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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聊天室 | “全职儿女”,等待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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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聊天室 | “全职儿女”,等待上岸

年轻人回家的原因有许多,包括“卷不动了”、“工资低、还受气”以及“只要妈妈给口饭吃就够了”。

《家有儿女》剧照

第92期主持人 | 董子琪

“全职儿女”是近一年来出现的新词,指的是全职在家、为父母家人服务的年轻人。豆瓣全职儿女小组的自我介绍相当积极:“全职儿女,一种新型的脱产生活方式,指的是年轻人脱产寄居父母生活,并通过付出一定的劳动换取经济支持,同时保持学习,尝试找到职业目标、考公考研上岸。”

全职儿女在家里陪伴家人,并非什么也不做。他们在一些帖子里阐述了全职的日程安排,像是上午陪妈妈买菜、中午做饭、下午陪奶奶遛弯等等,通常会有些许自由安排的时间。作为报酬,全职儿女每月会获得一定的生活费,通常从长辈的退休金里分配。我们可以从新闻报道中看到,有些全职儿女的收入达到了四五千元。

有劳动,有收入,看起来确实可以称得上一份职业,只不过老板是父母家人。

年轻人回家的原因有许多,包括“卷不动了”、“工资低、还受气”以及“只要妈妈给口饭吃就够了”。外部就业压力确实存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全国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升至19.6%,创2022年8月以来新高。

全职儿女的现象和我们之前讨论的年轻人“断亲”,似乎是两个极端。通过成为全职儿女,一方面,年轻人终于有时间陪伴家人,家也成为了充满温情与包容的庇护所,让他们得以逃离充满竞争压力的外部世界,掌握买菜、做饭、做卫生等生活技能,生活看起来也算充实有趣;另一方面,全职儿女的目标毕竟并不像全职妈妈那样明确。虽然向往着“上岸”,像是考编、考公和考研,只是“上岸”毕竟有一定的几率,全职儿女们在家等待的时间也许会非常漫长。

“家里蹲”和“啃老”曾经是没出息的表现,还记得《我爱我家》里的二叔贾志新因为常年待在家里沦落为家中最底层,以及《东北一家人》的牛小伟和牛小玲由于工厂不景气只能在家待业,成了父母眼中家门不幸的代表和大麻烦。当“家有儿女”变“全职儿女”,年轻人更幸福了吗?

《我爱我家》剧照,梁天饰演贾志新(左)(图片来源:豆瓣)

父母也会失去耐心

潘文捷:我有一个朋友,生活最接近这种状态。他考公好几年,有一年笔试第一,面试答得也不错,眼看着就要“上岸”,然而惨遭“萝卜坑”。打击非常沉重,之后考公就没有那么顺利了。一开始父母还非常支持他在家当全职儿女备考的决定,并且认为这种情况并非他的错。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耐心逐渐消失了,一有机会就把他和自己认识的其他考公考编“上岸”的孩子进行比较,生活中但凡有什么不顺心都认为是他的错,甚至诅咒式地说他这辈子都考不上了吧。对于不算特别宽裕、没有很大容错率的家庭来说,做全职儿女的时间对父母和对孩子都是一种折磨。

林子人:现在想来,我也算是做过“全职儿女”的吧,只不过当时这被称为“间隔年”。硕士毕业后,我回家与父母同住了一年,一边申请博士项目,一边做志愿者工作、在朋友的工作室打零工赚零花钱。因为一直保持着忙碌的状态,父母在那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很支持我的,直到……我博士申请失败。

和文捷朋友家的情况一模一样,父母的耐心一点点消耗殆尽,我妈妈当时对我说的一些难听话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些年我有时会被问到为什么来上海工作,我每次都回答“因为被爸妈赶出了家门”,这不是玩笑,是真的(苦笑)。

但需要指出的是,“间隔年”和“全职儿女”的确是不同的,如果说前者是为了实现某个人生目标暂时“脱离正轨”,它带有“只要找到人生方向就能回到某个发展轨道上”的乐观预期,后者更多是严峻就业形势下的无奈之举。我其实有点难以想象如今“全职儿女”的父母在给子女“发工资”时是什么心情。

董子琪:爸妈的态度变化看来是会变化的,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笑)。

全职儿女与“啃老族”不同

徐鲁青:我感觉全职儿女好像和以前的“家里蹲”、“啃老”有着微妙的区别。后两者往往是无奈的被迫选择,自我叙述之中会流露出更多无路可走的、愧疚的、焦虑的情绪,但全职儿女的故事里反倒释怀的偏多,许多人甚至会强调当下生活的轻松舒适。

