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林子人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女性怎么看”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在这一年里，关于女性主义和女性经验的图书出版物更加丰富；尊重女性主体性、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影视剧和综艺获得了超高关注；人们反思“以爱为名”对女性的束缚与耗损，幻想一种更性别平等的亲密关系是否可能存在……

社会气候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但社会进步的步伐未必与之同步，这一现实带来一种难言的焦灼感，让今年公共舆论场中关于性别议题的讨论充满火药味。在这份盘点中，我们试图梳理这一年里引发热议的性别事件，并厘清它们为何吸引我们的关注，又揭示了怎样的社会文化潜流。

01 “女性主义”的定义焦虑与内部争夺

纵使2019年以来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影响力已越出学术圈的范畴，但恐怕也没有多少人预料到，她会在今年春天频频登上微博热搜。2月17日，上野千鹤子与三位“北大毕业十年”的女性视频博主的对谈视频上线，#北大宿舍聊天 上野千鹤子#的词条迅速冲上微博热搜第一，有关上野千鹤子的话题“破圈”；其后，同系列图书营销活动中的另外一个对谈视频再度引发关注，其中男性视频博主的问题被指剽窃自女性社区；20日，上野与北大教授戴锦华的视频连线被网友誉为“真正实力在线的对谈”，“厌女下架”则毫无征兆地登上微博“热一”；21日，日本杂志《周刊文春》爆料上野千鹤子与已故历史学家色川大吉曾登记结婚，3月15日，#上野千鹤子承认秘密结婚#的词条又登上微博热搜第一，“十五小时的花嫁”背后日本照护保障难以覆盖单身人士的问题得到关注与讨论。 

这位女性主义学者将“父权制”“厌女”等学术概念融入我们的日常语言，成为许多中国年轻人的女性主义启蒙导师——2019年，她在东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发言视频在中文互联网广为流传，其2015年被引进中国的旧作《厌女》迅速加印20多次并于今年再版发行，成为近年来重要的出版现象之一。之后她的其他著作相继被译介，图书市场掀起“上野旋风”。2022年，7本上野千鹤子的作品上市，其著作的译介速度在今年进一步加快。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影视戏剧、网络论战还是政治司法议题、学术讨论中，“女性主义”都已成为热门话题，图书市场内女性主义图书的出版热潮毫无疑问为此打下了智识基础。今年，女性主义图书出版呈现出更多元化的态势：西尔维娅·费代里奇、玛利亚·米斯的女性主义经典理论著作首次被译介至中国；一批讲述中国女性生命经验的纪实作品也涌现出来，包括《盐镇》《最好朝南》《我的母亲做保洁》《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等，补充了宝贵的本土视角。 

而当女性主义的观念逐渐普及并扩展深入，今年我们观察到的一个显著现象是，“何为真正女性主义者”的激烈争论不仅发生在女性主义者与大男子主义者之间，也发生在自认为女性主义者的群体内部。 

在“北大女生对谈上野”事件中，网友迅速发现，三位中国女性视频博主的“学霸”身份并没有带来一场预期中的高质量对话，而更像是三位已婚年轻女性向不婚主义长辈寻求认可，提问令人尴尬，比如：不婚是不是因为被男人伤害过，是不是在女性主义内部不结婚的女性主义者的地位就更高一点，是不是认为结婚是一种愚蠢的幸福等。网友不满于三位高学历女性沉浸于“娇妻思维”难以自洽，浪费了与上野交流的机会。舆论风波过后，上野千鹤子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回应称，无需过多责备个体层面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女性能否“对自己保持诚实”：

“在‘迎合社会和他人期望的自己’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己’之间，你会对哪一个感到更满足和幸福呢？ 为了能感受到‘活着真好’，请一定要过那种自己满意、自己也认可的人生。” 

上述事件只是女性主义同盟内部“整肃”的其中一例，从社交媒体上性别议题相关的骂战来看，某种激进化的趋势似乎正在发生。在《极端主义》一书中，美国学者J.M.伯杰援引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人们会将自己（内群体）和他者（外群体）归类为互相竞争的社会群组成员，在极端主义运动中，这种自然倾向会被大幅放大，而性别正是极端主义的主要类别之一。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不确定性的感知会强化内群体身份认同和对外群体的敌意等极端主义要素。 

