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纪录片导演肯·伯恩斯在PBS首次推出《南北战争》系列，专栏作家乔治·F·威尔称这九集是“国家记忆杰作”，“我们的《伊利亚特》找到了它的荷马。”这对一个刚从二手录像店出来的新罕布什尔州37岁电影制片人来说是很高的评价，而对我（指本文作者Douglas Brinkley）这个刚从乔治城大学读完博士的年轻美国历史学者来说则有点丧气。伯恩斯这部大作的诞生，标志着我所选择的专业已经进入了历史纪录片的黄金时代，而我还在使用图书馆卡片目录、阅读死人的信件。

讽刺的是，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科恩的新书《创造历史：塑造过去的讲述者》（Making History: The Storytellers Who Shaped the Past）让我重新思考起了《南北战争》的伟大之处，甚至思考起了我整个职业生涯的努力。《创造历史》一书篇幅浩大、野心勃勃、内容独特，但全书也极具可读性和吸引力，书中深入探讨了书写历史的学者和艺术家——从伯恩斯到莎士比亚到希罗多德——如何塑造人类的集体记忆。科恩的这本书囊括了或赫赫有名或岌岌无名的历史学家，还有书写者、电影人和摄影师，讲述了值得纪念的轶事和对其的合理推断，探讨的主题包括新、旧约的主要神话、罗马时代、从凯撒大帝到丘吉尔等历史创造者的贡献、从乔治·W·威廉姆斯到伊布拉姆·肯尼迪的美国黑人历史，从中世纪文本到《纽约时报》最近的“1619计划”历史作品，以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未能起诉战犯的问题。

科恩曾在伦敦担任出版总监，也写出了《像托尔斯泰一样写故事》，他显然更看重叙事的流畅性，而不是象牙塔式的历史分析，他强调小说家和剧作家应当有能力勾勒出过去时代和地点的氛围，而不是仅仅记录事实。在这方面，他将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作为理解拿破仑战争的最生动的方式——托尔斯泰本人可能也是这么想的，他拒绝将自己的作品称为小说，但也不认为它是一部历史纪事。

科恩的这种平衡影响了最近的许多历史小说家，比如谢尔比·福特、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托妮·莫里森和戈尔·维达尔。他甚至创造了“作为噩梦的历史”这一类型，并将前苏联小说家索尔仁尼琴作为主要实践者。值得称道的是，科恩还引用了小说家纳博科夫的话，全盘否定了小说家即历史学家的说法：“各大读书会打着历史小说的旗号四处兜售畅销书，难道会有人如此天真地认为，他或她可以从这些书里了解到任何关于过去的事情吗？”纳博科夫问道，“当然不是……事实上，伟大的小说是伟大的童话。”

对我来说，科恩的核心理念似乎呼应了小说家希拉里·曼特尔2017年所说的话，科恩也引用了这句话：“历史不是过去，而是我们一种有组织的删减过去的方法……是几个世纪以来在筛子里留下的东西。”懒惰的是，科恩经常使用的筛子似乎有很多都来自 《巴特利特经典语录》（Bartlett's Familiar Quotations）中的“历史”章节——来自约翰·卢卡奇、乔治·奥威尔和利奥波德·冯·兰克等作家的精炼短文。

《创造历史》并不回避这个事实——筛子大规模地偏向于男性的声音而不是女性的声音，简·奥斯汀在她1817年的小说《劝导》中也总结出了这一点：“在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方面，男人占尽了优势。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笔也在他们手中。”在讨论Ranker.com（排名网站）的“著名女性历史学家”名单时，科恩写道：“只是最近才有了这样一个名单。几个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的父权制社会中，阅读和写作只被保留给掌权者。”有点讽刺的是，科恩随后举出了中国作家班昭（45-116）和拜占庭学者安娜·科穆宁娜（1083-1153）作为不受重视的女性历史学家的例子——尽管她们都以支持和书写男性闻名。科穆宁娜撰写的《阿莱克修斯传》讲述了她的父亲皇帝阿莱克修斯·科穆宁娜一世统治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历史；班昭则是完成了已故兄长未竟的《汉书》，还撰写了广受追捧的《女诫》，强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同时也倡导对妇女的教育。

现代作品中，科恩赞扬了两获普利策奖的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因为她没有表现出“对书写男人的恐惧”，而且她“很有讲故事的天赋，能够生动地叙述，而不仅仅满足于新鲜的档案资料”。塔奇曼出身于纽约两个最杰出的犹太家族，从小就通晓政治和治国方略，但她并不是一位“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科恩说。相反，她更为有价值，她是“普通人的历史学家”，让过去变得有意思起来。任何读过塔奇曼在《远方之镜》中对14世纪生活描述的人都很难不同意这一点。

科恩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对自己喜欢的作家抱持着纯粹的热情，这也说服了我去阅读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的《罗布·罗伊》，购买希拉里·曼特尔1998年的小说《巨人奥布莱恩》（The Giant, O'Brien），还计划深入研究古典主义作家玛丽·比尔德的著作，科恩很喜欢她的BBC剧集《相约古罗马》和《庞贝：最新解密》。同样，科恩也让我羞愧地意识到我从未读过列夫·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现在这本书被加到了我的想读清单上。

在《创造历史》的结尾，科恩评估了当代摄影和电影的影响。其中有一段讲的是人们如何把受人鄙夷的斯大林和受人尊敬的艾森豪威尔从照片中剪掉——实际上是把他们从历史中剪掉以达到其政治目的。另一方面，科恩又强调了肯尼迪刺杀事件、911悲剧和乔治·弗洛伊德谋杀案的不可磨灭的图像和视频对于建立集体记忆是多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伯恩斯的纪录片非常对科恩的胃口——它们是将学术历史提炼成情感和诗意，通过电视这一共同媒介注入美国人的血液中。科恩用电视剧《白宫风云》中的一句话恰当地阐述了他的观点——用剧中总统约西亚·巴特雷特的话说：“现代史是电视的另一个名字。”

本文作者Douglas Brinkley是莱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