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期主持人 | 徐鲁青

无论是特大暴雨与洪灾、全球多地严酷的热浪，还是失控的野火在西伯利亚、土耳其和希腊等地燃烧，这几年来，极端天气发生得越来越频繁。

如果说十年前，关于气候变化的想象还是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如今，它的影响正潜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气候变化将使得类似于新冠肺炎的大流行病更加常见，近日上海到北京的飞机颠簸事件也被指出与气候变化导致的晴空湍流增剧相关。IPCC报告警告我们，世界上几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从地面到天空，躲去哪里可以逃脱气候变暖的诅咒呢？

然而，气候问题又总是让我们感到遥远。平时我们做稿件也会发现，环境、自然、气候等关键词就像阅读量杀手，关注度和传播量远低于其他社会议题稿件。在界面文化每年年末发布的一系列年度新闻盘点里，关于环境的那篇总是关注量最少的。

观察国内的报道，大多数气候新闻会从科学与政策的角度切入，但或许因为视角太宏观，很难让我觉得和日常生活有什么联系。也有一些书关注气候受害者与相关行业从业者，但一方面个体表达的声量比较小，另外个体记录也没有和宏观环境搭建起桥梁。当我们谈到特大暴雨、洪水、泥石流时，常常会用到“天灾”、“百年一遇”等表述，“天灾”有一种天不可控，人不可为之感，“百年一遇”则像是把事件特殊化，极端天气被放置在连续的气候进程之外。

01 尝试把宏大的气候问题与生活细节勾连 

徐鲁青：这段时间离我们比较近的极端天气应该是连续高温与华北暴雨了，你们对于媒体报道或者新闻呈现有什么样的感受？ 

董子琪：看到了一些讯息，开始公众的目光聚焦于北京门头沟、房山等地的暴雨，随着社交媒体对涿州受灾状况有更多的披露，涿州大水也上了热搜。最开始是一些洪水淹过村庄的视频，一些求救的讯息，接着是部分对灾难中好心人、救援人员的报道，同时出现了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对北方防洪经验的质疑。

潘文捷：正如鲁青意识到的那样，极端天气是天灾更是人祸。然而大家很难把一个宏大的、波及几乎所有人的事件和自己日常生活的细节联系起来。举例来说，很多人都想要更高级的科技，让智能设备、摄像头、电池到处都是，这些会需要消耗很多资源。谁能想到，自己兴致勃勃购买的高级设备和下一场厄尔尼诺让小区淹水无法出门有什么必然联系？人人都想要拥有汽车，一辆汽车90%的时间都是闲置的，生产制造汽车却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它们在路上行驶也释放大量尾气，占据行人和自行车的空间。谁能想到我们买下的车和远方某地采矿造成的污染和水土流失有什么关系？和某人长期在废气环境中患上的咽炎又有什么关系？在所有人都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每个个体好像也都没有责任了。

 《人类的明天》作者、法国社会活动家席里尔·迪翁曾经告诉我，解决地球环境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有多少人口，更在于每个人要消耗多少资源。一个美国人的碳排放量是一位孟加拉国居民的7倍。我想，即使是在中国，也有不少人在不经思索地使用着科技和金钱带来的一切便利。极端天气看起来是遥远而不可控的神秘力量，可是一个人消耗的资源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董子琪：真的很难联系到一起，因为我们可能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自信中，就像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现代思维——改造世界使之变得更好更宜居的思维，主导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所以改造是必要的、前途光明的，而对于即将发生的灾难会缺少警惕，或者说认为它是突如其来的、毫无预警的。可是人间的生活向来是充满无常灾难的。有时候会觉得我们确实被改造得乐观上进了，但同时有点活在幻梦与泡泡里的意思，即使灾难发生了，灾难也是他人的。西伯利亚燃烧的野火，跟我这儿的一日三餐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这个时候，通过具体的报道让人们有切身的感觉就很有价值，像是文捷对京津冀大水中涿州图书仓库的报道中就具有许多细节，比如图书淹水的照片是员工游泳进仓库拍摄的，还有抢救图书时人们可能会感染病毒，导致发烧或过敏，这能让人体会到洪水到底会对一个行业及行业中的人造成哪些影响。灾难并不是一过性的（以百年不遇来形容它经常会给人一种“我不会遇到”的侥幸错觉），而是会不断地萦回，救灾的人回来会得荨麻疹就像一种隐喻。

不断地萦回如同余震，让人体会到生活是残酷的。但矛盾的是，谁愿意有这样的醒悟？张翎的《余震》、古尔纳的《余生》讲的都是幸存（afterlife）的故事，好像灾难造成的痛苦奇观（包括当中崇高的、牺牲的、壮烈的部分）是更吸引人的，之后的慢性疼痛不太重要。

