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解局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些年有个现象，网络流传的歌曲越来越多，可真正令人记住、传唱开来的反而没几个。

无论是00后，还是90后、80后，都格外怀念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歌坛。

那可谓是“神仙打架”的光辉岁月，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至今还在被人传唱和怀念。

可聊到香港乐坛，似乎一直绕不开这样的话题：

日本歌手养活了大半个中国香港歌坛。

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有个真实的情况是，在上世纪中后期中国香港流行乐中，大量歌曲翻唱自日本歌手的作品。

像中岛美雪、都仓俊一、因幡晃、喜多郎等，许多代表作品都被改编为了中文歌。

据说中岛美雪自出道以来，有七十多首歌曲被翻唱，约有130位华语歌手翻唱过她的作品，因此，她也被戏称为“养活半个华语乐坛的女人”。

而其他出名的日本歌手，平均也有两到三首作品曾被中国香港流行乐坛改编和翻唱。

更有一种极端的说法：因为现在没得抄了，所以，香港乐坛衰落了。

真是这样吗？

更根本的一个问题是：

中国香港乐坛为何偏爱日本歌手的作品？

难道真是像有些网友所说“香港歌手只会抄袭，根本不会原创”么？

01

为了搞清楚这个话题，我们不妨先看看中国香港乐坛究竟翻唱了多少日本歌手的作品。

有网友按照“翻唱者+翻唱曲目+原创曲目”罗列了一下：

果然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这么多我们曾经熟悉的中国香港歌手，居然都翻唱过日本歌手的作品。

关键这还只是中国香港歌手翻唱日文歌曲的一部分……

不过，我们不能就此武断地认为，那些翻唱日文歌曲的香港歌手缺乏原创精神。

事实上，这一现象背后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20世纪60年代，中国香港经济虽然有了快速腾飞。

但是，中国香港曾长期被认为是文化沙漠，粤语歌曲也一直不温不火。

当时，香港地区的中老年人和移民更偏爱粤剧及传统戏剧，将刚出现的粤语歌曲视为靡靡之音，既不欣赏也不在意。

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许冠杰、林子祥、徐小凤、罗文等歌手相继崭露头角，节奏鲜明，歌词生动的粤语歌曲才逐渐被香港人喜欢并接受。

尤其是有“乐坛奇才”之称的许冠杰，他是香港流行音乐鼻祖，也是最早将粤语俚语编曲作词，真正开启了粤语流行乐坛的序幕。

但是粤语歌曲并没真正红火起来，包括整个香港音乐市场始终是“温吞水”的状态。

原因既有实力不够，也有市场未被开发，导致流行乐不赚钱等因素。

不过，香港音乐人也有羡慕的对象。

当时中国台湾流行乐受日本文化影响，市场通过改编及翻唱日文歌曲大获成功，无论唱片公司还是从业者均获益匪浅。

既然有效仿对象，香港乐坛也立即照猫画虎，兴起一股“日曲粤词”的热潮。

简单地说，就是唱片公司买来日文歌曲版权后，保留旋律重新填词，再让歌手演唱。

那港台乐坛为何不买欧美歌曲，偏偏青睐日文歌曲呢？

这或许与当时日本经济崛起，成为亚洲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有关。

经济发达也为日本文化输出带来了优势，由于欧美文化亚洲实在是“水土不服”，使得文化更近似的日本歌曲在亚洲各国和地区更容易被接受。

客观地分析，相比于节奏明快硬朗的欧美歌曲，日本歌曲音调委婉，层次更丰富，确实更符合东方人的欣赏习惯。

这是由于日本歌曲多为五声音阶，不仅吸收了中国传统音乐“宫商角徵羽”旋律，还借鉴了大量西方音乐创作技法，从而为歌曲营造出独特的情感基调。

巧的是，粤语有着鲜明的古文特征，比如发音铿锵，抑扬顿挫感等特点，使得粤语配上日本歌曲旋律后，相得益彰，更富有感染力。

在艺术上，不同文化彼此借鉴、交融是十分正常，也是各类新艺术萌芽的起源。

不过，香港乐坛崇尚翻唱日文歌曲，也是源自背后一家唱片公司的推波助澜。

02

熟悉香港流行乐史的朋友都知道，香港乐坛的盛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80年代的“谭张争霸”，二是上世纪90年代的“四大天王”登场。

