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尹清露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当现实让人发疯，“发疯文学”就是年轻人的解药。如今，一部分网络表达正逐渐走向荒谬和抽象，并出现了不同的变体，比如相声演员陈印泉的“废话文学”，以及近期火起来的“吗喽文学”（吗喽在广西话中是猴子的意思），人们似乎试图通过胡说八道来维持某一种“正常”。

在这股潮流中，罗马尼亚哲学家E·M.齐奥朗的作品《在绝望之巅》凭借其中的金句和阴郁的主题成为了去年社交平台上的宠儿，书中的语句即使混入今天的发疯语录也毫无违和感。这并非偶然。齐奥朗继承的就是20世纪存在主义、唯心主义等悲观主义的哲学传统，它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也即现代性带来的人性异化。遵循这一思路与齐奥朗的走红，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发疯文学”？

共情齐奥朗：当现实变为游戏，人类变为动物

由于总是谈论死亡、失眠、呕吐和绝望，齐奥朗经常被认为是“虚无主义者”。而在发疯文学中，“疯”的对象往往并不具体，更像是压抑过后对着空气的肆意发泄，因此也有着虚无的意味。然而，另一种说法或许更为准确——通过发疯，生活中未曾察觉的虚无主义被揭发了出来。

荷兰哲学家诺伦·格尔茨（Nolen Gertz）是这样定义虚无主义的：发现生活无意义，但仍然假装没事地继续活下去；发现现实是非人化的，但仍然选择接受它。虚无主义者乐观而富有同情心，因为他们的生活目标是幸福，即使现状有问题，他们也相信终有一天会穿越黑暗、抵达光明。格尔茨指出，这样的想法其实是一种“无意愿的意志”，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安全而强加给我们的。他援引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提到，现代性崇尚的谦逊、自抑、自我否定和自我牺牲本来是属于奴隶的价值观，却最终战胜了主人的骄傲与强壮，成为了今天大行其道的道德价值。

于是，备受压抑的人们寻找着各种方法，试图把破坏性冲动导向建设性的行为，比如自我催眠（刷抖音、看油管视频）、机械地服从（打卡上班）、制造小小的快乐（在Tinder上发表酷评）。然而尼采认为，本能无法被轻易抑制，人类中的兽性远超清规戒律，所以上述做法只是将残忍指向了自身，这种自虐就是我们熟悉的内疚和罪恶感。如此一来，虽然避免了社会的毁灭，代价却是加重了我们的麻木和虚无主义。

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发疯文学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这个人看上去疯疯癫癫的”不再是指责，反而成为了一种赞美，意思是TA看穿了生命本身的虚无，并决定不再同流合污。忍耐和压抑的意义首先遭到了质疑，与其自责内耗，不如像韩剧《黑暗荣耀》里的妍珍那样破口大骂，将过错归咎于他人。面对工作的无意义，如今的上班族会四处搜寻“领导看了不想理你的头像”来逃离工作，或者将上班比作过家家——当现实降级为游戏，枯燥的工作也就没那么可怕了，一脸严肃的领导甚至因此显得分外可笑。

在《在绝望之巅》中，齐奥朗同样热切地希望所有人“离开工作场所，聚集在街头，再也不做任何事情”。他极力地赞美懒惰，称自己是巴黎最无所事事的人，“唯一做得比我少的是没有客人的妓女”。为了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寄人篱下，齐奥朗还要克制自己的厌世情绪，只要有人愿意请他吃饭，他几乎都会结交。即使经常在作品里亵渎神明，齐奥朗也会以“上帝崇拜者”的姿态兴高采烈地出现在罗马尼亚东正教教堂，以获得免费用晚餐的机会。如此看来，齐奥朗更像是一个并不彻底、善于变通的犬儒主义者，他也的确属于这一派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传统——将阴郁作为一生的灵感来源，吸收着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又在悲怆中加入了浓重的、自我意识过剩的幽默和自嘲，用雄辩的口才阐述人类一切努力和制度的无意义和堕落，描绘出诱人的末日景象。

在末日中，人类的智慧和主体性也不再重要，做人还不如做动物来得轻松。齐奥朗认为人类是最不幸的动物，被自然界抛弃，只得自寻出路，相比之下，野草或者呱呱叫的鸟的生命更为圆满。在齐奥朗看来，为了达到不再做人的目的，我们必须足够任性妄为，这在网上流行的“在洗澡时吃橙子，感受花果山下猴子的乐趣”中可以找到对应；另一个例子是广为流传的吗喽表情包，吗喽看上去呆傻无辜、眼神涣散，但也因此隔绝于理性人的无聊世界，所以可以顺理成章地做出匪夷所思的举动。

如果说苏格拉底希望将人们拉出洞穴，用知识代替信仰，精神吗喽们则对知识毫不关心，他们自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志向和忧国忧民的远大理想，我想当峨眉山上的猴子，天天抢人吃的然后蹲在山头傻乐，没事还能抽人大嘴巴子”。用齐奥朗的话来说，他放弃了解这个世界，只因为这个世界不配被人了解。