比如豆瓣有一则“37岁当全职儿女每天都很快乐”的帖子,楼主强调的是,当全职儿女不仅比上班族生活悠闲丰富,还能促进亲情关系,不像此前在大城市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一次家。“节约生活,但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很开心。”留言区也有不少人表达了羡慕之意。

但我也很难想象现实真的全是其乐融融,大多数全职儿女的目标都是考编考公,属于父母辈会认同的职业选择。但如果他们想做点别的,或者“上岸”不顺呢?在金钱和生活条件供给都来自家庭的情况下,应该很难有太多的反抗吧。

尹清露:在读“全职儿女”相关的文章或帖子时,经常能看到“羞耻”、“溺水感”这样的字眼,这也是我在准备考研的gap year里常有的感受。那时我住在上海郊区,一边做英语辅导老师一边自学日语,生活倒还算是充实,但是一旦逢年过节回家,这种溺水和停滞的感觉就变得尤为激烈。在饭桌上,别人只能善意地祝我早日考上,父母也只能略带敷衍地回应,意思约等于“现在我家女儿还啥也不是,以后……以后再看吧”。

正巧那阵子我沉迷于看日本动画《阿松》,它讲述的是平成时期的一户中产人家中六胞胎“家里蹲”的故事,他们六个人都没有工作,过着羞耻感和快活感混杂的生活,其中一人偶尔去星巴克打工还会被哥哥们投去既嫉妒又嘲讽的目光,或者变成被恶作剧的对象。我记得观看《阿松》给我带来了一点解脱和放松的感觉,现在看来,这种感觉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用温情搞笑的方式揭示出了这样一点:无论是中国的“全职儿女”还是日本的“尼特族(NEET)”,待业在家都并不是自己的错,而是就业形势环境不好,所以不必自我苛责。

“全职儿女”不仅是待在家里白吃白喝,也要向父母付出相应的家务劳动或者情感劳动,这也让我想到经济学家斋藤幸平在《人类世的“资本论”》一书中提到的,在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走到尽头的先进国社会(比如日本),我们更应该建立互助的合作社,注重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关怀照料就属于此类工作,而不是看似光鲜但毫无用处的官僚式“狗屁工作”,唯其如此,才能寻找到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生活与生产方式。那么问题就是,儿女所在的家庭是否也可以成为某种最小单位的“合作社”呢?

《人类世的“资本论”》
[日]斋藤幸平 著 王盈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6

董子琪:NEET的全称是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指的就是受过教育但没有就业的年轻人,确实与我们讨论的全职儿女群体有所重合。

这也让想到之前采访过的英国作家杰夫·戴尔,他从牛津毕业后就没有工作过,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值英国失业潮,很多像他这样的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不过可以申请一类政府救济金,很多作家、画家、音乐家都是靠救济金活下来的,据他回忆当时还形成了一整套丰富多彩的低收入文化。虽然有其时代背景,他仍然认为他们一批人的失业都是主动选择的结果。

又由清露的例子想到了日本电视剧《倒数第二次恋爱》。居住在镰仓旧家里的一家子仅有哥哥一人有稳定的工作,弟弟妹妹都一些心理问题无法出去工作——又一次地,没有工作被归结为有点问题,但也可以因为彼此依赖地而活下去。

在“卷不动了”背后 

潘文捷:《亲密的分离》一书谈到,新自由主义伦理假设所有人都应该独立自主,一个人一旦依赖别人,就变成了麻烦,不仅给别人添麻烦,而且不值得帮助。这里的“依赖”主要指的是社会福利。由于政府减少了社会福利的支持,很多人就会向家庭网络寻求帮助,这样会让家庭成员关系更为紧密,增进彼此之间的依赖程度。所以,与其说评价全职儿女如何没出息,不如思考社会福利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帮助和支持失业人群。

《亲密的分离》
艾莉森·阿列克西 著 徐翔宁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11

林子人:经济环境的变化是直接原因。前两天在读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的《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这本首次出版于2013年的社会学作品描述的是十年前的日本社会,但现在读来,许多现象可以在中国社会一一找到对照。

