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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博彩法生效,贵宾厅“黄金时代”正式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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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博彩法生效,贵宾厅“黄金时代”正式终结

澳门博彩业的超常发展时期已经结束,未来十年内很可能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戈振伟

澳门博彩业迎来近20年最大变革,一个以博彩中介人(俗称叠码仔)制度为核心和贵宾厅遍布澳门的特殊时代正式终结。

6月23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新的《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下称《博彩法》)正式生效。该法律于6月21日获立法会通过。

新《博彩法》主要订明博彩经营牌照(俗称“赌牌”)批给上限6个,禁止转批给,批给期不多于10年,最多可延长3年。未来管理公司只能收取管理费,不能与娱乐场分享利润或收取佣金。博彩中介只可为一间承批公司服务等。

澳门六大博彩企业均对新法表示欢迎。博彩法》已实施近20年,六大博企的博彩批给经营合同原定于6月26日到期,目前已获澳门特区政府延长至今年底,2023年1月1日起将按照新博彩法》进行新的博彩行为。

摩根大通发表报告指,预计重新竞投赌牌程序将于7月尾或8月初进行,并将于11月初公布竞投结果。

贵宾厅的“黄金时代”结束,澳门博彩进入新时期

新《博彩法》通过后,意味着澳门博彩业将进入一个规范发展的新时期。澳门博彩业从1840年代末开始合法化,但在很长时间内缺乏规管博彩业的法律规范,或者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所制定的法律。

“例如,幸运博彩经营权的转批给、第三方贵宾厅和卫星赌场,都是在没有或缺少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被批准或发展起来的,它们虽然在经济上为澳门带来了好处,可是也对特区的法治原则造成一定损害,带来难以监管或监管不严的隐患,影响澳门博彩业的可持续发展。”澳门理工学院博彩旅游教学及研究中心主任王长斌教授对界面新闻大湾区频道记者说。

新《博彩法》对中介人业务持续收紧,进一步限制博彩中介人、第三方贵宾厅的功能。贵宾厅运营模式由澳门独创,大约在1970-1980年代兴起,曾是澳门赌场繁荣的制胜法宝。

“新《博彩法》最主要的是关于贵宾厅的变化。”王长斌分析,在澳门过去的博彩经济中,以收入分成或承包专用区域为特点的第三方贵宾厅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它们并非单纯经营博彩中介业务,实际上是与承批公司共享博彩经营权。这与幸运博彩只能由政府批给的法律精神相抵触,没有法律基础。

自2002年澳门“开放赌权”后,澳门博彩业进入了一个超常发展期,迅速成长为全球博彩收入最高的城市。贵宾厅博彩曾在澳门博彩收入中占有显著的地位,2002年一直到2020年之间的绝大多数年份里,来自贵宾厅的博彩收入都超过总博彩收入的一半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超过70%。但是,近年来由于内地打击组织内地居民参与境外赌博,贵宾厅的博彩收入持续下降。

同时,反复的疫情以及去年年底曝出的“洗米华”案,让澳门贵宾厅及中介人的生意雪上加霜,大不如前。澳门博监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澳门整体博彩收益为868.63亿澳门元,其中来自贵宾厅业务收入为284.89亿澳门元,占比为32.8%。

“朱太”朱李月华家族有份打理的澳门黄金集团,今年3月便宣告结业,涉及遣散员工逾260人,其主要经营贵宾厅生意。澳门黄金集团持有博彩中介人牌照,经营多个赌厅,旗下的贵宾厅曾遍布澳门多间娱乐场,包括新葡京、皇家金堡酒店、旧葡京等等,是澳门的五大赌厅集团之一。

事实上,从3月份开始,澳门特区政府已经严格规定,在贵宾厅提取筹码进行博彩必须是顾客本人,等于是变相封杀没有牌照的叠码仔。

新《博彩法》提出强化对承批公司、博彩中介人及合作人的审批机制,禁止博彩中介与承批公司以任何形式或协议分享博彩收入,禁止博彩中介承包娱乐场的专营区域,限制博彩中介仅可为1家博企提供服务。收入方面,博彩中介仅得以收取佣金的方式为承批公司推介娱乐场幸运博彩活动。

澳门特区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指出,中介业务是向博彩者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消遣等各种便利而收取承批公司支付不多于法定佣金上限的金额作为回报,和承批公司是伙伴关系。新《博彩法》将中介角色“摆回应有位置”,“一对一”方式确保承批公司和中介关系更明晰,财务关系更清楚,防止中介无限扩张。

李伟农还表示,将来有业务经营法就中介未来的义务责任及监管方式作细化规定,本法是原则性规定。

王长斌告诉记者:“重新批给之后,由于贵宾厅业务不可能恢复到往日水平,即使疫情结束,澳门博彩业也难以恢复到2010年代的高度。所以,澳门博彩业的超常发展时期已经结束,未来十年内很可能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

2002年以来,澳门博彩经历了十几年的超常发展时期,但是也对中国内地及澳门经济、社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甚至为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隐忧。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澳门的这种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新《博彩法》加大对博彩业的监管力度,致力于澳门博彩业的规范化发展,力图降低博彩业的“赌性”,发展其“娱乐性”,打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博彩业。

