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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电影《长安三万里》自上映后引发了许多关注讨论。电影以盛唐为背景，讲述了安史之乱后诗人高适回忆与李白的往昔岁月，并带出以李白、高适为中心的盛唐诗人群像故事，出现了一众我们熟悉的诗人形象与诗歌作品，甚至有小朋友在观影时跟着背诗。
在《长安三万里》热映之际，界面文化（ID：bookandfun）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辛晓娟。访谈以电影为切口，探讨了故事中出现的诗人与诗歌文化的相关史实。李白与高适的真实交往是什么样的？李白是缺乏现实政治头脑的出世仙人吗？在当年，一首诗是如何从诗人的笔下扩散全国，甚至流传至敦煌与日本的？《静夜思》彼时是否也能人人背诵，唐诗的经典化机制是什么样的？
盛唐人什么样？如果只能选一个，那就是李白的样子
界面文化：《长安三万里》把李白与高适之间的情谊作为剧情主线。在历史上，二人的情谊与交往是什么样的？唐朝诗人之间的交往是否像电影呈现的那般密切？
辛晓娟：李白与高适两个人曾经相见同游过。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得到了唐玄宗一大笔遣散费（受访者注：公元744年向玄宗请辞，唐玄宗准许李白辞职，并赏给李白钱财，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赐金放还”）。他在洛阳遇到了杜甫，后来就有了文学史上著名的“李杜同游”。那时杜甫在洛阳寄人篱下，姑姑去世后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李白也正逢失意。公元744年三月，李杜二人在洛阳相见，一见如故。同游中又遇到高适，他们一同去了梁宋，怀古凭吊，相谈甚欢，度过了几个月。
当时李白四十四岁，高适四十一岁，杜甫三十三岁。杜甫很仰慕两位前辈，写了大量诗篇回忆同游经历，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其中一首《遣怀》写道，“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他还记录了李白与高适二人的豪气干云——“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
那一次相遇之后，就没有李白和高适再有交集的文献了。关于李杜是否又见过面也有争议，流传的李白写杜甫的打油诗（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斗笠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不确定是否真的出自李白之手。按照闻一多的说法，“他们的相遇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仿佛太阳与月亮的相碰。”短暂相碰之后，日月就各自运行了。
电影里李白入狱浔阳的片段也有依据。历史上，李白下狱时曾辗转找高适求过情，高适没有回应。两人这时应该是没有见过面的。
实际上，唐朝的一众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都互有交集，但很难像电影里展现的那样同框。比如王维和李白，两人都在长安的几年里很有可能见过面，但两人并无只字提及对方。
界面文化：高适在当时的诗人交往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觉得电影选择从高适的视角看唐朝诗人圈合适吗？
辛晓娟：历史上的高适比影片呈现出的更豪情，他是一个有侠情且懂军事的人，他写自己“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二十岁就精通文武——肯定不是电影表现出来的阅读障碍。“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写的是自己勾勾手指头就能取公卿。当然，他仕途比较坎坷，所以后来才走上从军道路，但他去长安的时候是怀着豪情万丈、屈指取公卿的心态的。
