她》，奖励自己再看两集纯爱开心一下吧。”

这部影片的原型之一是“泰国坠崖孕妇”事件，实际上具有很强的议题性，然而影片试图激起的情绪却是值得怀疑的，它虽然有可能让女性一定程度上提高警惕、避免此类事件，却又挖空了事件的核心。因为问题的关键并非女性是否“恋爱脑”，而是父权既得利益者的掠夺与盘剥使女性不得不转向自保，这种被掠夺的状况却是很难通过女性一己之力的权衡利弊就得到改变的。

引人思考的女性角色应该是怎样的

如上文所述，《消失的她》对女性发声更像是浅显而迎合流行情绪的口号，片中的女性是完全可以理解也完全正义的符号，她们为惩罚“渣男”而生，别无其他目的。另一方面，电影中厌女的视线无处不在，所以就出现了假木子这样有些割裂的角色——既是好人，又是个美丽“坏”女人。不如说，这种不愿直视女性真实样貌的做法本身就是极为厌女的。

如果要在电影中真正颠覆男性的固有言说，创作者应当注意女性处境的复杂性，这一处境并不发生在《消失的她》那样密闭架空的孤岛上，而与阶层等问题紧密交叉。比如在2022年的韩国电影《下一个素熙》中，家境普通的素熙在与女性好友发生口角时会被刻薄地评价，做接线客服的她只是个“天天挨骂的死丫头”；公司内部暴力压榨素熙的人，并不是她的男上司（他反而具有一些温情和正义感），而恰恰是后来的女上司，她无情地辱骂素熙讨要应得的实习报酬是因为“太穷”，这成为了把素熙逼上自杀道路的最后一根稻草。播客“反派影评”指出，这正是《下一个素熙》导演郑朱莉的犀利与深刻之处，由于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往往被认为是软弱的，所以必须展现出更强硬的姿态，这使得女性之间的互害一览无遗。

海德薇格的结论是，我们必须不断地创造出不能被轻易理解的女性角色，比如电影《珀尔》中那个打破纯洁女性与暴女界限的女孩，她是饱受母亲折磨的纯真乖乖女，但下一秒就拿着鹅去喂鳄鱼，心怀不满地大开杀戒。海德薇格认为，这些行为都没有清晰的可以被道德化的动机，也没有忏悔和愧疚。珀尔的行为虽然古怪，却并非全然不可理解，她唤起了观众的诸多共情——比如因被禁锢在农场中无法实现梦想的感受，以及妯娌被选中参加舞蹈表演时的嫉妒。

影片的优秀正说明，对于女性的理解与支持从来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而是曲径通幽的，这需要创作者真诚面对女性幽微的内心。唯其如此，那个“消失的她”才不再是空洞的想象，而可以有着具体、丰盈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