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尹清露 潘文捷 董子琪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编者按：没有等到米兰·昆德拉捧得诺奖的消息，今天我们却收到了他离世的噩耗。中国台湾地区作家唐诺在写给昆德拉《庆祝无意义》的一篇书评中说，诺贝尔文学奖“不太敢要、甚至畏惧那些一下子超过太多走得太远的东西，那些太过复杂以至于无法顺利安装回当前人类世界的东西”，昆德拉的写作便属此类。他问，昆德拉本人还在意诺贝尔吗？又以《庆祝无意义》本身的体量、题材和写法判断，不，他不在意。

昆德拉自从1967年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就收获了巨大的声誉，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不仅把自己藏在文字之后，秘不示人，更无与伦比地试图将思想藏在小说之后——甚至，放弃纯粹的、哲学的、思想的表达。

《巴黎评论》的采访者问他，“为什么一个小说家会在他的小说中，想要剥夺自己公然地、独断地表达哲学观的权利？”昆德拉以一种几乎冒犯的方式揭穿了对文学的误读方式之一：“人们经常讨论契诃夫的哲学，或卡夫卡的，或穆齐尔的，但只是为了在他们的写作中找到一条连贯的哲学！他们在笔记中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发展成智力练习，玩似是而非，或即兴创作，并非一种哲学的断言。写小说的哲学家，不过是用小说的形式来阐明自己观点的伪小说家。”

这在昆德拉身上形成了一组对立。正如法语学者、译者黄荭在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采访中所言，昆德拉是如此清醒、敏锐、通透，连他的小说名都充满着寓意和对人生的感悟，比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生活在别处》《庆祝无意义》等。而恰恰是他，放弃了对哲学的依附，甚至拒绝哲理小说作者的称呼。

昆德拉的中文译者董强和余中先都见过昆德拉本人。前者在他的书房里见到了一屋子昆德拉自己的书，包括全球范围内各个语种的翻译，后者则被昆德拉要求当场把中译本中几句话重新翻译回法文，以确认自己的意思没有被误会或歪曲。

上海译文出版社昆德拉系列的引进译介是赵武平负责的，他自新冠疫情以来没有再见过昆德拉，斯人已逝，两个月后再会的约定也就此落空。一两个月之后，译文社将推出昆德拉的一本新作，谈的是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以及二战以后的捷克文学，包括中欧国家的历史与政治。赵武平不确定今天的年轻读者是否仍爱读昆德拉，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最近乌克兰的事件和欧洲的动荡可能让读者对昆德拉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昆德拉译者董强：

昆德拉是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没有之一

得知昆德拉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写邮件跟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沟通事情，这时我的手机就被打爆了。我现在的心情非常沉痛，因为疫情我没能去看望昆德拉。知道他身体不好，本来想今年或者明年去拜访他，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曾经是昆德拉的学生，也是他唯一的亚洲学生。对我来说，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没有之一。虽然他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但是“小说家”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把思想艺术性和生活经历相结合，对小说的理解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哲学高度。所以我敬仰他，主要是因为作品，不仅仅是政治的原因。

我翻译了昆德拉的三部作品，最有名的一部是《小说的艺术》。虽然在我翻译之前，他的作品已经有人翻译过了，但我比较理解他的文学思想，所以他希望我来翻译他的理论著作，我也想帮助中国读者得到一个更完整的昆德拉。

因为昆德拉可能是全球范围内翻译版本最多的作家，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他的书房里全都是他的作品。

跟很多现代作家一样，昆德拉也会受到误读，比如有人从政治角度去读他，有人认为他的某些描写比较大胆，甚至有人认为他对整个生活的看法有点轻飘飘的，读起来比较轻松。这些都是被误读的地方。实际上，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从轻松中表达出特别深刻，甚至特别沉重的东西。八大山人说“哭之笑之”，昆德拉就有这样的一种艺术的力量。

昆德拉译者余中先：

翻译昆德拉要同时关照法语和捷克特质

昆德拉的作品都经过了他自己的方式处理，这种方式是幽默的、讽刺的、玩笑的或戏仿的，但话题实际上是很重的。

他作品中的捷克特质是很明显的，这么一个小的国家，处于西欧和东欧之间，历史上又处于斯拉夫国家和拉丁国家之间，尽是在受气，所以说它有波西米亚精神。我们现在说的波西米亚在哪儿？就在捷克，这使得他用一种很幽默态度来对待人生和文学。