三个诗人同游之后，杜甫和高适后来一直有交集，杜甫在长安见到高适曾写他“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 高适要入哥舒翰的幕府时，杜甫还去送他，并预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你现在去做个书记，但是我对你有信心，十年后你或许就能够凭借军功，拿到主将的旗旌。
界面文化：李白和高适二人虽都有世俗抱负，但一个被刻画为谪仙人，一个为世间人。对比之下李白的形象更为出世，似乎缺乏政治头脑，事实上的确如此吗？
辛晓娟：李白是自由洒脱的，但并非不关心国家和天下。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还会写信说他想从军，为平定安史之乱尽一份力。上元二年（761），听说李光弼太尉奉命东征，出镇临淮（今安徽泗县），当时61岁的李白又勃发报国之心，启程前往投奔李光弼军队，希望有铅刀一割之用。
他一直都很关心世事，书写安史之乱的作品也不少，比如长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就曾写到：“汉甲连胡兵，沙尘暗云海。草木摇杀气，星辰无光彩。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对大军过后百姓的惨状，李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电影里有一段是李白在安禄山将反未反时曾去打探情报，事实上，那个阶段李白确实去幽州观察了一番，也写了不少诗篇表达自己对“安禄山将反”这一局面的忧虑。
李白身上当然有很强的道家甚至纵横家的做派，但是他也很受儒家的影响，他写自己的理想是“济苍生，安黎元”，是说自己要做成大的功业再身退，就像谢安那样，回报苍生国家，让百姓们过上好日子再潇洒离开。
他不是完全飞在天上的仙人，也行走在世俗的泥潭中，但一直到绝笔之作《临路歌》，他还是把自己比作大鹏鸟，“大鹏飞兮振八裔”，希望能够飞翔在九天之上，但是“中天摧兮力不济”。
我觉得这是李白最可贵的地方——他是大唐谪仙，是大鹏鸟的化身，但他并非一直飞在云端，也在世俗的风霜泥泞里跋涉，但他一直没有对命运低头过，保持着桀骜不驯。举个例子，李白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是进了浔阳狱，他背负着从逆的罪名，当时的情况杜甫说得很清楚——“世人皆遇杀”——所有人都想杀他，政治前途也完全断送。然而，从狱里出来之后，李白没有长久消沉，诗歌成为支撑他生命的力量，并且不断磨砺成长，一直保持到晚年。从江陵返还坐在小舟上，他仍然会写“轻舟已过万重山”，依旧是洒脱不羁、仰天长啸、笑对王侯的李白。这就是他的魅力。
界面文化：在电影里，李白入赘的情节出现了两次，一些观众在网络讨论中表示对他不介意当赘婿颇有好感。在历史上，他的选择是怎样的？他与高适、孟浩然的意见分歧是否真的存在过？
辛晓娟：首先，入赘可能要打个引号。从史料来看，李白“从妻居”是毫无疑问的，但也没有电影里说得那么屈辱，李白的孩子都是跟着他姓的。历史上没有记载李白和高适讨论过他娶许夫人的事，但和孟浩然倒的确有关系。这桩亲事有不少朋友从中撮合，孟浩然是其中之一。
唐朝的婚娶观念比我们想象中更开放，我个人觉得历史上的李白对于这件事不会有那么大的纠结，不是带着巨大侮辱感做出的选择。当时名人从妻居并不罕见，比如中唐大诗人元稹就一度住在妻子家。元稹的妻子叫韦丛，他曾在《遣悲怀三首》里表达过对妻子的哀悼。韦丛的父亲是韦夏卿，在洛阳履信坊有宅子，元稹成婚后随妻子搬到了老丈人宅子里。唐代还有一个宰相叫元载，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夫人家里。有个词叫“榜下捉婿”，说的是家境普通的士子中了进士之后被达官显贵看上，招为女婿，其中很多会搬到老丈人家居住。唐传奇里这样的故事很多，在当时多半被视为佳话，这也显示了唐代比较多元和开明的婚配观。
界面文化：电影在李白吟咏《将进酒》时被推向高潮。《将进酒》是李白的重要诗篇，在学界的研究中，这首诗真正的创作情境是怎样的？
辛晓娟：李白“赐金放还”之后，他觉得人间的路走不通了，开始更加关心求仙问道的路，于是和当年的道士朋友们游历名山大川，“安能催眉折腰侍权贵”就是那个时候写的。这个过程里，他去拜访了一个结交20多年的好朋友丹丘生，丹丘生隐居在嵩山颍阳，另一个好友岑夫子也住在嵩山不远处的山上，他听说李白来了，赶紧跑到岑夫子住处，但李白和岑夫子喝了几天酒就继续行程了，二人正好错过。丹丘生写了一封信，快马加鞭送给李白，李白看到信后也真的折返回来，三个人又一起喝酒玩耍。学界一般认为，《将进酒》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