02 在“资本世”解决环境问题是可能的吗？

尹清露：我在想，如果不能直接对气候变化共情，是否可以对它造成的间接影响共情呢？比如发展至上主义导致的工作时间过长，以及消费价格高昂又难吃的外卖带来的那种“与自然分离”的不适感？我相信这也是《人类世的<资本论>》这本著作的策略，也是它为何在日本爆火的原因——气候危机更像是书的由头和背景，虽然“人类世”直接指向的是气候问题，但是由于这个名词也可以在另一意义上被替换为“资本世”，而“资本世”带来的经验都是切身的，并不像洪水和地震听上去如此遥远。如此一来，文化记者在做气候报道的时候，似乎也可以从这些经验出发，并尽量勾连到气候的大背景之上，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更有效的方法，暂时还想不出来。

只不过也必须承认，我们（至少在国内）还没有达到“非改变不可”的地步，而与消费带来的空虚感相比，消费带来的快乐与欲望仍然更胜一筹，我至今也还喜欢买廉价的新衣服。似乎只有当经济的崩毁到达日本那样的程度，大规模反思才能开始。

和鲁青聊天时她也提到，比起气候问题，性骚扰议题就能看到更多实质性改变，很多女生看到后会联想到下一个可能是我。由于性别议题太切近了，引起的愤怒才能直接转化为行动。并且与日本的发展议题类似，当问题足够严重，行动才会越激烈，以韩国为例，我想正是由于美容整形工业过于发达，才导致“砸烂化妆品”、“脱美役”（韩国人称之为“脱束身衣”）这样的行动率先出现在韩国。置换到气候问题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吧。

徐鲁青：我觉得是否感受到“切近”和很多流行修辞有关，比如谈到气候问题，经常会听到“人类要灭绝了”、“没有下一代了”、“一百年之后世界毁灭”的说法，但我并不关心人类会不会灭绝，对人类物种的薪火相传没有什么执念。倒觉得可以多关注当时当下受影响的人，比如全球变暖让我们坐飞机的风险更大了，比如华北暴雨让我们的出版界伙伴蒙受了上亿的损失，下一次雨下到我头上，我该怎么办？

另一方面，当以增长为单向度的发展观无路可走的时候，也就是经济停滞，无法再陶醉在增长神话里的时候，环境问题或许也会更“切近”一些——增长是有尽头的，那么到头来到底为了什么呢？现在流行“甜甜圈经济学”的概念，内圈是水、食物、教育等社会基础，外圈代表环境上限。经济状况的好坏不是根据线条的上下起伏，而是用更复杂多维度的图像判定，它认为设计一个让尽量多的人处于上限和下限之间的全球经济体系，更可能实现一个公平的可持续社会。

不过，斋藤幸平觉得“甜甜圈”也是修修补补的策略，人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框架里解决环境问题，让我想到很多学者批评现在的“绿色消费”。由于根植于资本主义逻辑，“绿色消费”从不质疑消费本身——如果资源紧张，解决办法是买可持续的材料，而不是减少购买；如果生产污染严重，首先想到的是开发清理技术，而不是放弃过度生产本身。

林子人：《人类世的“资本论”》我也读了，作者斋藤幸平应该是我阅读过的对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最直言不讳也最悲观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气候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一味追求扩张、尽情榨取环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迄今为止提出的解决方案——无论是从燃油车转向电动车、推广可再生能源还是推广二手物品的循环利用——都不过是对现有制度的缝缝补补，而不会动摇其根基，也因此不会对解决环境问题有什么有益作用。如果解决环境问题的前提是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那它距离人很遥远的感受自然是情有可原的。个人就算已经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了，在巨大的甚至超越国境的系统面前又是多么无力。

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碳排放）往往会涉及到“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做出牺牲，大家都会受益，但因为自己做出牺牲会蒙受损失，每个参与者便想搭便车坐享其成，最终就是没有人愿意牺牲，所有人的情况都变糟。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认为，人类虽然具有利他天性，但认为道德说教能说服每个人做出牺牲，并将地球的未来寄希望于此是不切实际的。最重要的是，大幅减少碳排放所需的牺牲真的非常大：电力、供暖、水泥、钢铁、纸张、旅行、物美价廉的食品和衣服等等都将受到影响。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环保要求还与经济发展有一定冲突，这也会让当地民众产生发展权被限制的不公感。这大概是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通贝里在中文互联网内面临诸多质疑甚至嘲讽的原因。

在个体层面，我不知道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对环境保护有多大用处（作为垃圾分类规定的严格遵守者，每次去倒垃圾看到别人乱丢一气我都会气血上涌）；在宏观层面，我不知道国家和国家之间何时能放下争执和猜忌，携手应对这一事关全人类的大问题。

作为一个文化记者，我能做的大概就是努力告诉读者，我们以为的生活的小确幸在越来越频发的极端气候事件中是非常脆弱的。去年我在2022全球社会事件盘点中引用了《全球危机》一书。那本书指出，17世纪中叶地球经历了有记载以来1000多年最寒冷的一个时期，近1/3的人类因此死去，在那样一个“总危机”的时代，系列革命狂潮和国家崩溃几乎席卷全球。我们如今似乎又在迎来一个“总危机”，那么问题是，这一次我们能更好地应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