在日本语境内,“全职儿女”相当于“单身寄生族”,山田昌弘于1990年创造了这个词。当时,日本年轻人找到正式职员的工作还不难,这个词主要是用来称呼那些虽然毕业但不自立门户、仍然与父母同住、把自己的全部收入当作零用钱、过着轻奢小资生活的单身人士。这一情况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现了显著变化:非正式雇佣和失业的年轻人数量逐渐增加,自立门户的经济条件越来越难以满足,不少单身青年只能被迫与父母一同生活。

《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
[日]山田昌弘 著 李燕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3-6

而随着日本经济环境的持续低迷,“单身寄生族”渐渐变成了“中年单身寄生族”。山田昌弘援引数据指出,2012年35-44岁与父母同住的单身者人数达到了350万人,还在持续增加。这些人中约一成是父母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的失业者,他们依靠父母的养老金生活。这个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将带来严峻的社会问题。中年子女隐瞒父母死讯继续冒领养老金的事件,从2000年开始逐渐曝光。山田昌弘警告称,如果对青年就业问题不加以重视,“单身寄生族”将陷入严峻的生存困境。

徐鲁青:透过全职儿女现象,我们或许能看到,如今年轻一代的发展难度和上一辈完全不同了。以前可能父母工作没几年就买房,如今一些儿女毕业即失业,只能在家蹭住省房租。豆瓣全职儿女小组的一则帖子说:“爸爸月薪7000元,妈妈和奶奶的退休金各5000多元。他们每人每月分别给我2000元,我在给家人打工。”——许多全职上班的年轻人拿到手的也不过就这个数。父母上班早十晚六,有时中午还有午休,有时间逛菜市场琢磨食材搭配自己做饭,在职场卷的儿女们每天下班只想点外卖——据统计,今年4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48.8小时,如果每周工作五天,就是每天工作接近10小时。

这么多全职儿女,都在父母支持下待在家里考公考编,一边是编制公职展现了国家庇护能力的最大显现,靠国家是人人向往的最佳选择,另一边是失业的年轻人只有父母身边可以退回,最后的安全阀只剩下家庭。

董子琪:金爱烂小说《祈祷》讲的也是年轻人毕业后没有着落的故事。姐姐在首尔大学附近的考试村备考基层公务员,“我”前去找她,只为了给她送去落在家里的枕头。妹妹进到了姐姐的狭窄小房间,也发现了姐姐腰间的赘肉,这是现实扑面而来的窘迫瞬间。可能提供安全感的家人,面对现实时也有复杂的心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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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回家的原因有许多,包括“卷不动了”、“工资低、还受气”以及“只要妈妈给口饭吃就够了”。

《家有儿女》剧照

第92期主持人 | 董子琪

“全职儿女”是近一年来出现的新词,指的是全职在家、为父母家人服务的年轻人。豆瓣全职儿女小组的自我介绍相当积极:“全职儿女,一种新型的脱产生活方式,指的是年轻人脱产寄居父母生活,并通过付出一定的劳动换取经济支持,同时保持学习,尝试找到职业目标、考公考研上岸。”

全职儿女在家里陪伴家人,并非什么也不做。他们在一些帖子里阐述了全职的日程安排,像是上午陪妈妈买菜、中午做饭、下午陪奶奶遛弯等等,通常会有些许自由安排的时间。作为报酬,全职儿女每月会获得一定的生活费,通常从长辈的退休金里分配。我们可以从新闻报道中看到,有些全职儿女的收入达到了四五千元。

有劳动,有收入,看起来确实可以称得上一份职业,只不过老板是父母家人。

年轻人回家的原因有许多,包括“卷不动了”、“工资低、还受气”以及“只要妈妈给口饭吃就够了”。外部就业压力确实存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全国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升至19.6%,创2022年8月以来新高。

全职儿女的现象和我们之前讨论的年轻人“断亲”,似乎是两个极端。通过成为全职儿女,一方面,年轻人终于有时间陪伴家人,家也成为了充满温情与包容的庇护所,让他们得以逃离充满竞争压力的外部世界,掌握买菜、做饭、做卫生等生活技能,生活看起来也算充实有趣;另一方面,全职儿女的目标毕竟并不像全职妈妈那样明确。虽然向往着“上岸”,像是考编、考公和考研,只是“上岸”毕竟有一定的几率,全职儿女们在家等待的时间也许会非常漫长。

“家里蹲”和“啃老”曾经是没出息的表现,还记得《我爱我家》里的二叔贾志新因为常年待在家里沦落为家中最底层,以及《东北一家人》的牛小伟和牛小玲由于工厂不景气只能在家待业,成了父母眼中家门不幸的代表和大麻烦。当“家有儿女”变“全职儿女”,年轻人更幸福了吗?