以荒诞对抗荒诞，并找寻希望？

在精神正常、有乐观信念的人看来，生命是不断向前迈进的线性过程，而死亡是生命的反面，人们要努力活到死那一刻，才能在死后的“来世”得享生活。然而齐奥朗提醒我们，死亡在生命中无处不在，死亡与美无关，痛苦和折磨就是它的全部意涵。在发疯文学中，人们不再掩饰死亡意识，而是用恶毒的口吻在表情包上写着“喜报：我死啦”，或者干脆承认自己的虚弱无能（“鼠鼠我啊，真的顶不住啦”）。齐奥朗还提到，对于体悟到生命是长久痛苦的人来说，救赎的问题也很简单明了——“他们的道路上没有救赎。”

苏珊·桑塔格曾经这样评价齐奥朗的写作：其他作家的文章结尾是他的开头，他总是从一个惊人的结论开始继续往下写。或许这并不奇怪，因为救赎不可能，所以就无所谓进步，建立逻辑连贯的叙事和论证也变得不重要了。人在发疯时说的话往往是碎片化的、前后不连贯的，这在齐奥朗的其他作品如《苦论》中更加明显，文章断裂成短句和诗歌，读者只能用直觉而非智力把握其中的内涵，浮出苦涩的会心一笑。

一则轶事为此做了注脚：1936年，当齐奥朗在一家中学短暂担任中学哲学教师时（这也是他唯一一次担任全职工作），学生问他“什么是伦理学”，齐奥朗告诉学生根本就没有伦理学这回事，他的课堂将永远处于混乱状态。当齐奥朗最终辞职，校长为了庆祝此事，把自己喝了个昏天黑地。

然而，齐奥朗和发疯文学创作者充其量只能算是故意演绎，真正疯掉的人却能够浑然天成地做到这一点。在描写巴西贫民窟收容所的民族志《维塔：社会遗弃下的疯癫与文明》中，精神病人卡塔丽娜不断编写着她的“患病词典”，她用混乱的方式串联起人、地点、机构和病情，就这样被困在没有时间性的世界里，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互相交织，变成层层重叠的幽灵。作者这样描述卡塔丽娜的境况：

她停留在一片发光的失落边境，借由书写拓宽了人类的想象，与这些边境比邻的是一个被遮蔽的杀人的现实，通过探索这样的边境，我们找到一条进入当下人类境况的途径，这是民族志探究的核心目标。

正如《维塔》的导读所写，这也正是发疯文学的题中之义——用疯癫的语言点评一个疯癫的世界，用荒诞对抗荒诞。格尔茨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不仅让生活变得无意义，还变得荒诞了——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纳粹主义盛行，然而人们继续吃饭、工作、闲谈、睡觉，好像一切都没有变化，虚无主义就是一种“品着葡萄酒欣赏燃烧的世界”的能力，明明到处都是沉船，人们却还试图维持所谓的正常秩序。与之相反，被世界逼到发疯的人会制作出meme梗图，用这种方式将荒诞表象出来。格尔茨如此提醒我们，指出生命是无意义的，并非是主张虚无主义，而是去和虚无主义战斗。

界面文化此前在关于韩国激进女性主义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过“镜像”这一看似疯狂的言语策略——女性主义者通过倒转并放大施暴者和受害者的位置关系，让人们意识到无处不在的厌女氛围。与之类似，发疯文学用荒诞不经回应着来自上位者、长辈、领导的无理要求，当亲戚问你“怎么还不生孩子”，你大可以面不改色地回一句“我不孕不育”；别人欠钱不还，你也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嚎叫翻跟斗，用自己的丑陋先发制人地令其颜面尽失。

齐奥朗同样深谙这类颠倒和对立的辩证法，他在《在绝望之巅》中倒转了对于死去时有亲人陪伴在旁的愿景，他写道，最深邃和最根本的死亡，就是在孤独中死去，那些要求在死亡时有亲朋围绕的人，是出于恐惧和无法单独度过最后时刻的无能。《苦论》中的段落则提供了一种摧毁善良诱惑的做法：去市场里挑选一个最贫苦的老妇人，踩她的脚，在她破口大骂之时选择一声不吭。作为读者，我们由此感受到一种逃脱出道德的刺激，类似于去年的大学校园夜色里年轻人集体爬行的隐秘快感，用最卑鄙和低贱的姿态表达不满，对着空无放声大笑。

透过发疯文学的窥镜，我们不难发现，在现代性的种种好处已然凋零的现在，声称生命至上的生活其实是反对生命的。与之相反，嘴上说着“想死”之人真正想说的却是“想活”，这大概可以称之为一种“毁灭与绝望的希望论”。用文学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话做结便是：失掉希望是有可能的，摒弃绝望却不可能，经由彻底的毁灭，或许我们才能赢回美好生活。

参考资料：

《虚无主义》 [荷兰]诺伦·格尔茨（Nolen Gertz）著 张红军 译 商务印书馆·风之回响RESONANCE / 涵芬楼文化 2022-10

《在绝望之巅》[法国] E·M·齐奥朗 著 唐江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明室Lucida 2022-6

《苦论》[法国] E·M.齐奥朗 著 蔡羽婷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8

拒服美役，远离婚恋：排斥男性是好的策略吗？| 界面文化

/article/9919216.html

The Philosopher of Failure Emil Cioran’s Heights of Despair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philosopher-failure-emil-ciorans-heights-despair/

Learning to be a loser a philosopher’s case for doing nothing

https://psyche.co/ideas/learning-to-be-a-loser-a-philosophers-case-for-doing-no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