我们因此需要理解诱发女性群体内部激进化的外部因素：经济下行期，女性更敏锐地感受到了社会挤压，农村妇女的土地和宅基地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的老问题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严峻就业形势造成职场性别歧视加剧的案例时有发生；在女性主义的声量逐渐壮大的同时，反对的声浪也在相应增强，针对女性与女性主义的网络暴力层出不穷（也就是说，男性群体内部的激进化也在发生，这同样也是因为男性感受到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强，尤其是丧失性别优势或男性特权带来的不确定性）。  

女性普遍感受到，性别观念的转变虽在推动社会进步，但女性生命经验中的负面连续性依然令人沮丧，例如性别暴力。一方面，一些近年来轰动一时的性犯罪事件在今年尘埃落定，如6月15日“牟林翰虐待案”一审宣判，牟林翰因虐待罪被判刑三年零两个月；11月24日吴亦凡强奸、聚众淫乱案二审维持原判，吴亦凡数罪并罚，被执行有期徒刑13年，附加驱逐出境。司法机关加大了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力度，全国检察机关在今年1-9月起诉家庭暴力犯罪400余人，从严惩处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犯罪；最高法在今年11月明确了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也是受害人。但另一方面，女性的身体仍在遭受审视、觊觎、暴力与控制。今年2月，湖南张家界的全女士发视频称自己遭丈夫李某胜割喉，引发广泛社会关注。7月，全女士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湖南省张家界永定区人民法院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并表示放弃上诉，被告人李某胜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今年5月，出版品牌一頁folio主理人范新性侵与编剧史航性骚扰的行为被曝光，在文化行业引起震动。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因为针对女性的暴力仍在继续，真正的平等和公正迟迟未能实现，部分网络发言选择走向极端。 

内群体的激进化首先表现为对外群体的看法日益负面。在全世界范围内，年轻一代女性主义者渐渐倾向于更直接地表达对男性的愤怒、不信任和厌恶。《纽约时报》2021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法国兴起了一股厌男女性主义文学浪潮，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我，厌男》（Moi les hommes, je les déteste）于今年被译介到中国。与此同时，韩国小说《她厌男，她是我女友》也在今年5月译介出版，作者以韩国男性为第一视角，讲述他与前女友重逢后发现曾经的恋人成为了激进女性主义者的故事；本土原创小说《她对此感到厌烦》于4月出版，因男性角色被设定为“全员恶人”，女性群像贯穿全文，只有事业线没有恋爱线而得到读者好评。 

并不意外地，“厌男女性主义文学浪潮”遭到了部分男性的厌恶。《我，厌男》的作者波利娜·阿尔芒热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透露，每当《我，厌男》被翻译成新的语言，她都会收到新的谩骂。在中文版正式上市前，这本书的豆瓣短评区就已出现一星评论，打分者对此书的控诉包括“无中生有，虚空打靶”、“挑起激化社会两性矛盾”等。 

“澎湃·思想市场”撰稿人端木异指出，女性主义运动在西方历史上一直承受着被指责为“厌男”的压力，然而在当下，“厌男”不再只是针对女性主义者的污名标签，而越来越成为女性主动使用的一个词汇，“‘厌男’是女性深嵌在不平等的性别结构中遭遇‘厌女’行为伤害的一种情绪回应，表现可以是抵触、厌恶、愤怒、恐惧或回避这些表现糟糕的男性，大多情况下是性别结构下弱势方的应激反应。”端木异提醒我们注意，不能将“厌女”和“厌男”等同视之，因为前者是男性渴望女性又伤害和贬低女性，后者则是女性的自保和逃避，“而当‘厌女’的伤害无处可逃时，只能转向女性对内的自我贬低和近乎自残的自我伤害。” 

内群体激进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失格内群体的辨认与驱逐，女性内部激荡的“服美役”与“脱美役”、“婚女”与“不婚女”、“家庭主妇”与“职业女性”之争属于此列。界面文化此前刊文指出，秉持“脱美役”、“不婚不育保平安”理念的“激女”群体常常以“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为由，批评在这些问题上立场更温和、有所犹豫或被迫妥协的女性。伯杰注意到，激进化的内群体有严格的界限，很少会容忍消极被动的态度，由于失格成员的“背叛”不能用无知来解释，激进化的内群体可能会以比对外群体更大的敌意面对失格内群体。 