《将进酒》里不光是狂欢，也有愁绪。唐诗里有很多写政治理想破灭的诗，但没有一个会写成《将进酒》这样，用“人生得意须尽欢”消解掉万古之愁。“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写人世间的功名利禄，名声和荣耀皆归流水，唯有在这里纵酒高歌的人能够名流于后世，这是他用一种极致的豪迈去对抗世界给自己的沉重打击。
现在最通行的古代文学史教材里有句话，说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盛唐人是什么样的？如果只能选一个，那就是李白的样子，他身上那种对生活、生命、人世间无穷无尽的热爱就是所谓的盛唐气象。
所谓盛唐气象，就是时代容得下所有人
界面文化：电影中的李白希望得到赏识，拿美文去拜会官员。在唐朝，诗才和政治人才选拔是否有密切的关系？诗人因文笔好而得到仕途赏识的机会多吗？
辛晓娟：在唐代，一个人的才华能否获得政治赏识是很复杂的。拿科举来说，虽然用诗取仕，但是考的题都是五言排律，如果一个人歌行体写特别好，去考试就不一定能考上。把唐代状元的卷子拿出来看，其实没有几首特别好的诗，一般都是中规中矩的。高适和李白的诗和应试的要求并不那么一致，所以诗才高不一定科举就顺利。
考生在正式考试前可以行卷，把代表作裱得漂漂亮亮的，拿到长安城里边给官员和社会名流看。唐代考试的卷子不糊名，考官看到一个人有好几个大官员举荐，这位考生就更可能高中。除此之外，主考官还会设法调查考生的生活风评，最后的结果是很综合性的考量。
《唐才子传》中提到，晚唐诗人杜牧在年轻时就名气很高了，科举考官组织考试的时候请了一批名流大家，想听听他们对这届考生有什么看法，太学博士吴武陵——相当于今天顶级学府老教授——推荐杜牧，并当场背了杜牧23岁写下的名篇《阿房宫赋》。背完之后对考官说，你看这个人才华怎么样，够不够状元？那考官说，确实是大才子，但您说晚了，状元已经有人了。后来一直问到第五名才问出名额，所以那一年，26岁的杜牧以第五名登第。
李白在当时自诩有大才，不愿参加科举。他的家世也一直是个谜团，目前学界比较多的看法是他是李唐王朝的宗室之后，但祖上政治斗争站错队，为了避祸才跑到西域去躲着。他大概率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不能走正经科举的道路，干脆把名气搞得很大，直接让皇帝看到自己。事实上，李白也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得提拔的。
界面文化：在唐代，诗歌是怎么流传的？为什么李白在扬州写的诗几年就闻名全国，高适隐居老家所作诗歌也能广为流传？
辛晓娟：民间流传的诗歌很多是配乐演唱，很像我们今天的流行歌曲，通过舞女或者商人群体的传播，诗更广泛地为人所知。有一个典故叫“旗亭画壁”，记载于唐代文人薛用弱的《集异记》里，说的是开元年间，王昌龄、王之涣和高适三个诗人，在没有特别出名的时候跑到一个酒楼里，正好当时有梨园子弟来聚会，乐伶上台表演，三个诗人私下商定，谁的诗编入歌词多，谁就最优秀。乐伶们最开始唱了王昌龄和高适的，王之涣其时已经成名已久，他有些急了，说“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并指着一位气质出众的乐伶说她一定会唱我的诗，果然如此，王之涣于是揶揄王昌龄和高适说，“田舍奴！我岂妄哉？”
有些诗还会被写在手工制品上，唐代的一些瓷枕、瓷器上是有诗的。工匠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他们把熟背的歌词写下来，有时候会写错几个字。陈尚君先生在整理《全唐诗补编》的时候，便在瓷器上整理出了很多不被《全唐诗》收录的作品。
唐人题诗可以题在题诗板上，也可以直接题在墙上、柱子上。很多人到驿站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前边哪些人来过、题过哪些诗。白居易每到一个驿站都会绕着墙看有没有元稹题的诗：“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蓝桥驿见元九诗》），找到了便会到处传播。
一般来说，黄鹤楼、岳阳楼等名楼或著名寺庙里也设有题诗板，题诗后有人抄写下来，记载流传。当时大家很关注像李白这样有名的诗人，他的诗有些题在楼上，有些题在墙壁上，好事者会走去看，抄了之后到处传播李白又写新诗了，这些都是很常见的。