博彩企业仍面临不确定性

澳门特区政府此前在向立法会提交新博彩法》草案时陈述理由称,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已实施了约20年,无论法律实践,抑或对博彩业的监管都存在不足及滞后。为此,有必要作出适时的检讨及修订。

同时,特区政府强调,提出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明确博彩经营法律制度,尤其包括经营幸运博彩须在维护国家及澳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及可持续发展,以及配合澳门打击跨境非法资金流动及预防反清洗黑钱的政策及机制等。

澳门博彩业历史悠久,被冠以“东方蒙地卡罗”及“亚洲拉斯维加斯”之美誉,是澳门现时最重要的经济支柱。疫情前的2019年,特区政府总收入1335亿澳门元,其中博彩税收就占了70%80%

分析认为,澳门为加强对博彩业的管理而出台的新法律基本符合预期,但这些法律给那些在疫情中苦苦挣扎的大型博彩企业仍带来了不确定性。

澳门博彩业目前是“六分天下”的格局,赌牌正牌牌照分别由澳博控股(0880.HK)、永利澳门(1128.HK)以及银河娱乐(0027.HK)持有,这三家正牌牌主各自转批给美高梅中国(2282.HK)、新濠(0200.HK)及金沙中国(1928.HK)三个副牌牌主。

王长斌表示,目前市场上的六家公司,每家公司都有大量的投资和本地雇员,如果有公司失去赌牌,意味着澳门的博彩业将产生震荡;如果此次仍然开出六个赌牌,且是这六家公司继续持有,外界恐怕会对赌牌重新竞投的公平公正产生质疑。

澳门作为开放的微型经济体,对外部经济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过去,澳门“以博彩旅游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其他行业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为经济发展策略,博彩博彩中介业的蓬勃带动了其他行业发展,如酒店业、批发及零售业等。

受疫情影响,入境澳门的游客数量骤降,各行各业承压。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曾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再次暴露了澳门产业结构单一、过度依赖博彩业、经济韧性不足等问题,必须加快推动经济适度多元。

澳门经济民生联盟主席刘家裕指出,新法中为鼓励博彩公司拓展海外客源,可由行政长官决定豁免承批公司全部或部分博彩特别拨款,此举措意义重大。“由于本澳持续受周边地区的新冠疫情影响,仅靠内地客这单一客源不足以支撑澳门的经济体系,吸纳其他地区的客源显得尤其重要,同时也使客源结构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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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博彩法生效,贵宾厅“黄金时代”正式终结

澳门博彩业的超常发展时期已经结束,未来十年内很可能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戈振伟

澳门博彩业迎来近20年最大变革,一个以博彩中介人(俗称叠码仔)制度为核心和贵宾厅遍布澳门的特殊时代正式终结。

6月23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新的《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下称《博彩法》)正式生效。该法律于6月21日获立法会通过。

新《博彩法》主要订明博彩经营牌照(俗称“赌牌”)批给上限6个,禁止转批给,批给期不多于10年,最多可延长3年。未来管理公司只能收取管理费,不能与娱乐场分享利润或收取佣金。博彩中介只可为一间承批公司服务等。

澳门六大博彩企业均对新法表示欢迎。博彩法》已实施近20年,六大博企的博彩批给经营合同原定于6月26日到期,目前已获澳门特区政府延长至今年底,2023年1月1日起将按照新博彩法》进行新的博彩行为。

摩根大通发表报告指,预计重新竞投赌牌程序将于7月尾或8月初进行,并将于11月初公布竞投结果。

贵宾厅的“黄金时代”结束,澳门博彩进入新时期

新《博彩法》通过后,意味着澳门博彩业将进入一个规范发展的新时期。澳门博彩业从1840年代末开始合法化,但在很长时间内缺乏规管博彩业的法律规范,或者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所制定的法律。

“例如,幸运博彩经营权的转批给、第三方贵宾厅和卫星赌场,都是在没有或缺少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被批准或发展起来的,它们虽然在经济上为澳门带来了好处,可是也对特区的法治原则造成一定损害,带来难以监管或监管不严的隐患,影响澳门博彩业的可持续发展。”澳门理工学院博彩旅游教学及研究中心主任王长斌教授对界面新闻大湾区频道记者说。

新《博彩法》对中介人业务持续收紧,进一步限制博彩中介人、第三方贵宾厅的功能。贵宾厅运营模式由澳门独创,大约在1970-1980年代兴起,曾是澳门赌场繁荣的制胜法宝。

“新《博彩法》最主要的是关于贵宾厅的变化。”王长斌分析,在澳门过去的博彩经济中,以收入分成或承包专用区域为特点的第三方贵宾厅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它们并非单纯经营博彩中介业务,实际上是与承批公司共享博彩经营权。这与幸运博彩只能由政府批给的法律精神相抵触,没有法律基础。