“Lisa疯马秀”所引发的争议完美展现了上述冲突。9月初，韩国女团BLACKPINK成员Lisa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宣布，将于当月28-30日参演法国艳舞团疯马俱乐部的表演节目“疯马秀”，引起轩然大波。批评者认为，参演疯马秀会在象征层面加剧父权制对女性身体的剥削和物化，Lisa此举是在“背刺女性”。10月初，中国女星Angelababy和张嘉倪因被爆观看了疯马秀的演出而遭遇网友举报和抵制。

界面文化刊文指出，女性主义运动通过名人来证明其合法性将不可避免地承受舆论反噬的风险，特别是在观点极化越来越容易发生的社交媒体时代。在中国语境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波和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智识和社会文化成果并未完全落地，人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对性讳莫如深、性骚扰等性别权力结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反思、女性群体内部积极鉴定“擦边”“媚男”的文化环境里，性解放的女性主义批评论争被淹没在了割席骂战里。 

另外一个相关的现象是，随着性别观念水位的提升，女性主义成为近年来越来越重要的文艺批评理论。从春节档电影《满江红》被批用贞操观“辱女”、《流浪地球2》对女性角色的刻画被指刻板印象化开始，今年几乎所有具有声量的影视作品都遭遇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审视，其中最出乎意料的或许是电影《我本是高山》。在11月24日正式上映之前，这部以张桂梅校长真实事迹改编的女性传记电影就因是否尊重人物原型的问题引发了巨大争议，其中极端者更是用动机论揣测主创，认为“男导演拍女性题材，烂片预定”或海清出演现实题材电影是“功利心太强”、“就想拿奖结果翻车了”。但抛开争议桥段，这部电影绝非一文不值，它的出发点的确是揭露部分农村女性被剥夺生存与发展机会的社会隐疾。如果我们只以是否“辱女”、“厌女”为唯一标尺评价文艺作品，将陷入“唯一真理观”的窠臼，忽视文艺作品更微妙丰富的面向。 

02 “大女主”的进化：流行文化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女性主义文艺批评对现有文艺作品的苛责，折射出了人们对真正有女性意识的、反映女性主体性和复杂性的文艺作品的强烈诉求，而文艺创作者也在对此做出积极回应。 

学者倪湛舸曾表示，“网文作者会思考我们的社会关系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我们的政治结构能怎样重新建立之类的问题，这种对整体性的、变动中的现实的把握，是传统的严肃文学所欠缺的。”如果说网络文学是探知社会观念水温变化的绝佳工具，那么我们就应注意这一事件：11月，晋江作者哀蓝写于2022年3月的自述再度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起来，在该文中，这位当代言情网文作者讲述了自己的女性意识觉醒之路。 

2021年初，诸多社会新闻、新认识的朋友以及上野千鹤子的《厌女》令哀蓝的思想产生变化，她反省了自己在过往创作过程中无意识的“男凝”与“厌女”倾向：美化男性“强取豪夺”中的暴力与控制，将诸多美好品德赋予男主，塑造出现实中不存在的完美男性；与此同时，要求女性要美丽、娇软、惹人疼、守贞，将爱情作为女性经历种种苦难后的奖赏。她表示将不再创作男性视角的小说，更多挖掘女性的勇敢、独立和自强。 

今年我们看到，一系列彰显“大女主”、“女性力量”的剧集、综艺牢牢攫取了观众的注意力。3月韩剧《黑暗荣耀》全球热播，在中文世界内亦有极高的关注度。观众们将《黑暗荣耀》称为一部“复仇爽剧”——女主角文东恩因高中时饱受校园暴力折磨，被迫退学放弃建筑师的梦想。多年后，她开启了复仇计划，一一揭露施暴团成员的罪行，令他们受到惩罚。

这样一个睚眦必报、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恶女角色得到观众的喜爱与支持，也进一步颠覆了影视史上“蛇蝎美人”（femme fatale）的经典形象。界面文化刊文指出，蛇蝎美人的出现有女性解放运动的社会背景——女性开始走出家门，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蛇蝎美人因此是男性欲望与焦虑的投射。但时至今日，“恶女”的意涵已随着女性地位和女性意识的提升被悄然改写，她可以是“毫不吝啬地展开个性，被各种欲望缠绕，不断追求理想”的女性。 

