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莉亚·埃利奥特（Andrea Elliott）是《纽约时报》记者，曾获普利策奖。2013年12月，她在报纸上连载了五期系列报道，探讨了一种在纽约盛行的流行病——无家可归。报道讲述了达萨尼·科茨的故事，这个11岁的女孩与家人生活在布鲁克林一个破旧的收容所里。埃利奥特在后来近十年间持续跟踪着这个家庭，她去年出版的处女作《看不见的孩子：纽约市的贫困、生存与希望》（Invisible Child: Poverty, Survival and Hope in New York City）记录了这家人的经历。埃利奥特的娘家在皮诺切特时代逃离智利，她如今和两个孩子住在纽约。

你是如何选中了达萨尼？

埃利奥特：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希望被倾听、可以向我讲述自己贫困成长经历的孩子。给故事的主人公发声机会是极其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沟通也很重要，我认为最好的写作和报道都建立在亲近的基础之上。她还是个孩子，几乎不可能保持安静，她有很多话要说，我也不想错过任何细节。

与这个家庭维系情感联结困难吗？

埃利奥特：我写这本书的九年来——从2012年10月到2021年8月，确实与这个家庭越来越亲近了。他们喊我“德雷亚”，这是我高中时期别人对我的称呼。德雷亚很矛盾，因为她在那里观察着这家人沮丧的时刻，但也有欢乐的瞬间，然后将它们转化为文字——书中有很多欢快而幽默的记述，人们似乎并不期待如此。德雷亚是在场的，因为她无法不在场——他们吸引着我，我也关心他们。一方面，我处处都想帮助他们；可另一方面，我的工作职责要求我尽可能不要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这二者真的很难调和。

达萨尼读过这本书吗？她是怎么想的？

埃利奥特：我在五天的时间里给达萨尼和她的姐姐阿维安娜读了这本书，一行一行地读。这真的很艰难。这个过程中，我们常会陷入深深的悲伤，但也有许多笑声。她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让我停下来，说：“这好像不是我的原话，德雷亚，也许它更像是这样......”比起其他任何意义，我更愿意把这本书看作是一场见证——我见证并且记录下了这样的家庭所面临的现实。

你对这个故事的讲述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它的结果？你选择了达萨尼，这肯定改变了她应对你和应对世界的方式。

埃利奥特：我问过达萨尼这件事，她以后会公开谈论这一切，目前她对此还有点害羞。她对其他事情都不害羞，但她对这件事很害羞，更希望我来替她发声。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可以算作是我的回答：发生在达萨尼身上真正的好事是那些她自己促成的事，举例来说：被健身大师发掘。这个孩子是个非凡的运动员，她也是完全凭借自己实现这一点的，我丝毫不想邀功。另一个例子是进入赫尔希学校（一所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有天赋的孩子提供受教育机会的免费寄宿学校），我相信她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进去的——她的姐姐就没有被录取。很有可能是学校看到了潜在的利益，才给我行了方便。我认为他们也看到了背后的风险，可能会出大问题，事实也确实如此——她被学校开除了。

最让我吃惊的是，尽管我在场，这个家庭还是被拆散了。我觉得，作为记者，我们在充满压迫的地方和系统中越是保持沉默，才越有可能看到现实。

你曾有过绝望的时候吗？

埃利奥特：我很难在他们的痛苦中谈论我自己的痛苦，因为他们的痛苦比我能想象的要大得多。但我认为也有必要表达，我所目睹的事情永远地改变了我，或是像鬼魅一样至今纠缠着我，其中最首要的一件事就是儿童保护组织来找那些孩子的时刻。我了解这对父母，我知道他们和孩子之间的联结，我知道这个家庭是充满了爱的。没有人遭受过虐待，这些孩子被（从父母身边）带走仅仅是因为贫穷的缘故——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疏于照顾”。

你和这个家庭还保持着联系吗？

埃利奥特：我和这个家庭的关系不会结束，永远不会。他们了解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也了解他们。我是一个单亲母亲，我与孩子的父亲共享监护权。这些年里发生了很多事，让香奈儿（达萨尼的母亲）和我越走越近，她教会了我如何解决问题，如何成为一个更强大的人。我在书中也谈到了我的弟弟，他是个瘾君子，在几周前去世了。这个采访是我在他去世后接受的头几个采访之一，这件事对我来说很私密。香奈儿认识他，也给了我一些特别好的建议来处理他的酗酒问题。某些事情是跨越阶级、跨越种族的，酒精成瘾就是其中之一。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