《我爱我家》剧照,梁天饰演贾志新(左)(图片来源:豆瓣)

父母也会失去耐心

潘文捷:我有一个朋友,生活最接近这种状态。他考公好几年,有一年笔试第一,面试答得也不错,眼看着就要“上岸”,然而惨遭“萝卜坑”。打击非常沉重,之后考公就没有那么顺利了。一开始父母还非常支持他在家当全职儿女备考的决定,并且认为这种情况并非他的错。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耐心逐渐消失了,一有机会就把他和自己认识的其他考公考编“上岸”的孩子进行比较,生活中但凡有什么不顺心都认为是他的错,甚至诅咒式地说他这辈子都考不上了吧。对于不算特别宽裕、没有很大容错率的家庭来说,做全职儿女的时间对父母和对孩子都是一种折磨。

林子人:现在想来,我也算是做过“全职儿女”的吧,只不过当时这被称为“间隔年”。硕士毕业后,我回家与父母同住了一年,一边申请博士项目,一边做志愿者工作、在朋友的工作室打零工赚零花钱。因为一直保持着忙碌的状态,父母在那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很支持我的,直到……我博士申请失败。

和文捷朋友家的情况一模一样,父母的耐心一点点消耗殆尽,我妈妈当时对我说的一些难听话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些年我有时会被问到为什么来上海工作,我每次都回答“因为被爸妈赶出了家门”,这不是玩笑,是真的(苦笑)。

但需要指出的是,“间隔年”和“全职儿女”的确是不同的,如果说前者是为了实现某个人生目标暂时“脱离正轨”,它带有“只要找到人生方向就能回到某个发展轨道上”的乐观预期,后者更多是严峻就业形势下的无奈之举。我其实有点难以想象如今“全职儿女”的父母在给子女“发工资”时是什么心情。

董子琪:爸妈的态度变化看来是会变化的,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笑)。

全职儿女与“啃老族”不同

徐鲁青:我感觉全职儿女好像和以前的“家里蹲”、“啃老”有着微妙的区别。后两者往往是无奈的被迫选择,自我叙述之中会流露出更多无路可走的、愧疚的、焦虑的情绪,但全职儿女的故事里反倒释怀的偏多,许多人甚至会强调当下生活的轻松舒适。

比如豆瓣有一则“37岁当全职儿女每天都很快乐”的帖子,楼主强调的是,当全职儿女不仅比上班族生活悠闲丰富,还能促进亲情关系,不像此前在大城市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一次家。“节约生活,但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很开心。”留言区也有不少人表达了羡慕之意。

但我也很难想象现实真的全是其乐融融,大多数全职儿女的目标都是考编考公,属于父母辈会认同的职业选择。但如果他们想做点别的,或者“上岸”不顺呢?在金钱和生活条件供给都来自家庭的情况下,应该很难有太多的反抗吧。

尹清露:在读“全职儿女”相关的文章或帖子时,经常能看到“羞耻”、“溺水感”这样的字眼,这也是我在准备考研的gap year里常有的感受。那时我住在上海郊区,一边做英语辅导老师一边自学日语,生活倒还算是充实,但是一旦逢年过节回家,这种溺水和停滞的感觉就变得尤为激烈。在饭桌上,别人只能善意地祝我早日考上,父母也只能略带敷衍地回应,意思约等于“现在我家女儿还啥也不是,以后……以后再看吧”。

正巧那阵子我沉迷于看日本动画《阿松》,它讲述的是平成时期的一户中产人家中六胞胎“家里蹲”的故事,他们六个人都没有工作,过着羞耻感和快活感混杂的生活,其中一人偶尔去星巴克打工还会被哥哥们投去既嫉妒又嘲讽的目光,或者变成被恶作剧的对象。我记得观看《阿松》给我带来了一点解脱和放松的感觉,现在看来,这种感觉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用温情搞笑的方式揭示出了这样一点:无论是中国的“全职儿女”还是日本的“尼特族(NEET)”,待业在家都并不是自己的错,而是就业形势环境不好,所以不必自我苛责。

“全职儿女”不仅是待在家里白吃白喝,也要向父母付出相应的家务劳动或者情感劳动,这也让我想到经济学家斋藤幸平在《人类世的“资本论”》一书中提到的,在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走到尽头的先进国社会(比如日本),我们更应该建立互助的合作社,注重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关怀照料就属于此类工作,而不是看似光鲜但毫无用处的官僚式“狗屁工作”,唯其如此,才能寻找到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生活与生产方式。那么问题就是,儿女所在的家庭是否也可以成为某种最小单位的“合作社”呢?