蛇蝎美人的历史并非只能追溯到经典好莱坞电影，神话传说中也不乏其身影，比如海妖（siren）。有意思的是，今年5月底播出的韩国综艺节目《海妖的呼唤：火之岛生存战》也将“海妖”抽离出男性中心叙事，重新定义为强大的、复杂的、拥有诸多可能性的女性。节目邀请了此前鲜少出现于荧幕中的职业女性——消防员、运动员、特技演员、警卫、军人——将她们置于荒岛上为求生而战。观众们（尤其是女性观众们）惊喜地发现，女性可以坦率地展现野心、自傲与谋略，说出“肌肉、好胜心和韧性，这三者我都有”，可以为了赢使诈，也可以展露力量不惧身体对抗。截至目前，这部“全女综艺”在豆瓣上有5.6万人次打分，评分高达9.5。 

《海妖的呼唤》在上半年刷新了很多人对综艺和女性形象的认知，到了下半年，国产综艺《我可以47》更进一步，邀请身体素质卓越的女性和男性强者同台竞技。观众注意到，女性不仅可以“享受跟男性做体能上的抗衡和竞争”，而且可以展现出突出的领导才能。而在面对拥有高超体能和谋略的女选手时，男选手真诚地表达了佩服与欣赏，表示不能“以性别来分能力”，节目因此呈现出一种难得的平等尊重的氛围。媒体人萝贝贝表示，到了改写“女神”标准的时候，“流行文化只把女神框定在‘美丽纤弱’的外形上，但神话中的女神们创造人类、立山开海、恩威并施。” 

在电影领域，女性创作者影响力的提升反映在了票房和观众口碑之中。戴锦华曾在FIRST影展的采访中提到，“从媒介特征、工业体制上、生产形态和组织结构上来看，电影都是男性的。”她在12月上海图书馆举办的一场讲座中表示，近年来女性导演全面崛起，尽管原因是电影工业走向衰弱，男性纷纷弃船而逃，女性开始承接他们的位置。她继而表示，目前一些女性导演的女性电影有些“画地为牢”，只关注生育、身体、母子关系等“在男权社会里以绝对的生理差异派给女性的命题”，女性导演应当有能力处理一切关于人类的题材。 

戴锦华似乎暗示了女性导演选择的题材不全面、不深刻，女性的关切有价值但在文化合法性层面有所欠缺。在这个问题上，今年夏天的全球现象级电影《芭比》或许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通过该片，女性导演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完成了一个高难度任务：将一个因数十年来强化女性刻板印象、与当下女性消费者疏远的玩偶，重新打造为一个女性主义标志，并且让这部电影足够有趣、引发思考，而不至于被简单当作生产商美泰的广告片。在片中，芭比在机缘巧合之下离开她的粉红乐园，愕然发现真实世界是一个男性统治的社会，在了解世界真相后，芭比需要重建自我，决定自己的命运。 

界面文化刊文指出，《芭比》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既没有避讳长久以来女性因感受到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而对芭比这个完美偶像产生的微妙爱憎，也用一种坦然得近乎挑衅的态度颂扬了芭比身上凝结的女性审美、女性兴趣、女性情感。文章援引美国学者卡罗尔·海（Carol Hay）的观点指出，认为女性化的兴趣比男性更轻浮，其实也是厌女症的表现，“贬低芭比，就像是贬低浪漫主义小说、肥皂剧和私人日记一样，会洗刷掉女孩的情感和思想基础，使女孩在变为女人的过程中感到她们的情感毫无根据，她们的思想与现实无关。”文章作者尹清露认为，《芭比》的价值在于正视“女之为女”的性别差异，呼吁建立“既不相同，也不对立”的性别平等关系，同时重新定义那些曾让女性感到羞耻矫饰、甜蜜快乐的东西。《芭比》上映后，“热粉红色”——芭比标志色——的走红或许证明了观众接收到了这一讯息。 