所谓“谭张争霸”是指谭咏麟和张国荣，至今都是香港乐坛神话级的人物。

这两位也恰恰在翻唱日本歌曲上受益最大，代表作有不少来自翻唱之作。

比如谭咏麟的《忘不了您》《雨夜的浪漫》《朋友》《爱情陷阱》等，以及张国荣的《风继续吹》《不羁的风》《Monica》《有谁共鸣》等，均为翻唱作品。

据统计，谭咏麟曾翻唱了26首日文歌曲，张国荣翻唱了约28首，彼此旗鼓相当。

到了“四大天王”时代，翻唱日文歌曲更成为这些歌手自身演唱事业的标配。

几乎同一时期，香港乐坛还活跃着林子祥、梅艳芳、李克勤、黄家驹、林忆莲、叶倩文、beyond等一大批乐坛宿将和新星。

在香港，歌手想成名，必须与成熟可靠的唱片公司签约，才有机会仅凭一首歌便一炮而红。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些歌手背后都藏着一家几乎占据香港音乐市场半壁江山的唱片公司——宝丽金。

成立于1970年的宝丽金（PolyGram），是一家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唱片巨头，在全球主要音乐市场都有分公司。

宝丽金在亚洲的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香港都设有分公司，同属于旗下的远东大区。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宝丽金的远东大区总裁郑东汉，中国香港和日本分公司都受他管理。

顺便说下，郑东汉还是著名歌手郑中基的老爸，后者才因此在圈内有了“太子爷”的绰号。

宝丽金在当时的亚洲可谓财大气粗，特别是具有丰富的国际流行乐市场经营经验，在尚不成熟的香港唱片市场，属于“降维打击”。

在宝丽金巅峰时期，旗下有近百位香港知名歌手。

从当年的许冠杰、刘文正到谭咏麟、张国荣、徐小凤、陈慧娴、关淑怡、温拿、童安格、张学友、黎明、刘德华等都曾是宝丽金的签约歌手，仅达到“白金唱片”（销量超100万张）标准的歌手，就有10位。

唱片公司是卖唱片的，歌手唱得好，知名度高，唱片就自然卖得多，唱片公司才能赚大钱。

既然唱片公司从培养到包装一个歌手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肯定是希望尽快收到回报。

宝丽金时代，中国香港与日本的公司因为是同一个老板的关系，内部进行歌曲版权转让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即便是日本其他唱片公司作品，宝丽金购买版权也很方便。

因此，香港宝丽金的策略就是：

先看看哪些日文歌曲比较动听又受欢迎，然后商量购买版权，再立即找人改编歌词，匹配合适的歌手，包装上台。

对于宝丽金来说，无所谓日文歌曲还是粤语歌曲，只要能卖钱就行。

不过，考虑到文化习惯差异，日文歌曲的旋律是不错，但歌词不一定都合适。

所以香港宝丽金买来日文歌曲的版权后，一定会请高手填词，从而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比如梅艳芳《夕阳之歌》与陈慧娴《千千阙歌》，均翻唱自近籐真彦《夕焼けの歌》，旋律都一样，可真正让人记住的还是歌词。

03

应该说，香港乐坛在一定时期的繁荣也离不开媒体的助力，特别是香港各大电视台和电台。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香港，经济也迅速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总量达到2000多亿元人民币，中国香港得到“东方之珠”的美誉；

