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去玩，但我得发一封电子邮件，”我（指本文作者Melody Schreiber）那上幼儿园的儿子一边说，一边急切地敲着他的玩具笔记本电脑。就在那时，我内心觉得有什么东西被撕裂了。我想起有多少次我让他安静下来，告诉他，我们可以在我写完这封邮件或录完这段采访后马上一起玩，我在想：他就是这样看我的吗？这就是他的童年记忆吗？

职场母亲是一项平衡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的练习，让我夜不能寐，因为我深知自己错过了太多。当我把孩子送去上学时，我担心我错过了儿子唯一一次童年；当他长时间在家（通常是由于疫情）时，我担心自己再也不会有创造力或职业上的成就感了。我经常在两个对立而又紧迫的事实之间左右为难：我想见证儿子童年的每一个时刻和里程碑，见证他长大成人过程中的每一个小小的奇迹；但为了做全职妈妈而放弃我喜欢的工作，让我觉得我的灵魂，我作为一个人的身份，正在慢慢萎缩。

劳拉·巴泽隆的新书《像母亲一样野心勃勃：为什么优先考虑你的职业对你的孩子有好处》（Ambitious Like a Mother: Why Prioritizing Your Career Is Good for Your Kids）则颠覆了这一观点。如果这些决定不是二元的呢？如果我不用每时每刻都需要在做一个关心孩子的母亲还是一个厚颜无耻的野心家之间做选择呢？如果我真的因为工作的决定而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呢？

巴泽隆的论点看似简单：幸福的母亲是更好的母亲，孩子既能从我们的满足感中受益，也能从看到强大的女性改变世界中受益，哪怕是最微小的改变。巴泽隆放弃了平衡工作和生活的想法，仿佛它们可以被巧妙地分开，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工作和养育子女是相容的，而不是对立的。”

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是一个实际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一种必须，而不是一种选择。但是，不管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感觉像是一个决定，我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会为此感到难过，想知道职场母亲是否只是另一种全新的方式，让我们感觉自己很失败。我们不可能样样都做，也不可能样样都做好。毫无疑问，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受到了社会对在职父母看法的巨大差异的影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一项调查，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有孩子的父亲全职在外工作是理想的，而只有33%的人对有年幼孩子的母亲有同样的看法。25%的美国公众仍然认为，职场母亲与孩子的关系不可能像全职妈妈与孩子的关系那么好。

巴泽隆提出了一个微妙但激进的概念重构，试图“重新定义好母亲的含义”，从而推动女性主义的发展。但对于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在她1989年出版的革命性著作《职场妈妈不下班》中所称的“第二次轮班”，她并没有给出实用的建议。相反，《像母亲一样野心勃勃》是对女性工作的中心地位和重要性的激烈辩护。

她写道，针对雄心勃勃的女性的成年子女的研究和采访表明，她们的家庭往往能理解一个母亲重视和优先考虑事业并不会减少对他们的爱，就像有工作的父亲一样。事实上，职业女性可以对孩子的生活产生更好的影响。根据2018年的一项研究，职业母亲的女儿成年后更容易选择工作，更有可能担任领导职位，工作时间更长，赚的钱更多。但研究人员发现，职场母亲和儿子的就业状况之间似乎没有联系，不过职业母亲的儿子更有可能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研究显示，虽然职业母亲陪伴孩子的时间相对较少，但他们的互动质量更高。

在我儿子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一个职场母亲，但我一直在与“一个好母亲该做什么”的根深蒂固观念作斗争。理想的妈妈不只是在家里陪孩子，她还应该以此为乐，在育儿和教育中找到目标和成就感。我想成为那样的人，但我做不到。总的来说，我觉得照顾孩子非常单调乏味。我能应付几天，但之后，我就会渴望与成人互动，渴望智力上的刺激，渴望一次性完成工作带来的快感，而不是没完没了地换尿布、吃饭和玩游戏。照顾孩子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职业，一项来之不易的技能，一份理应得到更多认可的工作。我不会期望每个人都擅长新闻采访工作，那么我为什么会盲目自大地期望自己自然地接受全职照顾孩子呢？

相反，正如巴泽隆所说，我工作是为了成为更好的母亲。当我有时间去追求那些让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时，我和家人在一起时也会更容易投入。当我快乐的时候，我可以更容易地分享我儿子的快乐和慷慨的喜悦，因为我也能感受到。这是我愿意向我儿子展示的一面，这是我希望他拥有的母亲，即使这意味着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要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