如何从女性视角出发讲好故事，女性创作者所面临的挑战其实更加幽微，且无所不在。《狗十三》《涉过愤怒的海》编剧焦华静在接受播客《展开讲讲》采访时表示，受到戴锦华的启发，她意识到了电影的“男性属性”如何影响着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刻画：由于导演、摄影师多为男性，他们在描述主要女性角色的时候习惯去“看她”，将她置于摄影机前，而不是跟着她“去看”她眼中的世界。在拍摄《狗十三》时，焦华静第一次明确感受到性别视角的不同让剧本和电影的最终呈现形成了非常不同的质感。在导演曹保平的镜头下，少女李玩在遇到麻烦和困难时的第一反应是对抗；但在焦华静的认知中，更多这个年纪的女孩第一反应其实是“藏起来”，确认自己安全后再采取行动。 

焦华静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创作者的创作手法就是错误的，而是他们缺乏代入女性视角的经验，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创作者进入电影行业，女性角色的刻画也将出现变化。她相信，优秀的男性创作者能置换“感受人生角度的眼睛的位置”，讲好女性故事。她注意到，由于电影“面向客户”的属性，如今的电影行业正在年轻观众的敦促下做出改变，男性导演更加愿意尝试包含女性角色或女性视角的作品，男性剧组成员越来越愿意聆听女性成员的观点。遗憾的是，电视剧行业则因为“面向行业”的属性而对观众诉求更加迟钝，在女性角色刻画上更容易保留以往的惯习。 

03 我们时代的爱欲：“骂醒恋爱脑”与赛博恋爱游戏

电视剧行业的滞后性显著体现在，观众对部分电视剧女主角的“恋爱脑”强烈不满。今年或许再没有比《我的人间烟火》掀起过更大负面舆论的剧集了，即使是没有看过剧的网友也能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关于这部剧的解说评论，甚至一起群情激愤。截至目前，该剧的豆瓣评分为2.8。《我的人间烟火》原本要展现的是消防员男主和医生女主破镜重圆，冲破家庭束缚的“双强”故事，观众却发现，它的本质是“穷小子攻略白富美”的男频叙事，男主对女主的规训意味强烈，女主则因为男主煮的一碗粥而对他死心塌地，不惜与养父母对立，放弃优渥的生活。年末热播剧《一念关山》“高开低走”，原因同样是观众发现女主人设从最初冷酷强大、挑战性别规训的女杀手逐渐变成了部分观众眼里的“小娇妻”。 

所谓“恋爱脑”，指的是一种爱情至上的思维模式，TA忘我地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恋人身上，失恋时就像失去了全世界。“恋爱脑”一词从2022年开始被网友广泛使用，在今年成为批评为恋爱失去自我的人（尤其是女性）以及女性引以为戒的特定用语。电商平台上大批商家做起了“骂醒恋爱脑”的服务，根据某些店铺的观察，咨询者90%为女性，年龄多在18-28岁。 

与“恋爱脑”相对的，是面对亲密关系时理性主义的、计较个人得失的冷静态度，对这种态度的推崇也制造了另一个流行语——“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GQ报道”用这句话来形容“考研时代的爱情”，记者刘楚楚、崔旭蕾采访了十几位毕业后一直在考研的年轻人，他们当中有人为了考研“断情绝爱”，只用“固聊”（固定聊天对象）汲取情感能量，也有人因学历差距而分手或被分手。报道指出了这种爱情算计背后的时代因素：“疫情三年，毕业生面临更激烈的就业环境，他们对考研有着最激进的执着……这些爱情故事，则成了他们困窘与迷茫的缩影。” 

今年译介出版的《爱的终结：消极关系的社会学》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时代的爱欲特征。社会学家伊娃·伊洛思（Eva Illouz）在本书中指出，“（男性）的性权力与他们的社会权力并不相互独立或相互对立，两者相辅相成。然而，在女性身上，性地位和社会地位更容易发生冲突。”当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察觉到这种冲突，她们对进入婚恋关系就更加警惕。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主体性的核心想象——要自由自主、要不断自我提升——已彻底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恋爱观，“选择不选”成为彰显主体性的主要形态，这种“企业家式的自我”将不可避免地消解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今年女明星离婚的消息一经传出，就会得到几乎一边倒的支持。章子怡宣布结束与汪峰的婚姻关系，虽然她并未透露婚变原因，但网友的普遍反应是声援“姐姐安心搞事业”。“谷雨实验室”以《“娇妻”的觉醒》为题讲述了Melody（殷悦）离婚后的故事。这位活跃于中国台湾地区综艺节目、以“幸福贵妇”的标签为人所知的女星，在44岁时决定结束自己17年的婚姻。离婚后，Melody受邀成为《再见爱人3》的观察室嘉宾，在节目中分享了很多对婚姻和亲密关系的看法。 

