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人的大脑十分发达。我们运用大脑来开发新技术，借此制造出更多东西，令规模相同的土地能支持更大规模的人口。较高的人口密度令更精细的分工成为可能，还提高了发明创造的需求。结果就是，注重教育与发明的文化特性变得更有价值，而具备这些特性的家庭更易于繁衍生息，如此产生的人口对进一步的技术发展也更有利。

经济学家奥第德·盖勒（Oded Galor）在新书《人类的旅程：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The Journey of Humanity: The Origins of Wealth and Inequality）里指出，这些“变革之轮”自古以来就是技术进步的核心驱动力。不过，在绝大部分历史时间里，我们这个种群都受累于贫困。技术创新使食物产量上升，进而提高了人口增长率——直到生产力收益被新增人口的吃饭需求抵消，令生活标准回落到勉强维生的边缘。然而，在十九世纪，势如破竹的技术进步却抵达了一个拐点。依据盖勒的观点，工业革命的到来将人力资本的价值抬高到了某个临界点，父母开始选择少生孩子，转而在抚养上加大投入。较长的寿命进一步提高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随着女性薪酬逐渐逼平男性，让劳动力去生孩子的代价变高了，这进一步压低了生育率。这一人口学变迁，令技术进步可以把人口增长远远甩在身后，也造就了我们当今这个物质丰裕的世界。

《人类的旅程》一书以其无可比拟的格局与雄心，将整个人类历史诠释为一个无可避免的进步历程，从第一批原始工具一直发展到可以放进每个人裤袋里的超级计算机。与此同时，该书还解释了进步何以让世界上的某些地区比其它一些地区更加富裕。

人类的祖先源自东非，他们从六万多年前开始一波接一波地向外移民。在移民链条的每个节点上，选择继续向前的都只有一小群人。由于一个群体的子集相较于整体而言一般都只有较弱的多样性，旅途越是遥远，人群的同质性也就越强：在几百年以前，基因多样性最强的地区是东非，最弱的地区则是南美（因为那时的人要穿越亚洲和北美洲才能抵达南美洲）。在盖勒看来，多样性会削弱社会的凝聚力，阻碍经济增长，但它可以激发劳动分工和发明创造，这对经济增长又有利。因此，多样性水平适中的地区，其经济发展度就是最高的。

地理条件也是经济发展背后的一大重要因素。自埃及北部至波斯湾的“肥沃新月”地带有最易于培育的农作物及动物，可不受阻碍地在欧亚大陆上东西旅行，也促进了农业技术的传播。较早驯化动物的人群，对传染病的抵抗力也较高。多样性与地理条件乃是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文化和政治扮演的角色都相对次要。

盖勒认为，技术创新与社会朝有利于创新的方向进化这两点的相互作用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全球不平等是五大因素的产物（重要性依次递减）：移民距离、地理条件、疾病、文化和政治制度。作者出色地将五大因素浓缩在240页的篇幅里。所有读者都能学到一些东西，且许多人将会感到这本书是引人入胜的。

对盖勒而言，这一超长时段的视角是从数千个单独而言就颇具吸引力的片段里分离出历史推动力的唯一方式。“很容易就会在细节的汪洋大海里随波逐流、被浪涛推来推去并对海面之下的巨流不加注意，”他这样写道。但如果不能恰当地把握这些暗流，“也就几乎不可能理解人类的历史。”

当今的繁荣是技术进步不断积累的结果以及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可促进技术发展这两项主张，基本没有争论余地。但它们仍留下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发生。不妨回忆一下那个古老的问题：欧洲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在盖勒的解释里，欧洲于19世纪成功逃离贫困陷阱的原因，在于教育投资的提高以及性别薪酬鸿沟的消减。但根据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编纂的数据集，西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000-1600年间已不止于翻倍。可见在蒸汽机问世前，一些事就已经在发生了。

意大利城市里的商业革命——这是造就现代世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变革之链的首个环节——始于11世纪。但1000年的欧洲人口和再往前推一千年的数目相比也是差不多的，和当今的印度或中国比更是九牛一毛。与中国相比，特别是与埃及中东的伊斯兰国家相比，欧洲都是更贫穷且技术上也更落后的。如果这一经济发展与人口密度的良性循环就是经济增长的深层原因，那欧洲反而应该长期名落孙山。

盖勒援引了若干理由来说明经济起飞何以首先发生在欧洲而非亚洲：英国的光荣革命保障了财产权以及工商业阶级的政治权力；宗教改革提高了识字率以及欧洲大陆新教影响区域内的企业家精神；启蒙运动鼓励了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这有利于科学与技术进步。但这些制度与文化的因素是16世纪与17世纪的产物。盖勒还主张，欧洲较低的农业生产率——与欧亚大陆较早转向农耕生活的其它区域相比——在1500年前后是一种优势，当时城市成为了经济活动的中心。但这只会引起又一个疑问：为什么欧洲在前半个千年里（指1000-1500年代）发展出了高度自治且商业兴旺发达的城邦国家？

这些都和盖勒那无形的历史之轮不矛盾，它在幕后不可阻挡地推动人类前进，所有的国王和王后都不过是来来去去的玩家。但即便我们发达的大脑注定会带来一场工业革命，它也可能提早一千年发生，或者可能推迟到几千年以后的未来。要理解它何以在18世纪发生于欧洲的一个寒冷而潮湿的角落，我们就必须分辨出哪些因素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更具影响力，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就目前的论题而言，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从11世纪开始有若干意大利城市成为了繁荣的地中海商贸节点，继而为后面几个世纪里的进步打下基础，最终催生了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

然而，对盖勒来说，诠释过往并不是最终目的。他提出，人类历史的隐秘驱动力在我们面对当今的诸多挑战时也不无教益——首当其冲的便是气候变迁。而解决之道正是仰仗那些曾推动我们变成今天这般样貌的力量：生育率的下滑将会减轻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为技术创新赢得时间，使我们可以开发出化石燃料的替代品。总而言之，这些因素“应当能确保急需的革命性技术的及时推进，化气候危机为未来几个世纪里的过眼云烟”。

呃，好吧，起码有一部分人是可能在气候变迁中存活下来的，从现在开始再过一千年，他们的工具也会让我们的工具显得很原始。盖勒指出，人类的长时段故事是并将继续是一场不屈不挠的技术进步之征程，他也许说对了。但从“三十万年的全部人类历史”这样的视角出发，也总有一些细节是很难看清的。有时候举足轻重的恰是这些细节。

（作者James Kwak系康涅狄格大学法学院研究员，早年曾担任该校“杰西·鲁特”法学教授）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