巴泽隆曾经是一名律师，她说，她自己的孩子是否会理解母亲职业生涯的重要性，目前还没有定论。她毫不留情地讲述了自己把工作放在首位的情况，包括有一次她安排的庭审日与女儿的生日相冲突。不顾女儿的眼泪和前夫的失望，她坚持出席庭审，因为这对她很重要，有可能改变她当事人的生活。巴泽隆经常谈论她的工作有多么有意义，以及这如何有助于证明她优先考虑的事情是合理的，但她也与其他一些从管理团队、在自己选择的领域表现出色、拥有财务保障、为自己的野心找到出口和乐趣的父母交谈。工作要保持重要性，并不需要我们去改变世界，只需要改变对它的体验。

《像母亲一样野心勃勃》以研究和采访为中心，讲述了巴泽隆自己的挣扎和成功，这种个人框架强调了职业野心和个人关系的紧张状态，但也必然会把更广泛的观点置于边缘。尽管她采访了几十名来自不同背景的女性（以及她们的孩子），但几乎没有提到历史和现代职场中存在的种族不平等现象。巴泽隆写道，与她母亲那一代的女性不同，“21世纪的女性受到鼓励，但往往也会因为经济原因而从事专业工作。”然而，即使在她母亲那一代，有色人种女性外出工作也很常见。这本书有令人惊讶的传统元素，有整整一章讲的是如何平衡工作野心与找到伴侣、先结婚再生育的问题，这对一些人来说是优先考虑的问题，但肯定不是所有人的。

对于这本书的论点来说，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书中大篇幅关注的是有偿专业工作的好处。对于不同的观点，她将目光投向莉莉安，一个在家教育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认为她是“对我的论文的公开挑战”。两人在一个关于职场母亲的电视节目中相遇，莉莉安讲述了她和她的孩子们是如何花时间学习三种语言和两种乐器的。“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莉莉安谈到家政和家庭教育时说。然而事实上，我认为莉莉安的例子支持了巴泽隆的观点，即父母需要在工作中找到幸福和满足感，才能成为好父母。莉莉安的育儿和教育工作碰巧发生在正式的资本主义体系之外（根据她的说法，是在一个高度传统的父权婚姻中），但它仍然是工作——一些父母确实对此抱有很大的野心。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女性的野心必然包括所有类型的工作，有报酬的和无报酬的，所有工作都是有价值的。当我们把女性的野心定义得过于狭隘时，就会出现问题。

巴泽隆关于野心和成就的重要性的主要论述，是一次至关重要和及时的呼吁，因为越来越多的母亲加入了工作队伍，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特别是在破坏性极大的疫情之后。巴泽隆多次提到改变地方、州和联邦政策的重要性，以“使工作场所和家庭生活更加公平”，包括确保带薪产假（我认为应该扩大到包括所有类型的探亲假，包括照顾老人假和父母双方的育婴假）以及补贴儿童保育和普及学前教育。仅仅说女性应该成为自豪的专业人士，而不给她们提供必需的支持和服务，是不够的，尤其是收入较低的父母，对他们来说，照顾孩子的费用会大大限制他们的职业机会。

野心会改变，而平衡（或者巴泽隆所说的稳定）是一个人一生中不断调整的过程。她写道：“野心就像水一样，它有不同的温度、压力水平和路径，因为它围绕着配偶、家人、朋友和孩子等坚固的物体运行。”这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即幸福和满足感在成为一个好母亲和一个好人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它让我以新的方式思考各种类型的野心，而不仅仅是专业的、艺术的、个人的、婚姻的野心。矛盾的是，我不得不能审视自己与工作的关系，思考我在其中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并想知道工作之外的哪些活动可能给我（和我的儿子）带来类似的满足感。然而，我更加确信，我所做的工作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我感受到了做这件事的召唤。正如一名女性在给巴泽隆的信中写到，“我们想要给孩子创造的世界，必须一砖一瓦地建造起来。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你总是选择他们。”

在我儿子选择了他的笔记本电脑而不是和我一起玩的第二天，我不好意思地在游乐场上的另一位学前班妈妈倾诉了这件事。她是我希望能够成为的那种母亲，她绝对喜欢和她的孩子们一起玩，进行想象中的狩猎，一起滑滑梯，而我在我们的游戏约会中，坐在长椅上，安静地点头，偷偷看我的手机。

但当我告诉她，我儿子说他需要处理一些紧急邮件时，她有不同的看法。“多么美妙！”她说，“他能理解拥有自己的东西有多重要，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他有你这样的母亲真是太幸运了。”就这样，我内心的某种东西被扭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本文作者Melody Schreiber是一名记者。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