在近年来的情感综艺节目中，《再见爱人》或许最能反映人们对婚恋关系看法的变化——离婚不再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而被视作一个人生重新出发的起点。然而与温情脉脉的第一季不同，第三季的三对嘉宾呈现出了婚姻生活中更为幽微、复杂、琐碎的面向，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观众的认知。傅首尔和刘毅成为《再见爱人3》中争议最大的一对。《再见爱人》总制片刘乐在接受“娱乐资本论”采访时表示，这或许是因为傅首尔身上体现了最为激烈的新老剧本冲突——新剧本敦促人追求独立、快乐和自我，旧剧本则强调婚姻中信守承诺的重要性。部分观众对傅首尔的苛责反映了“无过错离婚”仍未成为我们社会的普遍共识，刘乐认为，“很多人还停留在‘我要说出一个被大家理解并接受的理由，才能够堂堂正正地离婚’的阶段。” 

尽管如此，我们并未放弃对爱情的向往，在文艺作品中“磕糖”是许多观众的日常消遣，也是情感需求的某种无意识流露。今年上半年，都市情感剧《爱情而已》备受好评，剧中“可狼可奶”的宋三川与社畜姐姐梁友安这对CP让不少观众磕得上头。据“镜像娱乐”不完全统计，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姐弟恋”题材的剧集明显增多，尤其是2022年以后相关剧集上新频率越来越高。一方面是社会观念的变化使然——2022年发布的婚姻登记大数据中，多地出现“姐弟恋”比例增高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姐弟恋”故事中某种微妙的性别权力调转，刺激了人们对亲密关系的新想象。 

一些对现实失望或不抱幻想的人则转向了虚拟世界寻找情感慰藉。界面文化撰稿人李彦慧在《“纸片人”男友走进现实，女孩们在谈一种很新的恋爱》一文中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女性游戏玩家付费委托coser扮演自己在模拟恋爱游戏中喜爱的角色，进行一场包含吃饭逛街、拍照打卡以及亲密互动的甜蜜约会。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情况下coser也是女性，这一事实反而能让委托者更加安心。“委托cos”仿佛是一个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女儿国，年轻女性在全女环境中模拟异性恋的种种相处场景并沉浸其中。 

在赛博世界投入真感情，中老年群体的力量愈发不容小觑。8月16日晚，网红“一笑倾城”与网红“秀才”连线进行了一场直播PK，直播间在线人数突破10万，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000万。“一笑倾城”凭借邻家女孩的人设出圈，“秀才”则号称是“中老年妇女收割机”，两人都是拥有千万级粉丝的网红。据统计，在“秀才”的抖音账号9月因被举报存在违法行为封禁之前，他的女性粉丝占比70.44%，40岁以上用户占比79.8%。“秀才”的崛起与2020年的“假靳东”并无不同，所反映的依然是中老年女性情感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困境。 

今年冬天在游戏平台Steam上爆火的真人互动影像游戏《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Love is All Around，以下简称《完美》），则揭示了年轻男性对恋爱亦有自己的向往与困惑。在这款游戏中，玩家用第一视角沉浸式扮演男主，与六位不同风格的美女互动，展开恋爱过程。很多男性玩家表示“通过游戏感受到被关爱”。 

与许多其他男性向文化产品一样，《完美》中存在“男性凝视”和“软色情”的元素，但“新京报·书评周刊”撰稿人陈明哲提醒我们注意这款游戏的正面意义：游戏文本中的一些奇葩设定和出乎意料的结局削弱了游戏中性别二元的框架，女性游戏玩家的参与和评论也丰富了游戏阐释空间的多元性，动摇了厌女的性别权力结构；另外，这款游戏确实激发了男性玩家渴望被关怀、与他人产生联系的情感需求，帮助他们理解女性的世界。一个事实或许证明了这一点——游戏中玩家票选第一的角色“郑梓妍”是一个主体性非常强，需要抛弃刻板印象中“哄女友”套路、与之真诚沟通的角色。“设计良好的恋爱游戏确实有可能帮助男性玩家克服这些障碍。通过游戏，他们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探索和表达自己的情感，学习理解和尊重他人的感受。”陈明哲写道。 

