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柳原汉雅新作《到天堂去》（To Paradise，暂译）的终章中，以下这段情节可以说是这部作品错综复杂的主题和令人感到极度焦虑的关注点的缩影：在身临其境般地感受了书中所描述的19和20世纪的生活后，读者迅速随着文字深入了21世纪，在这个时代，全球性的流行病一波接一波地到来，并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共和政治秩序混乱。在新的病毒即将肆虐之际，一位母亲让自己的双胞胎儿子居家隔离。之前的疫情让这对双胞胎的免疫系统严重受损，脆弱的健康状况让他们无法再踏出家门一步。后来，这位母亲在新一轮疫情中病死，双胞胎在食物耗尽后出门碰运气，最终死在了外面。

发现双胞胎尸体的科学家纳闷他们为何没有选择打电话求助，科学家猜想，“（或许是）因为他们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能想象他们手牵着手走出家门，走下台阶，走进后院。他们站在那儿，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抬头望着繁茂的树顶，张大嘴巴露出惊奇的神色。他们的生命在此时迸发出灿烂的光彩，哪怕只有一瞬间，哪怕是在他们生命的尽头。”

柳原汉雅新作与她曾获布克奖提名的第二部作品《渺小一生》在表面上并无相似之处。但在这两部作品中，都有几个不堪人生艰难、由于过往经历和自身性情导致自己沦为边缘人物的角色。柳原汉雅总会对这样的人物形象深深着迷。《渺小一生》中的裘德·圣弗朗西斯只能通过自残来纾解童年不幸遭遇所遗留的痛苦，而《到天堂去》中的人物则时常被某种无来由的怯懦性格，以及出于某种模糊的无归属感、无力感而导致的犹疑不定所折磨。

这些人物所处的环境和行事风格都大相径庭，但柳原汉雅在新作中赋予了三个时代背景不同的故事中的人物同样一组名字，这或许是一种轮回转世的隐喻吧（其实算是明喻了）。这些周而复始的心理及情感上的障碍，似乎就像总爱死灰复燃的病毒一样，一直对试图抑制或根除它们的举动负隅顽抗。但书中这些私密的故事并不仅仅聚焦于某个人，相比起《渺小一生》在时间概念方面的淡化，《到天堂去》的每个部分都呈现了一个生动的且常常处于骇人的重构过程中的美国。

《到天堂去》的开篇故事《华盛顿广场》很快就能让读者联想到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和伊迪丝·华顿笔下的世界，同时也让柳原汉雅平铺直叙地引出小说的中心——住在独立洋房里的一家人。在故事的开头，我们认识了主要人物之一大卫·宾汉姆，他是三兄妹中的老大，父母去世后，三人就跟着富有的爷爷纳塞尼尔一起生活。但除了精致的家居和各种美味佳肴之外——“精心蒸煮的龙利鱼会直接送到你面前，用早已呈上的银质勺子舀上一勺即可享用，只需用勺子轻轻一拨，鱼骨就能被压碎”——家中只剩无尽的黑暗和静默，尤其是对“禁闭”中的大卫而言——极端情况下，“禁闭”状态下的他只希望能尽快逃离这个世界。

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大卫的婚事，它迟迟没有着落。纳塞尼尔想确保在自己去世后，其庞大的产业和家族企业都能有人照管。接下来，故事揭示了第一个让读者大吃一惊的设定：在1893年的纽约，也就是美国“自由州”的心脏，同性婚姻不仅完全合法而且很常见。刹那间，我们随着书中的文字进入了一个“平行宇宙”版的19世纪，这个年代不再作为进步前的黎明而存在，相反，在柳原汉雅笔下，虽然它依然存在阶级壁垒和死板的礼节，但却是一个更平等、更有利于人们陷入爱河的时代。但故事后来的发展并没有像我们所希冀的变得越来越好：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让艾滋病毒肆虐了整个曼哈顿（书中的艾滋病被唤为“那种病”）；第三部分中，致命的疾病导致了极权主义的产生——可以想见，极权主义之下，恋爱和性取向的自由已经化为乌有。

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本书对混乱和无序的沉迷——包括社会、产业以及肉体的崩塌——让作者的创作几近难上加难。阅读过程中，我们会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一个不断缩小的圆的中心。书中描写了这样的一幅场景：一群出身名门、腰缠万贯的同性恋男子正在一个冗长的派对上跟他们的朋友告别，这位朋友是一名晚期癌症患者，但他在初得知自己的病情时却松了一口气，因为如此一来他便能掌控自己的死亡了。这一幕向我们展现了这个群体的团结。故事的一条副线描绘了一个因美国在夏威夷的殖民而深受伤害的家庭，在土地被剥夺的境况下，作者对他们所表现出的精神崩溃进行了近纳博科夫式（Nabokovian）的探索——这几乎是全书最为动人的一个片段。在此，柳原汉雅把目光聚焦种族压迫与霸权，并把它们定性为“美国内心的罪恶”。

全书最后一部分的主角（亦是这部小说唯一的女性主要角色）是一个年轻女子，疾病夺去了她感知情感和生育的能力，且让她认为自己不再值得被爱。她了解自己的窘境，但她无法，也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困难表达出来（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柳原汉雅对石黑一雄的致敬，后者非常擅长于描绘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在《到天堂去》中，人们的希望总会变得越来越渺茫，眼看着自由和沉静的心境离自己越来越远，而核心人物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无限的才智潜力，却也会渐渐发现，自己的周围遍布陷阱。

这部小说的标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令人满怀期待的冒险，或是不远处的幸福，抑或是国家建设者在生命之初所体会的强烈的个体感受。《渺小一生》给读者带来了压倒性的痛苦和绝望，让他们不禁思考，自己还能承受多少。而《到天堂去》则更加精细地描述了那些对眼前的任务感到无能为力，四面楚歌且力不从心的人物。从很多角度来看——尤其是书中提出的在全球性灾难下的有关政治和社会责任感的问题——这部新作更加黑暗，但也更加引人深思，包罗万象。此外，这部出色而深刻的作品背后还隐藏着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自由，人生的意义何在？

（翻译：黄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