经济繁荣的同时，香港的媒体业也很发达，除了不计其数的各类报刊，当时有3家电视台（佳艺电视、丽的电视、无线电视）和2家广播台（香港电台、商业电台）。

香港就这么点地方，广播电视翻来覆去也没更多新闻好挖，可又急需扩大关注度和影响力，就自然选择与唱片公司“搅合”在了一起。

要知道香港也不是只有宝丽金一家唱片公司，同时期还有“滚石”、“飞碟”等十多家大大小小的唱片公司，也都想捧红旗下的歌手。

华语乐坛曾经最著名的三大唱片公司

唱片公司在这些广播电视媒体的配合下，不断推出各类“每周金曲”“歌坛新秀大赛”等活动，全方位向大众推荐新人新歌。

不仅如此，电视和电台之间还经常“掰手腕”。

香港电台这边刚播放“十大中文金曲”，TVB就立即推出“十大劲歌金曲”等一系列策划，将市场越炒越热。

香港歌坛也由于群英荟萃，歌手都急切地希望在有限的舞台占据一席之地，只能听从唱片公司安排，要唱什么就唱什么，管它是不是翻唱……

所以香港歌坛到了上世纪80年代，几乎人人都有翻唱日语歌的经历。

有人也统计过，“四大天王”出道后大约翻唱过79首日文歌曲，有些还是各自的成名曲。

其中，张学友37首，包括《李香兰》《蓝雨》《月半弯》《分手总要在雨天》等；

黎明22首，包括《我的亲爱》《夏日倾情》《夏日烧着了》等；

郭富城11首，包括《对你爱不完》《唱下去》等；

刘德华9首，包括《长夜多浪漫》《笑着哭》等。

可能有朋友注意到，“四大天王”中，张学友作为“歌神”，翻唱日文歌曲最多并不奇怪；

但同样在唱片销量上不输张学友的刘德华，为何只翻唱了9首日文歌曲呢？

相比之下，郭富城翻唱的日文歌曲似乎也并不算多。

这是因为郭富城是被“飞碟唱片”挖掘和包装，随后去了华星、华纳以及大国文化等公司，并没有与宝丽金合作过，翻唱日文歌曲机会就相对少了很多。

郭富城翻唱日文歌曲虽说相对较少，但他当年销量突破100万张的专辑《对你爱不完》，那首成名曲其实是改编自日本歌手田原俊彦的《シルエットは踊れない》。

不过，原唱在日本并不红火，反而是郭富城的翻唱，彻底在亚洲掀起了一股“郭富城旋风”。

至于刘德华，他因为还要同时拍电影和电视，与宝丽金就签了3年，加上他更喜欢原创性歌曲，所以算下来翻唱日文歌曲最少。

其实不只是这些天王巨星，连宝丽金旗下的王菲，成名曲《容易受伤的女人》就翻唱自中岛美雪的《口红》。

也是从那个时期，在香港经济一片繁荣景象的影响下，香港流行乐随着各类渠道潮水般涌入内地，深深影响了一代人。

很长一段时间，内地听众并不知道很多香港歌手的歌曲是翻唱自日文歌曲，即便知道可能也无所谓，反正喜欢的是某个歌手，觉得人长得好看，歌好听就行。

世事起伏如山，总能在歌声中一笑风云过。

但我们必须看到，翻唱其实也对香港乐坛带来巨大冲击和不利影响。

04

香港乐坛的创作界很长时间始终是后继无人的状态。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香港乐坛最重要的“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成员还不到30人，大部分人还因为写歌不如写小说赚钱，只是把谱曲作词当作兼职。

哪怕像许冠杰这样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粤语歌曲的动力也是卖给电影公司做主题曲后，才敢出唱片卖钱。

到上世纪80年代时，虽然唱片公司层出不穷，也培养了一批词曲创作者，但也一直只是作为储备人才，很少敢让新人为大牌歌手写词作曲，生怕市场不接受。

同时，也是由于宝丽金的“简单粗暴”的示范效应，大部分唱片公司也有样学样，或翻唱日文歌曲，或翻唱欧美歌曲，虽然提升了香港流行乐坛的歌曲数量和影响力，但也给日后的青黄不接埋下伏笔。

在香港流行乐的繁荣时期，唱片公司觉得，既然翻唱来钱更快，随便填词都容易红，那何必还花大价钱去培养创作人才，便不断裁撤和缩减创作队伍。

这种背景下，香港乐坛也就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创作音乐，找个歌曲扒一下就好。

香港乐坛其实从不缺原创人才，不仅有黄霑、顾嘉辉这样堪称大师级的创作者，还有如雷颂德、麦振鸿、蔡国权、林敏怡、刘以达、鲍比达、陈勋奇等杰出的音乐人。

可惜的是，辉煌时期的香港乐坛始终没有形成固定的音乐创作培养体系，只追捧“天才”，却忽视了基本的“人才”培养，使得随着老一代的创作者不断离去，中生代的创作人已难以扛起大旗。

至于如今的新生代创作人，满脑子都是抄袭和变现。

商业将香港乐坛推向了华语乐坛的顶峰，但也腐蚀了香港乐坛。

投机取巧的翻唱，急功近利的商业包装，使得从歌手到创作者尽显疲态。

这些年来，香港流行乐坛逐渐式微，固然有盗版及市场不景气等外部原因，但也和自身音乐创作力量枯竭，喜欢赚“快钱”有着密切关系。

2003年，黄霑病逝前，有记者询问他香港乐坛逐渐没落的原因。

他默默留下七个字：

其实人间尽耳聋。

时至今日，香港乐坛连翻唱都成了绝唱，温柔地哼唱起来，每一句都成为了痛彻心扉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