《人类世的“资本论”》
[日]斋藤幸平 著 王盈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6

董子琪:NEET的全称是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指的就是受过教育但没有就业的年轻人,确实与我们讨论的全职儿女群体有所重合。

这也让想到之前采访过的英国作家杰夫·戴尔,他从牛津毕业后就没有工作过,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值英国失业潮,很多像他这样的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不过可以申请一类政府救济金,很多作家、画家、音乐家都是靠救济金活下来的,据他回忆当时还形成了一整套丰富多彩的低收入文化。虽然有其时代背景,他仍然认为他们一批人的失业都是主动选择的结果。

又由清露的例子想到了日本电视剧《倒数第二次恋爱》。居住在镰仓旧家里的一家子仅有哥哥一人有稳定的工作,弟弟妹妹都一些心理问题无法出去工作——又一次地,没有工作被归结为有点问题,但也可以因为彼此依赖地而活下去。

在“卷不动了”背后 

潘文捷:《亲密的分离》一书谈到,新自由主义伦理假设所有人都应该独立自主,一个人一旦依赖别人,就变成了麻烦,不仅给别人添麻烦,而且不值得帮助。这里的“依赖”主要指的是社会福利。由于政府减少了社会福利的支持,很多人就会向家庭网络寻求帮助,这样会让家庭成员关系更为紧密,增进彼此之间的依赖程度。所以,与其说评价全职儿女如何没出息,不如思考社会福利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帮助和支持失业人群。

《亲密的分离》
艾莉森·阿列克西 著 徐翔宁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11

林子人:经济环境的变化是直接原因。前两天在读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的《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这本首次出版于2013年的社会学作品描述的是十年前的日本社会,但现在读来,许多现象可以在中国社会一一找到对照。

在日本语境内,“全职儿女”相当于“单身寄生族”,山田昌弘于1990年创造了这个词。当时,日本年轻人找到正式职员的工作还不难,这个词主要是用来称呼那些虽然毕业但不自立门户、仍然与父母同住、把自己的全部收入当作零用钱、过着轻奢小资生活的单身人士。这一情况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现了显著变化:非正式雇佣和失业的年轻人数量逐渐增加,自立门户的经济条件越来越难以满足,不少单身青年只能被迫与父母一同生活。

《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
[日]山田昌弘 著 李燕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3-6

而随着日本经济环境的持续低迷,“单身寄生族”渐渐变成了“中年单身寄生族”。山田昌弘援引数据指出,2012年35-44岁与父母同住的单身者人数达到了350万人,还在持续增加。这些人中约一成是父母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的失业者,他们依靠父母的养老金生活。这个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将带来严峻的社会问题。中年子女隐瞒父母死讯继续冒领养老金的事件,从2000年开始逐渐曝光。山田昌弘警告称,如果对青年就业问题不加以重视,“单身寄生族”将陷入严峻的生存困境。

徐鲁青:透过全职儿女现象,我们或许能看到,如今年轻一代的发展难度和上一辈完全不同了。以前可能父母工作没几年就买房,如今一些儿女毕业即失业,只能在家蹭住省房租。豆瓣全职儿女小组的一则帖子说:“爸爸月薪7000元,妈妈和奶奶的退休金各5000多元。他们每人每月分别给我2000元,我在给家人打工。”——许多全职上班的年轻人拿到手的也不过就这个数。父母上班早十晚六,有时中午还有午休,有时间逛菜市场琢磨食材搭配自己做饭,在职场卷的儿女们每天下班只想点外卖——据统计,今年4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48.8小时,如果每周工作五天,就是每天工作接近10小时。

这么多全职儿女,都在父母支持下待在家里考公考编,一边是编制公职展现了国家庇护能力的最大显现,靠国家是人人向往的最佳选择,另一边是失业的年轻人只有父母身边可以退回,最后的安全阀只剩下家庭。

董子琪:金爱烂小说《祈祷》讲的也是年轻人毕业后没有着落的故事。姐姐在首尔大学附近的考试村备考基层公务员,“我”前去找她,只为了给她送去落在家里的枕头。妹妹进到了姐姐的狭窄小房间,也发现了姐姐腰间的赘肉,这是现实扑面而来的窘迫瞬间。可能提供安全感的家人,面对现实时也有复杂的心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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