04 尾声：跨越差异，彼此理解

11月13日，电影《致真理/人格四重奏：雪莉》在网络上映。影片包含了韩国女艺人崔雪莉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长专访。2019年10月14日下午，雪莉被发现在家自杀身亡。《致真理》的上映再次引发人们对这个早逝女孩的讨论。人们渐渐意识到，雪莉生前遭受的种种恶评攻击其实与她本人无关，而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厌女意识形态使然，她的观念和行为，某种程度上是领先于时代的。在四年后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问，女性经历了什么，是否迎来了一个更好的世界？ 

在美国，“罗伊诉韦德”案已被推翻一年，13个州认定女性堕胎为非法行为。据《纽约时报》旗下播客The Daily报道，从“罗伊诉韦德案”推翻至今年夏天，这13个州的新生儿数量比其他维持堕胎合法的州平均多3.2万，约25%原本有望堕胎的女性放弃堕胎，生下孩子。

然而从全美范围来看，一个有意思的图景浮现了出来——全美堕胎数量不降反升（增幅为0.2%）。多个因素推动了这一结果：女性从堕胎禁令州前往堕胎合法州做堕胎手术；拜登政府修改了必须亲自前往诊所获得医生处方才能获得堕胎药的规定，如今女性可以通过远程问诊的方式邮购堕胎药；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重新唤起了美国人维护堕胎权的决心，大量募资行动围绕堕胎系统展开；纽约州、马萨诸塞州等堕胎合法州通过法案，保护为来自堕胎禁令州的妇女邮寄堕胎药的医生不受堕胎禁令制裁。自由的潮水并未完全调转方向。 

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其“推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了解”。基于数十年的开创性研究，戈尔丁将20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女性群体分为五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阻碍，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她是史上第三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在中国，“牟林翰虐待案”在北大法学院2016级女生包丽（化名）去世三年后尘埃落定。据“正面连接”报道，该案是现行法律体系下有可能判到的最大量级。这一案件将“PUA”、“煤气灯效应”等精神控制词汇彻底纳入了公共讨论的范畴，并在司法体系中扩大了虐待罪的适用范围。2023年年底，该案件入围了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新时代推进法治进程2023年度十大案件”，目前正在投票阶段。如果入选，它将对恋爱同居关系、类家庭暴力、精神虐待等议题都产生更广泛的推进作用。

2023年亦是全球流行文化领域的“女性之年”。12月，《芭比》以30%的员工投票率获得IGN年度最佳影片。格蕾塔·葛韦格当选2024年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评审团主席，她是戛纳电影节历史上第一位出任评审团主席的美国女导演。《时代》杂志将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定为年度风云人物。今年，这位美国女音乐人的“时代巡回”演唱会引发全球轰动，让人们再也无法小觑“女性故事”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自出道起，斯威夫特就在歌曲中讲述她自己的故事，记录“从女孩到女人”的心路历程。她的成功证明了，这些故事是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

我们看到，信息和人员流动为女性带来了激动人心的可能性，思想、人员与文字材料跨越国家界限，在种种交流中一个全球性的智识网络正在形成，启发越来越多的女性。不过我们不应对此表示惊讶。英国历史学家露西·德拉普（Lucy Delap）在《女性主义全球史》中指出，女性主义历史是一个非线性“根茎”的根结构，上面布满了出人意料的生长点、僵局与影响模式。女性之间的批判性对话和思想转译一直在跨时空进行。

“女性主义寻求获得超半数人类的联盟。人类历史上或许还从未有过如此雄心勃勃的举动。”德拉普提醒我们注意，性别问题一直与阶级、种族问题彼此缠绕，截然不同的政治形态、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也让不同地区的“女性主义者”代表了不同的群体，言说着不同的主张。

女性的梦想有相似点也有共鸣，但绝不会全然一致。如果我们承认女性憧憬的未来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可能把全体女性放进一个大写的女性主义者，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跨越差异、彼此理解固然充满挑战，但依然是重要的。在这个保守主义稍不留神就会占上风的时代，它甚至更加重要。

让我们为尊重差异和个体情况的团结呐喊，一点点从自己的身边做起，推动文化的巨石。我们不会停止脚步。