界面文化：电影中有乐女在玉真公主的宴席上表演了李白的《采莲曲》，并对高适说这是从扬州传过来的曲子。诗词从民间酒肆场合传播至皇家场所的这类情况常见吗？
辛晓娟：地方诗歌传到中央，在唐代是很常见的，一般会有几种渠道。一种是官方渠道，地方政府专门向中央敬献民间流传的诗歌。比如《凉州词》是西北少数民族风调的调子，西北地方长官觉得好听，把它整理拿来贡献到京城。歌谣反馈给中央不仅是供官员享乐，也被认为可以观风俗和体察民情。反过来，宫廷和中央的音乐也会流传到寻常百姓家。唐代宫廷音乐很发达，有专门的作词人，翰林学士、翰林供奉等职位的部分职责就是为宫廷音乐配词。
比如李白曾在沉香亭作三首《清平调》，背景是唐玄宗与杨贵妃在牡丹开时于此设宴，梨园弟子奏乐，唐玄宗认为这么好的情境不能用旧词，于是命李白填首新的。歌曲完成之后，宫廷乐手可能在不同宴会场合反复歌唱，遣唐史很可能也在宴席上，有些诗歌就这样流传到了日本。在皇家的传唱之后，平民阶层也会慢慢知道。
界面文化：电影里出现的许多古诗，比如《春晓》和《静夜思》，是几乎所有人都能背诵的诗篇，在当时也是如此吗？唐朝诗歌的经典化是由哪些机制决定的？
辛晓娟：一个是当世人的评价。比如《长恨歌》在当时就有巨大的声誉，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说的是连孩童也会吟《长恨歌》，胡人也能唱《琵琶行》。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在唐朝也已经是极其著名的名篇。《敦煌诗集残卷》有三个手抄本，题作“惜罇空”，文字有些许不同——不同民间版本的存在，也能证明一首诗影响深远。
选集也很重要。比如在电影最后，高适和书童边走边讨论几位诗人，手拿着的便是《河岳英灵集》——唐人殷璠在这本集子里选了开元天宝年间24位诗人的作品。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本朝人选本朝诗，代表了当时的文学评判标准。这个标准有一些和今天相差很远，比如殷璠特别推崇常建，但今天的文学史把他视为二流诗人。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文学评价有不一样的地方。经典化，就是要经历不同时代标准的检验，最终留下的、能够超越时代差异的才是真正的经典。
有的选集是很一流的文学评论家编的，有的是书商自己编的。现在广为流传的《唐诗三百首》是清人的集子，大多数人小时候背的就是《唐诗三百首》，也包括我自己，后来做研究看到背过的诗，就觉得一定是名篇。也有一些学者启蒙用的是《千家诗》，《千家诗》选了一些更生活化的诗歌，是我小时候没见过和背过的，所以他们觉得好的诗和我觉得好的诗，有时候会有错位。
界面文化：电影最后集合了很多有长安意象的诗歌，长安在盛唐诗歌中一般会作为什么样的隐喻和意象出现呢？
辛晓娟：长安是一个理想的象征，今人不一定有这种激情和热情。在电影里，“去长安”这件事情是不用向任何人解释的，似乎每一个唐人都在向往长安。事实也是如此，李白、陈子昂走出蜀山，千里迢迢来到长安；卢照邻离开幽州，来到长安；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甚至跨越沧海，也要到长安。人们认为这座城市充满了活力，可以包容人的一切野心和理想。
尤其在盛唐，大部分人觉得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也相信自己未来有无限可能。几乎所有盛唐诗人有着骏发鹰扬的一面，这可以说是盛唐人整体的气质。即便像杜甫这样非常内敛的人，在早年也说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孟浩然一个写田园诗的、有隐士气质的人，少年时也过着豪侠生活。高适说自己“屈指取公卿”，王翰动辄自比王侯，这就是盛唐人整体的气势。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其实是一首很能体现盛唐气质的诗歌——八仙里边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唐玄宗的亲侄子汝阳王，也有平民，他们坐在一起喝酒论诗，不论王侯。社会足够包容和自由，容得下这些人，这就是盛唐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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