昆德拉对作品有自己的保护方式，比如90年代之后，他认定其他国家翻译他的作品要从法语转译，因为法语（版本）是他读过之后认定的，不会曲解他的意思。如果是从英语翻译过来，多多少少会经历意思的丢失，成为某种背叛。他写过《背叛的遗嘱》，对自己的文本非常苛刻。他对自己的生平也不愿多说，这使得大家反而会去更多地了解他的作品。

在翻译昆德拉的时候，我既要照顾到法语的东西，又要照顾到捷克的东西。当然他后来也直接用法语写作了，但是我们需要忠于源头，比如他会大量地谈到卡夫卡——卡夫卡是布拉格人，是用德语写作，所以当米兰·昆德拉谈到卡夫卡时，我们就要找到德语背景下的卡夫卡。这一点的考验还是蛮大的。

我曾在2003年和昆德拉见面，我带了我的翻译本，他考我，第几章的第几页里你是怎么处理的？因为他对这一节比较敏感，我不得不把中文再译成法文给他听，他便觉得，你没有歪曲我的意思。

大家比较喜欢的可能是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我比较喜欢的一部是《玩笑》。在我自己翻译的昆德拉作品中，我认为最好玩的是《告别圆舞曲》，以圆舞曲一样的形式交代人物甲、乙、丙。昆德拉本身是一个音乐造诣很高的人，所以作品中大量体现了音乐性，他的随笔作品里也讨论了很多音乐问题。在翻译的时候，也需要我们有音乐史方面的基础知识。

米兰·昆德拉80年代以来就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这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一点，它的情形是从东方国家往西方国家跑去，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有点相似，我们也会从昆德拉的作品里看到似曾相识的一种生活。

法语学者黄荭：昆德拉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诺奖

昆德拉是一个很会写作（比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生活在别处》《笑忘录》），也很清楚写作（比如《小说的艺术》《相遇》《被背叛的遗嘱》）是怎么回事的人。他的阅历和经验让他成为一个清醒、敏锐、通透的人，他的书名都充满着寓意和对人生的感悟（比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生活在别处》《玩笑》《慢》《身份》《无知》《庆祝无意义》）。

他是在世界范围都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他自己也知道，但他选择了一种和名声保持距离的姿态。每年诺奖前夕都会提到他的名字，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诺奖，他早已是一个传奇。

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

乌克兰危机和欧洲动荡或让我们对昆德拉有更深理解

新冠疫情以后，我三年没有去欧洲，没有去参加过当地的书展，与昆德拉的联系不是特别多。我最后一次见他是2019年8月在他家里，当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平时不太出门。巴黎今年有一本写他的传记刚刚出版，我们也谈到，过两个月去看他。

上海译文出版社未来一两个月将要推出一本昆德拉的新书，收录的是他比较早的两篇文章，谈到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以及二战以后的捷克文学，包括中欧国家历史与政治。这也是昆德拉谈得比较多的话题。

中国读者喜欢昆德拉，可能是因为他的作品和中国近50年的现代化和中国读者思想的变化有很多共鸣。我们都来自社会主义国家，都受到前苏联或者俄罗斯社会思想变化的影响，又重新有自己的定位和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感情和思想变化有相近之处。

昆德拉是不是作为政治敏感的人物进入大众视野的？如果放在20年前讨论的话，可以这么说。但是过了20年，中国读者还是对他有执着的热爱，一代代读者都喜欢他，可以说已经脱离了政治层面，而是说他的作品是在人性的层面有启发的。

现在的读者对过去五六十年的欧洲变化越来越陌生。但是我想，最近乌克兰的事件和欧洲的动荡可能让读者对昆德拉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年轻读者会怎么接受昆德拉，我不太好说，也没有看到过相关评论。但阅读昆德拉是没有门槛的，因为他已经是欧洲文化史上定位非常清晰而且非常有影响力的大作家了，就像我们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一样，要带着开放的心态去读，而不因为别人贴了什么标签去读。

（本文按语部分写作：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