自2002年澳门“开放赌权”后,澳门博彩业进入了一个超常发展期,迅速成长为全球博彩收入最高的城市。贵宾厅博彩曾在澳门博彩收入中占有显著的地位,2002年一直到2020年之间的绝大多数年份里,来自贵宾厅的博彩收入都超过总博彩收入的一半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超过70%。但是,近年来由于内地打击组织内地居民参与境外赌博,贵宾厅的博彩收入持续下降。

同时,反复的疫情以及去年年底曝出的“洗米华”案,让澳门贵宾厅及中介人的生意雪上加霜,大不如前。澳门博监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澳门整体博彩收益为868.63亿澳门元,其中来自贵宾厅业务收入为284.89亿澳门元,占比为32.8%。

“朱太”朱李月华家族有份打理的澳门黄金集团,今年3月便宣告结业,涉及遣散员工逾260人,其主要经营贵宾厅生意。澳门黄金集团持有博彩中介人牌照,经营多个赌厅,旗下的贵宾厅曾遍布澳门多间娱乐场,包括新葡京、皇家金堡酒店、旧葡京等等,是澳门的五大赌厅集团之一。

事实上,从3月份开始,澳门特区政府已经严格规定,在贵宾厅提取筹码进行博彩必须是顾客本人,等于是变相封杀没有牌照的叠码仔。

新《博彩法》提出强化对承批公司、博彩中介人及合作人的审批机制,禁止博彩中介与承批公司以任何形式或协议分享博彩收入,禁止博彩中介承包娱乐场的专营区域,限制博彩中介仅可为1家博企提供服务。收入方面,博彩中介仅得以收取佣金的方式为承批公司推介娱乐场幸运博彩活动。

澳门特区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指出,中介业务是向博彩者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消遣等各种便利而收取承批公司支付不多于法定佣金上限的金额作为回报,和承批公司是伙伴关系。新《博彩法》将中介角色“摆回应有位置”,“一对一”方式确保承批公司和中介关系更明晰,财务关系更清楚,防止中介无限扩张。

李伟农还表示,将来有业务经营法就中介未来的义务责任及监管方式作细化规定,本法是原则性规定。

王长斌告诉记者:“重新批给之后,由于贵宾厅业务不可能恢复到往日水平,即使疫情结束,澳门博彩业也难以恢复到2010年代的高度。所以,澳门博彩业的超常发展时期已经结束,未来十年内很可能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

2002年以来,澳门博彩经历了十几年的超常发展时期,但是也对中国内地及澳门经济、社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甚至为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隐忧。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澳门的这种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新《博彩法》加大对博彩业的监管力度,致力于澳门博彩业的规范化发展,力图降低博彩业的“赌性”,发展其“娱乐性”,打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博彩业。

博彩企业仍面临不确定性

澳门特区政府此前在向立法会提交新博彩法》草案时陈述理由称,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已实施了约20年,无论法律实践,抑或对博彩业的监管都存在不足及滞后。为此,有必要作出适时的检讨及修订。

同时,特区政府强调,提出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明确博彩经营法律制度,尤其包括经营幸运博彩须在维护国家及澳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及可持续发展,以及配合澳门打击跨境非法资金流动及预防反清洗黑钱的政策及机制等。

澳门博彩业历史悠久,被冠以“东方蒙地卡罗”及“亚洲拉斯维加斯”之美誉,是澳门现时最重要的经济支柱。疫情前的2019年,特区政府总收入1335亿澳门元,其中博彩税收就占了70%80%

分析认为,澳门为加强对博彩业的管理而出台的新法律基本符合预期,但这些法律给那些在疫情中苦苦挣扎的大型博彩企业仍带来了不确定性。

澳门博彩业目前是“六分天下”的格局,赌牌正牌牌照分别由澳博控股(0880.HK)、永利澳门(1128.HK)以及银河娱乐(0027.HK)持有,这三家正牌牌主各自转批给美高梅中国(2282.HK)、新濠(0200.HK)及金沙中国(1928.HK)三个副牌牌主。

王长斌表示,目前市场上的六家公司,每家公司都有大量的投资和本地雇员,如果有公司失去赌牌,意味着澳门的博彩业将产生震荡;如果此次仍然开出六个赌牌,且是这六家公司继续持有,外界恐怕会对赌牌重新竞投的公平公正产生质疑。

澳门作为开放的微型经济体,对外部经济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过去,澳门“以博彩旅游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其他行业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为经济发展策略,博彩博彩中介业的蓬勃带动了其他行业发展,如酒店业、批发及零售业等。

受疫情影响,入境澳门的游客数量骤降,各行各业承压。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曾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再次暴露了澳门产业结构单一、过度依赖博彩业、经济韧性不足等问题,必须加快推动经济适度多元。

澳门经济民生联盟主席刘家裕指出,新法中为鼓励博彩公司拓展海外客源,可由行政长官决定豁免承批公司全部或部分博彩特别拨款,此举措意义重大。“由于本澳持续受周边地区的新冠疫情影响,仅靠内地客这单一客源不足以支撑澳门的经济体系,吸纳其他地区的客源显得尤其重要,同时也使客源结构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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